汉魏晋南北朝·史传散文
司马迁 史记·伯夷列传[1]
夫学者载籍极博[2]，犹考信于六艺[3]。《诗》、《书》书虽缺[4]，然虞、夏之文可知也[5]。尧将逊位[6]，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7]，乃试之于位[8]。典职数十年[9]，功用既兴[10]，然后授政[11]。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12]，传天下若斯之难也[13]。而说者曰[14]：“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15]，耻之，逃隐[16]。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17]。”此何以称焉[18]? 太史公曰[19]：“余登箕山[20]，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21]，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22]。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23]，其文辞不少概见[24]，何哉?”
[1]司马迁(前145或135—?)，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伯夷列传》是《史记》列传里的第一篇。伯夷：商孤竹君之长子，详见本文。[2]载籍：书籍，典籍。[3]考信：谓查考其真实。语出《礼记·礼运》：“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 六艺：指儒家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今文家说《乐》本无经，附于《诗》中，古文家说有《乐经》，秦焚书后亡。[4]《诗》、《书》虽缺：据传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零五篇，今有五篇有目无文。《书》亦有三千余篇，秦火后仅余二十八篇，乃老儒记诵所得，时人以今文录出，即所谓今文《尚书》。后又于孔宅壁中得到用古文字书写的《尚书》数十篇，称古文《尚书》。二者文字有差异。[5]虞、夏之文可知：今文《尚书》有《尧典》，古文《尚书》有《尧典》、《舜典》、《大禹谟》，记载了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的事情。虞，虞舜。夏，夏禹。[6]逊位：犹让位。[7]岳牧：古代传说中四岳和十二州牧的合称。四岳传说为尧舜时的四方部落首领。十二州为传说中尧舜时代行政区划制度，州牧为各州行政长官。咸荐：全都推荐。[8]试：试用。位：职位。[9]典职：掌管政事。[10]功用既兴：谓已经产生了功效。[11]授政：谓授予帝位。[12]天下重器：指政权。王者大统：指帝位。[13]若斯之难：像这样的不容易。[14]说者：此处指庄周。[15]“尧让”二句：许由为上古高士，相传尧让以天下，不受，遁耕于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庄子·让王》：“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16]逃隐：逃而归隐。[17]卞随、务光：《庄子·让王》谓商汤将伐夏桀，向卞随、务光请教，二人不作答。汤灭桀后，想把天下让给他们，二人愤而投水死。[18]此：指许由、卞随、务光之事。称：谓被述说或称道。[19]太史公：司马迁自称。[20]箕(ji)山：今河南省登封东南，许由隐居处。[21]序列：谓依次论述。[22]吴太伯：一作泰伯，周代吴国的始祖。姬姓，周太王长子。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他与弟仲雍同避江南，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建立吴国。《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伦：类。[23]由、光义至高：谓许由、务光道义的操守很高。[24]其文辞：谓涉及他们事迹的儒家经典和圣人言辞。不少概见：谓哪怕一点点大略的记载也没有。少，同“稍”。概，大略。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1]。”“求仁得仁，又何怨乎[2]?”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3]。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4]。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5]。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6]，盍往归焉[7]。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8]，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9]：“父死不葬，爰及干戈[10]，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11]，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12]。太公曰[13]：“此义人也[14]。”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15]，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16]，隐于首阳山[17]，采薇而食之[18]。及饿且死[19]，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20]，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21]，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22]，忽焉没焉[23]，我安适归矣[24]。于嗟徂兮[25]，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耶? 非耶[26]?
[1]旧恶：谓过去的仇恨或嫌隙。怨是用希：怨恨因此很少。是，此。用，因。希，同“稀”。按，这段话出《论语·公冶长》。[2]“求仁”二句：这段话出《论语·述而》：“(子贡)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 求仁得仁：谓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3]轶诗：散失的诗篇，指下文采薇之歌。可异：谓不同于孔子之论。[4]孤竹君：孤竹国的国君。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东南，存在于商、西周、春秋时。[5]中子：排行居中的儿子。[6]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商末姬昌为西方诸侯之长，故称西伯。养老：谓尊养老人。[7]盍：何不。一说同“盖”，承接连词。往归：谓去投奔。[8]木主：木制的神位，上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俗称牌位。[9]叩马：勒住马。叩，通“扣”。[10]爰(yuan)：于是，就。及：到。[11]弑(shi)：古代卑幼杀死尊长叫弑，多指臣子杀死君主，子女杀死父母。[12]欲兵之：谓想用兵器杀死他们。[13]太公：姜姓，吕氏，名尚。辅佐武王灭殷，封于齐，为齐国始祖。俗称姜太公。[14]义人：谓言行符合正义或道德标准的人。[15]宗周：谓以周为宗主，承认其统治地位。[16]粟：谓俸禄。[17]首阳山：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又名雷首山。传为伯夷叔齐饿死处。[18]薇：野菜名。[19]且死：将要死。[20]西山：指首阳山。[21]以暴易暴：用暴力取代暴力。[22]神农：传说中古帝名，古史又称炎帝、烈山氏。相传始教民为耒、耜以兴农业，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疾病。虞、夏：虞舜、夏禹。[23]忽焉：快速貌。没：尽，终。[24]适归：往归，归向。《诗·小雅·四月》：“乱离瘼矣，爰其适归。”[25]于(xu)嗟(jie，又读jue)：表示悲叹。徂(cu)：死亡。[26]怨邪(ye)非邪：有怨呢?没有怨呢?邪，表疑问语气。
或曰[1]：“天道无亲，常与善人[2]。”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3]!且七十子之徒[4]，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5]。然回也屡空[6]，糟糠不厌[7]，而卒蚤夭[8]。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9]，肝人之肉[10]，暴戾恣睢[11]，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12]。是遵何德哉[13]? 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14]。若至近世，操行不轨[15]，事犯忌讳[16]，而终身逸乐富厚[17]，累世不绝[18];或择地而蹈之[19]，时然后出言[20]，行不由径[21]，非公正不发愤[22]，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23]。余甚惑焉[24]，傥所谓天道[25]，是邪? 非邪?
[1]或曰：有的人说。[2]天道无亲：谓天道公正，无偏无私。亲，亲近，偏私。与：帮助。善人：有道德的人或善良的人。按，此二句出于《老子》七十九章。[3]积仁絜(jie)行：聚集仁义，修饬品行。絜，通“洁”。[4]七十子之徒：指孔门弟子。[5]“仲尼”句：《论语·先进》：“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仲尼：孔子。颜渊：名回，孔子学生，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早卒。[6]回也屡空：《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屡空，经常贫穷。空谓贫穷无财。[7]糟糠不厌：糟糠都吃不饱。糟糠，酒滓、谷皮等粗劣食物。厌，通“餍”，吃饱。[8]卒：终于。蚤夭：谓短命而早死。蚤，同“早”。夭，夭折。[9]盗跖(zhi)：古代传说中的大盗，名跖。《庄子》有《盗跖篇》。不辜：无罪的人。[10]肝人之肉：《庄子·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徒于太山之阳，脍人肝而餔之。”肝，疑当作“脍”。细切为脍。[11]暴戾(li)恣睢(sui)：残暴凶狠，恣意横行。[12]寿终：谓年老自然死亡。[13]遵何德哉：意谓盗跖又遵行了什么好品德竟得到如此善报呢?[14]彰明较著：谓非常显明。[15]操行不轨：操守、品行不合常轨，越出法度。[16]忌讳：避讳。意谓法令所禁止的事情。[17]逸乐富厚：舒适安乐，财富雄厚。[18]累世不绝：接连几代不断。[19]择地而蹈：选择地方行走，形容做事小心谨慎。[20]时然后出言：谓到应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论语·宪问》：“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时，适时，合于时宜。[21]行不由径：走路不抄小道。《论语·雍也》：“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后以行不由径比喻为人正直或举止端方。径，小路，比喻能达到某种目的的不正当门路。[22]公正：公平正直。发愤：激起愤慨。[23]不可胜数：数不清。[24]甚惑：非常困惑。[25]傥(tang)：倘若，或者。通作“倘”。天道：天理，天意。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1]。”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3]。”举世混浊，清士乃见[4]。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5]!
[1]“道不同”二句：主张不同，不互相商议。语出《论语·卫灵公》。[2]执鞭之士：执鞭驾车的人。一说，市场守门卒(见杨伯峻《论语译注》)。按，这段话出于《论语·述而》，意谓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就是那些比较下贱的工作我也肯做，但如果不能求得，那么我还是要做我所喜好的事情。[3]“岁寒”句：语出《论语·子罕》。[4]“举世”二句：《楚辞·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5]岂：难道不是。以：因为。其重若彼，其轻若此：谓那些清士把道德操守看得那么重，把贫富和生死看得这么轻。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贾子曰[2]：“贪夫徇财[3]，烈士徇名[4]，夸者死权[5]，众庶冯生[6]。”“同明相照[7]，同类相求[8];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9]。”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10]，附骥尾而行益显[11]。岩穴之士[12]，趋舍有时若此[13]，类名堙灭而不称[14]，悲夫[15]! 闾巷之人[16]，欲砥行立名者[17]，非附青云之士[18]，恶能施于后世哉[19]!
[1]“君子”句：君子忧虑身死而名声不能被称述于后世。语出《论语·卫灵公》。[2]贾子：指西汉贾谊。以下一段话出于贾谊《鵩鸟赋》。[3]贪夫徇(xun)财：贪心的人不惜舍身以求财。徇，同“殉”。[4]烈士徇名：有气节的人不惜舍身以求名。[5]夸者死权：矜夸而自大的人为权势而死。[6]众庶冯(ping)生：一般老百姓所凭恃的只是活着。众庶，众民，百姓。[7]同明相照：谓二光相互映照而愈明。[8]同类相求：谓物之同类者互相聚合。[9]“圣人”句：意谓万物得圣人之诠释，其义乃大明于天下。作，兴起。按，这句话出于《易·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10]笃学：专心好学。[11]附骥尾：谓蚊蝇附在马的尾巴上，可以远行千里。比喻依附先辈或名人之后而成名。[12]岩穴之士：指隐士。古时隐士多山居，故称。[13]趋舍有时：谓对何时应出仕何时应退隐有自己的把握。[14]类：率，皆，大抵。名：名声。堙灭：埋没，泯灭。不称：不显扬。[15]悲夫：悲叹之词。夫，语助。[16]闾巷之人：谓平民老百姓。[17]砥行立名：砥砺品行，修养道德，树立名声。[18]青云之士：谓位高名显的人。[19]恶(wu)能：怎么能。施(yi)：延续，延伸。
[解读鉴赏]
《伯夷列传》一文，在《史记》的列传一体中，是章法颇为独特的一篇作品。就《史记》中一般列传的写法而言，司马迁大多是先以叙事的口吻直写一个人的传记，然后在篇末才以“太史公曰”四字开端，来写他自己之评说的论赞。至于《史记》中少数不以个人为单篇传记而以群体合为一篇之传记者，则司马迁有时也先对群体之性质做一番概说，然后再分写个人之传记，如《史记》中之《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属之。然而其《伯夷列传》一篇，则既与个人传记之先叙故实后加论赞者不同，也与群体列传之先加总论后再分叙者不同。《伯夷列传》是先以论述开端，后以论述结尾，而中间只以“其传曰”三字开始，写了一段极短的传记。除了这种叙写次第之与其他列传的叙写手法不同以外，更值得注意的乃是其论述部分也与其他列传的论赞口吻有所不同。在其他列传的论赞中，司马迁对其所论赞之人物的褒贬评价乃是明白可见的，但在《伯夷列传》一文中，其通篇之论述往往都是或以感慨或以疑问之口吻出之，而且往往旁生侧出若断若续，使人难以遽窥其意旨何在，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变化莫测之致。
《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就是《伯夷列传》，而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作者在书中写一篇自序本来很常见，但司马迁把他的自序安排在列传的第七十篇，那就好像是给自己也写了一篇列传，他这一首一尾是有呼应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他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和经历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担任史官的官职，他说他的先人说过：周公 死后五百年而生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有谁能够像孔子一样把我们这一份文化传统继续传承下去呢?这真是很妙的一个开头。孔子在《论语》中曾经说过：“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如果上天打算灭绝一种文化，那么后人就无法再接受这种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打算让这种文化断绝呢?孔子说，那么我不管遇到多少困厄苦难，也一定能够把它传下去。司马迁现在就也有孔子这种信心。可是就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不幸遭遇到了李陵的祸事。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他带领五千步卒深入绝域与匈奴苦战，一直打到矢尽道穷，主将贰师将军李广利也没有给他一兵一卒的援军，最后终于战败投降了匈奴。汉武帝杀死了李陵的妻子和老母，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汉武帝就认为他“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对他的惩罚是处以宫刑。对一个男子来说，那是一种最耻辱的刑罚。如果司马迁不肯接受宫刑，那就只有被处死。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谈到了他为什么不选择死，他说：假如我被朝廷处死，我的死就像“九牛亡一毛”，没有任何价值，世俗的人也不会把我算作殉难死节的一类。我并不怕死，但我之所以接受了宫刑的屈辱，隐忍苟活，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我所要完成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如果我就这样卑微鄙陋地从世界上消失，那我是不甘心的。司马迁还说：古来只有那些伟大不凡的人才能够名声流传于后世，像文王之演《周易》，仲尼之作《春秋》，屈原之赋《离骚》等等，都是由于他们内心郁结着许多幽怨，才把所有的理想都寄托在文字之中。他说“仆窃不逊”——在这方面我不以为自己卑微，因此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我要以此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的书写成了，现在的人不欣赏没有关系，我要把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将来会有人能读懂我的书，理解我的感情和志意。到那时候，我就把我以前所受的一切耻辱都洗掉了。但这种话，“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作《史记》的。他所写的其他人的传记，前边都是史实的叙述，只有在结尾处才有“太史公曰”的议论。只有这篇《伯夷列传》全篇都是夹叙夹议，而且有很多的感慨。更妙的一点是，他所有的感慨都没有明说。你看他这篇文章，有那么多的引号，引的都是别人的话;有那么多的问号，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因为他心里有很多话是不能够说出来的，他的悲慨只能留给读者去探索和回味。如果你不了解这些背景和深意，你一定会奇怪：他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到底在说什么?其实，他的前后都是有呼应的。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开端处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历史上的事情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我们要从“六经”之中来考证。《诗经》和《书经》虽然是不完整的，但远古虞舜和夏禹时代的事情仍然留下了记载的文字。现在你要注意：伯夷、叔齐本来都是以不肯接受君主之位而被后世称颂的，而司马迁却从接受了君主之位的舜和禹说起。这让位而被接受的事情古书上是有记载的：当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的诸侯之长与九州的地方行政长官一致推荐，而且把他们放在工作岗位上试用了几十年之久，看到他们真的有所成就，才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他们。可见，为天下选择一个领导人是多么不容易! 这是六经的记载，是可信的事情。可是，一般的传说却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庄子》里的《让王篇》说的就都是不肯接受君王之位的事情。《让王篇》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接受权力禄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所以就逃跑了。《让王篇》还说，商汤攻打夏桀取得胜利之后，想把天下让给卞随和务光，这两个人也都没有接受。所以你看，同样是有持守有品格的人，却还有不同的类型，就如同《孟子·万章篇》所说的，伯夷是“圣之清者”，他不肯让自己的品德操守沾上任何污点;伊尹是“圣之任者”，他肯为任何国君做事，只要能够拯救天下人民于水火之中就行;孔子是“圣之时者”，他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机遇采取不同的态度。
然而，像许由、卞随、务光那些不肯接受君主之位的清高之人，在“六经”里并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是否可以相信历史上实有其人呢? 司马迁说：我到过箕山，在那里看见过许由的墓。可见，至少许由这个人是果然有的。司马迁又说：孔子曾经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对吴太伯、伯夷都有记载，却没有关于许由和务光的任何材料，那又是为什么呢?你看，司马迁已经开始提出疑问了，他后边还将有更多的疑问提出来，却都不做直接的回答。吴太伯也是一个让位的人，曾经得到孔子的赞美，《论语》里边有一篇的题目就叫做《太伯》。孔子也曾赞美过伯夷、叔齐，说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就是说，他们不计较别人的过失，不怨恨别人，所以别人也不会怨恨他们。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伯夷这个人最后落到饿死的下场，难道他心里就没有怨恨不平吗?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所追求的是保持自己完美的品德，他已经做到了，怎么会有怨恨呢?可是司马迁就说了：我曾看到过伯夷留下来的一首诗，我怎么就觉得他好像是有怨呢?然后他说，“其传曰”——你们看，司马迁发了多少议论，提了多少问题，一直写到这里，才开始进入传记的正式记载。他说，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一直想传位给小儿子叔齐。孤竹君死了之后，长子伯夷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思，就不肯接受国君之位。可是弟弟叔齐认为按照宗法应该由长子继承，因此也不肯继承国君之位。结果他们两个人就一起逃跑了。他们听说西伯姬昌的领地治理得很好，就去投奔姬昌。可是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姬昌已经死了，姬昌的儿子周武王正载着他父亲的牌位准备出兵去攻打纣王。伯夷和叔齐就拦住武王的马责备他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当然不会听他们的话，左右的人想对他们加以兵刃。姜太公说：他们是仁义之人，不可以杀死他们。于是就叫人把他们搀到一边去了。后来武王灭纣得了天下，大家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耻之”。我们说，每个人所认定的持守标准是不同的，孟子也是儒家，但孟子主张民主。武王革命杀死了纣，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 而伯夷和叔齐所持守的是礼法，他们认为，不管对方如何，我们每个人要尽自己的本分，不能做没有道理的事情。做妻子的不能够背叛丈夫，做臣子的也不能够背叛君主，周武王弑君是不合礼法的，所以他们就“义不食周粟”。古人做官都有俸米，因此这个“不食周粟”包含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不肯出来在周朝做官。他们隐居在首阳山里不出来做事情，没有收人，当然也就没有粮食吃，只好“采薇而食之”。薇是薇蕨，是 一种野菜，光吃野菜是吃不饱的，所以伯夷和叔齐后来就饿死了。他们在死前曾经作歌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君主本来是应该爱护人民的，但纣王是一个暴君，没有尽到君主的本分;武王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君主，那也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事。所以周之代殷是“以暴易暴”——以一个暴臣换了一个暴君。而天下人却不懂得这是不对的。在神农虞夏的时代，从来就没有后世这种名利禄位的争夺角逐，但那种时代早已消失了，此后留在人间的只有篡夺和战乱。伯夷和叔齐叹息说：现在我们已经快要死了，我们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为什么就不能生在那神农虞夏的美好时代呢?写到这里司马迁说，“由此观之，怨耶非耶”——他们到底有怨还是没有怨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里边有件事情值得思考：从一个人的持守来说，他能够保全了自己品德的持守，那是“求仁得仁”，没有什么可怨的了。可是周围的社会环境难道是正常的吗? 陶渊明付出了饥寒的代价，保全了自己的操守;司马迁忍受了腐刑的耻辱，完成了《史记》的著作。在他们自己来说也是“求仁得仁”。可是，为什么把人逼到只有付出饥寒的代价，只有忍受腐刑的耻辱，才能完成操守?这就是社会有问题了。你对社会是无可奈何的。这不是悲慨是什么?所以陶渊明归隐之后一方面说“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一方面又说“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这也是怨与不怨的两个方面。
接下来，司马迁的议论就更深入了一步，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为什么像伯夷、叔齐这样洁身自爱的好人就应该饿死呢?而且还不只是伯夷、叔齐，像孔子最好的学生颜渊，也是经常处于贫困的境地，吃最粗糙的食物还不能吃饱，结果很年轻就死了。反倒是吃人肉的盗跖活了很大年纪得以寿终，那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名人，那么近世的人又怎么样呢?近世的例证就更多了：那些操行不轨、为非作歹的人，不但自己一辈子享乐，而且为子女都打算好了，可以世世代代保持富贵;而那些奉公守法、一切遵行正道的人却往往遇到灾难。这真是一件让人感到困惑痛苦的事! 所谓“天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好，假如司马迁这篇文章就停止在这里，那么我们大家就都应该去为非作歹了，因为天道的赏善罚恶似乎已经不大可信了 可是不，司马迁并没有停在这里，下边他一连引了好几段孔子的话，目的是要说明：天道虽不可恃，一个人自己的行为是可以自己持守把握的。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有的人以现世名利禄位的享受为好，有的人认为品格与操守更重要，有的人就宁愿为追求一个完美的品格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所有的草木都很茂盛，你怎么能看出谁更坚强? 只有经过严霜冰雪的考验，松柏才显示出它耐寒的品格。人也是一样，整个世界都龌龊败坏了，清白的有操守的人才能够显示出来，那不就是因为每个人所看重或看轻的并不一样吗? 陶渊明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说，由于我选择了躬耕的道路，以致使你们“幼而饥寒”。可是我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呢? 是因为我“违己交病”——如果我出卖自己而与那龌龊的社会同流合污，那真是比生病还要难受。陶渊明所看轻的是外在的富贵与享受，看重的是内在的本性的持守。这就是所谓“各从其志”。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同样是保持了持守的人，仍然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就如前文所说的，有的人得到了孔子的赞美，有的人不是就没有得到孔子的赞美吗?儒家讲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所谓“三不朽”的事业(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而令儒家士人感到最遗憾的事，就是“没世而名不称”了。一个人“积仁絜行”，生前为持守自己的品德而承受了那么多苦难，死后难道不应该有一个不朽的名声吗? 我在讲清词时讲到过吴伟业的一句词，“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龚胜不肯出仕于王莽的新朝，王莽一定要召他出来做祭酒，他就绝食而死。七十多岁的老人还不能得到善终，这本来是一件悲惨的事，可他却因此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不朽的名声。所以吴伟业认为龚胜比他幸运。人的理想和追求本来是多种多样的，司马迁说：“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贪财的人肯为争夺钱财而死，节烈之士愿意为保护名声而死，喜欢炫耀权势的人肯为追求权力而死，一般老百姓则只求一个安定的生活。所谓“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有相同理想和追求的人是比较容易互相理解的。所以，一般的人只能理解赞美与自己相合的一类，对与自己不相合的那些人就不会去赞美和欣赏他们。只有圣人可以看清和理解一切人。读到这里我们要注意，司马迁他写了那么多传记，记载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说这话不是隐然在和圣人相比吗? 下边他又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但在那些荒僻的乡村之中、山林之内，一定还有不少有持守的人由于得不到圣人的称述而姓名埋没，那真是太可悲哀了。所以，“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一个人可以发愤磨砺自己的品行，但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人替他宣扬，他的姓名怎么能留传到后世呢?
司马迁这些话不是明说，但显然是以孔子的事业自许。对这一点，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天道已不可恃，但我们还要守住人道，要有自己的操行和持守。第二个方面是：天道不是已经没有对善恶的赏罚了吗，那么我要用我的文字给社会一个公正的赏罚。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我要用我的方法来替天行道。《春秋》是有褒贬的，一字之褒就“荣于华衮”，一字之贬就“严于斧钺”。司马迁希望他的《史记》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可是有人就说了：一个人死也死了，苦难也受了，不管是《春秋》赞扬他还是《史记》赞扬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不错，“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不朽之名对本人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可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或者世界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文化，它们之所以有光明，就是因为有这些为了正义的持守而受苦难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物。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为后人留下了黑暗之中的一线光明。所以，用文字把这些人记录下来，使他们的名字不朽，不仅仅是为了还他们本人一个公平，更重要的是给后人以激励和希望。一个人可以尽自己的本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不做不对的事情，但对整个社会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陶渊明退隐躬耕，也是求仁得仁。可是当他想到自己生在这样一个篡夺和战乱的时代，有多少平生的理想都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也会“终晓不能静”。你说他是有怨还是无怨呢? 如果举世的人都在醉生梦死之中，只有你一个人坚持你品德的操守，那么有谁能理解你?有谁能证明你的坚持是可贵的? 陶渊明《咏贫士》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文天祥《正气歌》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是古书上所记载的那些榜样，给了他们孤独中的安慰和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就是靠了历史上有这些人才得到发扬光大吗?
我说的这些已经太过于具体了。司马迁都说了吗? 没有，司马迁只是说“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只是说“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所有那些意思都是隐约恍惚的，你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沉郁的感情在里边盘旋，那只是一种美感，一种留给我们去思索和联想的“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我讲词时曾经提到过“弱德之美”。弱德之美不是弱者之美，弱者并不值得赞美。“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这种美一般表现在词里。而司马迁《伯夷列传》之所以独特，就是由于它作为一篇散文，却也于无意之中具有了这种词的特美。也就是贤人君子处于压抑屈辱中，而还能有一种对理想之坚持的“弱德之美”，一种“不能自言”的“幽约怨悱”之美。
[阅读思考]
鲁迅曾评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结合对《伯夷列传》的阅读，谈谈你对鲁迅看法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