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

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到汉代才出现五言体的民歌。五言比四言音节增加，更富表现力和音乐性，一些文人便开始学习民歌作五言诗。最成熟的五言诗是出现在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这19首诗，作者已不可考，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都是抒发失意落魄情绪和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我们看其中第六首：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一个流落在外的人想采集芙蓉花和兰草赠(遗)给自己思念的人，然而那人却在远隔千里的故乡，无法赠花致意。从“同心而离居”可知思念的是妻子。有家归不得，有妻亲不得，只好怀着忧伤的感情直到老死。这19首诗吸收了《诗经》的比兴技巧，语言圆熟，流利清新，意在言外，艺术成就很高。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是“五言之冠冕”，即五言诗的代表作;钟嵘的《诗品》说它“一字千金”，可见人们对它的珍视。

文人诗作到东汉建安(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年间出现了一次高潮，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写出一批内容充实的好诗。主要成员有曹操、曹丕、曹植，被称为“三曹”;还有“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yu羽]、应玚[chang畅]、刘桢。领袖人物曹操既是著名政治家，又是杰出诗人。他用汉代乐府旧题来作诗，表达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的名诗《蒿里行》写了公元190年关东各郡起兵讨伐董卓的战争。各路兵马到孟津会盟，但“军合力不齐”，都惧怕董卓不敢向前，接着又闹内讧，盟军内部互相打起来，导致大乱。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铠甲生虮[ji几]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历史上的曹操不像舞台上的是个白脸奸贼，而是个很有人情味的政治家，对民间苦难寄予了真切的同情。他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被历来诗人们所钦佩。其子曹丕文名气也很大，其《燕歌行》是中国最早的一首七言诗。“三曹”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曹植。我们读他一首《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海边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诗中描绘了海边百姓贫苦艰辛的生活，由于贫困的折磨，女人和孩子形象如同禽兽，活动在山林中，住处荒凉萧条，狐狸兔子都跑到院中游逛。曹植留下90多首诗作，影响很大。杜甫说“文章曹植波澜阔”。南朝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的才华共有一石(10斗)，曹植得八斗，我得一斗，其余一斗分配给古今其他人。这话当然不确，只能说明他对曹植推崇备至。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是王粲。汉末天下大乱，国都长安被董卓部将搅得混乱不堪，王粲不得不去荆州投靠刘表，途中写了有名的《七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诗人看到的是遍地战死或饿死的骷髅，饿得要死的女人把孩子丢在草丛中，听到孩子号泣，竟然头也不回地哭着走掉，还说：“自己还不知死到那里，怎能做到母子两全!”这是一个母亲啊!诗人也爱莫能助，赶紧驱马走开。诗人用简洁的手笔勾画出一幅战乱时代的流民图。清人方东树评价这首诗说：“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曹植)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

“三曹”和“建安七子”的诗歌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的传统，干预现实，感情炽烈，诗风质朴劲健，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学习的对象。

建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过众多诗人，著名者如曹魏时代的阮籍、嵇康;晋代的左思、陆机、陶潜;刘宋的谢灵运、鲍照;南齐的谢朓、沈约;梁代的吴均、何逊;陈代的徐陵、庾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陶潜。

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据说他是东晋大臣陶侃的曾孙，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做过彭泽县令一类小官。因其性情孤傲，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俸禄)，辞官归隐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以隐士终其生。他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生活，其诗多写田园生活和隐居情趣。《归田园居》诗自述其志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表述了他对官场的厌恶，并充满热情地赞美了归隐田园的乐趣。他把社会比作“尘网”，把官场视为“樊笼”，自己不能“适俗”(不适应官场应酬和追名逐利)，于是像鸟恋巢、鱼恋水一样回到农村中来，过着散淡清闲的生活，精神得到解放，十分称意满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了他的劳动生活：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已疲，庶无异患干。

清晨出去干些轻微的活，黄昏扛着农具归来。冒着冷露寒风劳动，自然很苦，但为生活计，就得不辞艰难。肢体虽然很累，却可避免意外的灾难。他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是为躲避政治迫害，有不得已的成分。他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远游”，可见有过雄心壮志。归隐后，仍写诗歌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赞颂刺杀秦王的荆轲，说明他仍有不平之气。陶潜被尊为“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其实不完全准确。清代的龚自珍说陶潜：“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说他有诸葛亮的抱负和屈原的忧愤。鲁迅也说陶诗中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有人说他“静穆”是把他“缩小，凌迟”了。陶潜的诗表现了他不与恶浊势力合作的品格，描绘了美丽的田园风光，诗句清新自然，不假雕饰，娓娓如话家常，极富艺术魅力，历来被人们喜爱。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诗句，许多人都能脱口而出，证明其影响之广泛。

陶潜之后影响较大的诗人是刘宋时的谢灵运和鲍照。谢灵运出身官僚世家，一生政治失意，寄情山水，开创了山水诗派。他善于雕琢字句，刻画入微，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写秋景，“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写夏景，都是好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一句更为有名。他有好句，但缺完整的好诗，成就不如鲍照。

鲍照出身寒门，在重视门阀出身的南朝，他仕途很不得意，其诗反映了民间疾苦，对现实进行了抨击。如《拟行路难》中的一首：

对案不能食，

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

安能蹀躞.[diexie蝶屑]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

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

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

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

何况我辈孤且直!

诗中充满抑塞不平之气，表现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他的诗慷慨奔放，形式富于变化，成就较高。尤其他常写七言诗，为后来七言诗的成长开拓了道路。

南朝的齐、梁时代，产生了音韵学，作诗讲求四声(平、上、去、入)和对偶，形成了格律较严的新体诗。这种诗诞生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被称为“永明体”，代表作家为沈约和谢脁。永明体诗为唐代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形成做了准备。

南朝后期的梁、陈时代，统治者日益奢侈淫靡，诗风也随之衰颓，出现所谓“宫体诗”，专门写帝王贵族的腐朽生活和色情内容，使诗歌趋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