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文献·先秦两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先秦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诸子散文

1.《老子》

又名《道德经》。虽仅五千余言，但内蕴丰富，行文又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有“哲理诗”之誉。因此，历代注释《老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唐代之前的《老子》注本已有多家，流传至今比较重要的有题为“汉文帝时河上公注”的《老子道德经章句》和魏代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河上公注用章句体，每章都有篇题，重在揭示《老子》的篇章语句大意，通俗简明。据后人研究，这部注释为后人依托，时代可能晚于王弼。王弼注受当时清谈之风的影响，重在发挥《老子》的言外之旨，文笔晓畅，流传于文人学者与士大夫阶层。相较之下，王注影响更大，成为后世较为通行的本子。

唐宋时期，《老子》研究非常兴盛，注本很多。唐代值得一提的是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该本号称北齐时从项羽妾墓中所得，傅奕据其他版本进行校订。虽后人评价不高，但仍是研究《老子》需要注意的版本。《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注释兼采王弼与河上公注，开异本勘合之风。宋代苏辙的《老子解》，见解颇精到，很受后代学者的重视。叶梦得《老子解》篇幅不大，却有独到见解。董思靖的《道德真经集解》、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元明清时期，《老子》注解更多。元代值得一提的是吴澄的《道德真经注》，注解精确明晰，为研究《老子》必读之书。明代薛蕙《老子集解》、焦竑《老子翼》汇集众说，亦有独到之处;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沈一贯《老子通》发挥引申老氏之旨，较为精确。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孙治让《札迻》、易顺鼎《读老札记》、高延第《老子证义》、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魏源《老子本义》等，或校勘文字，或解释疑难词语，或引申发挥《老子》主旨，各有贡献。

近现代研究注释《老子》的著作，广泛吸取了前人成果，数量多，质量也高。比较重要的有刘师培《老子斠补》、马其昶《老子故》、奚侗《老子集解》、马叙伦《老子校诂》、杨树达《老子古义》、蒋锡昌《老子校诂》、朱谦之《老子校释》、高亨《老子正诂》等。杨氏之书征引魏晋以前有关《老子》的说解，可知古人如何理解《老子》。朱谦之的《老子校释》在校勘和注释《老子》上功力颇深。高亨之作虽偶有疏失，多有独到见解，简明精当。在《老子》传世文本的注释研究之外，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甲、乙本《老子》，使我们看到了《老子》汉代初期传本的不同面貌。1993年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战国时期传本的面貌。在此基础上，《老子》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出版了张松如 《老子说解》、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松如、高明和尹振环的著作。张松如书之经文“系于古今诸本中择善而从，逐句写定，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解说中多有独到之见。高明之书依帛书本《老子》，校以王弼本，并吸收历代研究成果，加以详考，对恢复《老子》原貌颇有参考意义，文字训诂和义理阐释也比较精当。尹振环之作将楚简本《老子》与今存各种系统版本的《老子》比较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足资启发。

另外，严灵峰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影印自汉至明《老子》的写本、石本、刻本、注本356种，便于参阅。王重民《老子考》著录《老子》版本四百五十余种。熊铁基等著《中国老学史》，梳理总结历代《老子》研究情况，都有重要参考作用。

2.《论语》

《论语》在汉代被视为“传”，即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汉初流传的 《论语》有三种本子：《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论语》21篇。西汉末，安昌侯张禹依据《鲁论》，参考《齐论》，编成新本，号为《张侯论》。由于张禹为汉成帝之师，因此这个本子影响很大，成为通行的本子。《古论》是鲁恭王在孔子故宅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相传孔安国为之作注。东汉末年，郑玄据《张侯论》，参照《齐论》《古论》，存其异同，作《论语注》。此外，汉代的马融、包咸、魏代的王肃等，也都为《论语》作过注，但这些注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今存较早而又比较系统的古注是魏代何晏的《论语集解》。何氏汇集自汉至魏有代表性的各家注释，价值较高，是阅读《论语》必备的参考书。梁代皇侃撰《论语义疏》，代表了南北朝《论语》注释的成就。

宋代邢昺(932-1010)撰《论语注疏》，注用何晏《集解》，再加疏释。邢疏价值不高，但由于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有一定的影响，是比较通行的本子。宋代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论语集注》。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合《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作注虽重在发挥其理学思想，但也注重训诂，比较简明扼要。加之自明至清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作文章发挥义理也要遵从朱注，因此这部书影响很大。

清代注释《论语》的著作最著名的是刘宝楠(1791-1855)的《论语正义》。刘氏《正义》注用何晏《集解》，再加“疏”疏通发明。征引广博，折中允当，是清人通释《论语》水平最高的一种。

近现代注释论语的著作，最好的当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程书征引古今《论语》注释著作达680余种，可以说是古今《论语》注释的集大成之作。资料非常丰富，学术价值很高。杨树达撰《论语疏证》，该书将三国以前所有征引发挥《论语》或与《论语》有关的资料按《论语》原文排比，有时加案语以申己见，藉此可以了解古人是如何理解《论语》的，值得参考。今人有多种《论语》译注本，比较好的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杨氏《译注》注释简明，译文比较准确;书后又附《论语词典》，标注每一字词的不同义项及其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并选附例句，可作为简单的《论语》词句索引使用，非常方便。

3.《墨子》

《墨子》是墨家的经典著作。由于墨家思想在古代不是主流思想，加上《墨子》之文朴实无华，文字简古，因此清代以前并不受重视，传本讹夺错乱，不便阅读。清代毕沅始校理《墨子》，成为可读之本。清末孙诒让吸取了清代毕沅、卢文弨、孙星衍、汪中、王念孙、张惠言、洪颐煊、顾广圻、苏时学、俞樾等各家零散研究成果，撰《墨子间诂》。孙氏为清末一流学者，经学、小学功底深厚，其注本创见较多，内容比较详备，成为后来通行的本子，学术价值很高。

近现代研究和注释《墨子》的首推吴毓江的《墨子校注》。该书在孙氏《间诂》的基础上又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成为更为完善的新注本。此外，高亨的《墨经校诠》、马宗霍的《墨子间诂参正》、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王焕镳的《墨子校释商兑》、谭戒甫的《墨辩逻辑发微》等，或对以前各家注释拾遗补阙，或对《墨子》某一方面内容作专题研究和训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孟子》

《孟子》为孟子及其门人所著，后世成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是文学性比较强的，对后世散文创作影响很大。《孟子》最系统的古注是东汉赵岐(108?—201)的《孟子章句》，既注释字词，又解释篇章大意，价值较高，为后世注释《孟子》者所本。宋代有孙奭的《孟子注疏》，注用赵岐《章句》，再疏通原文与注。此书是否为孙奭所撰，尚有疑问，“疏”的质量也不高。但由于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有一定的影响。宋代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孟子集注》，是朱熹所定的《四书》之一。朱注虽注重阐发宋儒的理学观点，但也注重训诂，且比较简明。由于朱熹理学思想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因此，这部书在后来颇为流行，自明至清成为科举必读之书。

清代通释 《孟子》的著作，首推焦循的 《孟子正义》。焦循(1763-1820)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其《正义》注用赵岐《章句》，又吸取了历代特别是清代《孟子》考订训释的成果，疏通发明《孟子》与赵注，是一部集大成的注本;又能打破“疏不破注”的陈规，纠正赵注之失，折中允当又有所创见，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时至今日，仍无人能超越。

由于焦循《孟子正义》珠玉在前，近现代没有更高水平的注本。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注释简要，并将《孟子》译成现代语体文，并附《孟子词典》，标注每一字词的不同义项及其在《孟子》中出现的次数，并选附例句，可作简单的《孟子》词句索引使用，比较方便。

5.《庄子》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52篇，今本33篇。《庄子》在先秦时已有较大的影响，但真正成为显学始自魏晋。魏晋时玄学兴起，尚清谈。清谈的内容主要是《周易》《老子》《庄子》，号称“三玄”。《庄子》的注释，当时有数十家，唯崔、向秀、司马彪所注，为世所重。至郭象，乃集众家之长，作《庄子注》33篇。郭注重义理阐发，“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序录》)。郭注33篇本，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最早的完整的古注和《庄子》版本。南北朝时，佛学非常兴盛，由于佛道有相通之处，因此在《庄子》研究中也渗入了佛理成分。

隋唐时期，老庄之学颇受推崇，庄子被封为“南华真人”，《庄子》则被称为《南华真经》。《庄子》注释不下三十余种，但流传至今且完整的著作只有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陆书不附《庄子》原文，摘引字句加以音注;成氏之书在郭象注的基础上对《庄子》义理进行阐发，亦疏释郭注，又较重视词句之训诂，补郭氏之未备，与郭注相辅相成，为唐代《庄子》注释之代表。

宋元至明特别是宋代，《庄子》研究依然兴盛，注释达六十余种。影响较大的有吕惠卿的《庄子解》、王元泽()的《南华真经新传》、《南华真经杂说》、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陈碧虚的《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庄子阙误》等。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等。其中吕氏之书已佚，主要见于褚氏《纂微》中。吕氏注《庄子》，表现了儒道调和的倾向;王氏《新传》等主要发挥《庄子》义理，不重训诂，颇有见地;林氏《口义》平易通俗，以儒、道为一之观点解释《庄子》，不拘旧注，时见新义;褚氏《纂微》集郭象以来尤其是宋人解释《庄子》之说13家，而断以己意，该书主要保存了两宋各家注《庄子》的重要资料;陈氏《章句音义》多依道教观点注释《庄子》;焦氏《庄子翼》取材广泛，集明代之前《庄子》注释之大成;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多引佛经以证《庄子》，援释入道，是其特色。此外，李士表的《庄列十论》论《庄子》者9篇，颇能切中《庄子》之旨，为后世所重。其他如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开《庄子》辑佚之风;苏轼《庄子祠堂记》开《庄子》辨伪之先河;《庄子阙误》开着意订正《庄子》文句讹误之风;王安石、叶适、黄震、杨慎、宋濂等人从思想上对《庄子》的评价，亦颇有参考价值。就通释《庄子》来说，以林希逸、褚伯秀、焦竑三家最有参考价值。

清代的《庄子》注释，由重义理过渡到重训诂。清初影响较大的有王夫之的《庄子解》，在义理和训诂方面均有成就，而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其对《庄子》内、外、杂篇真伪的判断。王夫之还撰有《庄子通》，借《庄子》阐发自己的思想。宣颖的《南华经解》注重章节义理的评点阐释。林云铭的《庄子因》注重字句篇章的注解，“林氏《庄子因》出，而诸注悉废”(董思凝《庄子解序》)，足见此书当时的影响。乾嘉以后，卢文弨、王念孙、俞樾等或对《庄子》进行校勘，或对《庄子》的疑难字句进行解释，各有成就。光绪年间，郭庆藩撰《庄子集释》，集录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音义，并着意汇集清人的《庄子》校勘训诂成果，附以己见，成为集清人《庄子》朴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但有博而不精之憾。清末王先谦撰《庄子集解》，选辑各家有关见解，不事繁琐征引，比较简明扼要。二书同为读《庄子》的重要参考书。清末至民初，对《庄子》校勘和训诂有贡献的还有孙诒让的《札迻·庄子郭象注札迻》、武延绪的《庄子札记》、刘师培的《庄子斠补》，陶鸿庆的《庄子札记》、章太炎的《庄子解故》、奚侗的《庄子补注》等。而乾嘉至晚清阐释《庄子》义理者，多无足观。

今人通释《庄子》，比较重要的有：马叙伦撰《庄子义证》，着力于校勘训诂，对前代研究成果作了总结，颇为世人所重。刘文典的《庄子补正》集录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音义的全部，并加刘氏之补正。刘氏补正虽仅五万余言，但比较严谨，有一定的影响。钟泰《庄子发微》着力于义理篇章剖析，有独到的见解。王叔岷《庄子校补》虽非通释《庄子》，但在校勘训诂方面尤其是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资料非常丰富，结论比较可靠。其他如于省吾的《庄子新证》、高亨的《庄子今笺》、杨树达的《庄子拾遗》、闻一多的《庄子内篇校释》、刘武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杨明照的《庄子校证》、钱穆的《庄子纂笺》等，以传统朴学方法董理《庄子》，均有成就。其中刘武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专为补正王先谦《庄子集解》内篇的注释而作，训诂义理并重，质量很高，值得参阅。

迄今为止，《庄子》的今注今译本亦复不少。今注本有曹础基的《庄子浅注》，简要浅显;译注本有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杨柳桥的《庄子诂译》等，便于初学者参阅。

6.《荀子》

《荀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以富赡著称。汉代刘向校定为32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33篇，实为32篇之误。唐前有12卷本，今已不传。

汉魏六朝时期，《荀子》无注。唐代杨倞为之作注，并调整了刘向本的篇次，分为20卷，成为后世通行版本。宋代有黎的《荀子校勘》、赵汝谈的《荀子注》、洪咨夔的《荀子注》、钱佃的《荀子考异》等。明代有焦竑注释、翁正春评林本《荀子》3卷，归有光选评本《荀子》1卷等，影响都很小。

清代校理《荀子》的著作较多。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荀子杂志》8卷补遗1卷、于鬯的《香草续校书》2卷、郝懿行的《荀子补注》2卷、刘台拱的《荀子补注》1卷、俞樾的《荀子平议》4卷、王仁俊辑《荀子佚文》1卷、任兆麟辑《荀卿子》1卷等，都是札记式的成果。通释《荀子》最好的著作是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是书汇集前代特别是清代的《荀子》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大成的注本，质量很高。

近现代注释《荀子》的有刘师培的《荀子斠补》4卷、刘念亲的《荀子正名篇诂释》、刘盼遂的《荀子正名篇札记》等，多是札记性质或单篇训释。通释《荀子》者有梁启雄的《荀子简释》，采集众说，注释比较简明。另外，章诗同《荀子简注》、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杨柳桥《荀子诂译》也可参看。

7.《韩非子》(附《商君书》)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原名《韩子》，后世为了区别于唐代韩愈，改称《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载《韩子》55篇。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云：“《韩子》二十卷。”《隋书经籍志》云：“《韩子》二十卷，目一卷。”自《旧唐书经籍志》著录20卷，其后无异辞。尽管对其中有些篇章的真伪问题有不同意见，但今本与刘向编订本基本相同。

宋代以前注释《韩非子》的有北魏刘昞、李瓒和唐代的尹知章。刘昞的《韩子注》已佚，李瓒的《韩非子注》被元代何犿校《韩非子》时删去，今亦不传。尹知章注有人认为已失传，有人认为宋乾道本《韩非子》中的无名氏注，即尹知章注。流传至今最早的古注，仅此一种。

宋代有谢希深注《韩非子》20卷。明代有一些评本，但价值不大。

清代研究和注释《韩非子》的著作很多。卢文弨有《韩非子校正》1卷，顾广圻有《韩非子识误》3卷，王念孙有《读书杂志余编·韩非子》14条，洪颐煊有《韩非子校录》，俞樾有《韩非子平议》1卷，孙诒让有《韩非子札迻》，王仁俊辑《韩非子佚文》1卷。这些著作虽非通释《韩非子》，但对校勘训释《韩非子》均有贡献。清末王先慎汇集众说，撰《韩非子集解》20卷。这是清代训释《韩非子》的集大成之作，价值较高。但该书以校勘为主，训释仍嫌简略。

近现代注释《韩非子》的著作，主要有刘师培的《韩非子斠补》1卷、陶鸿庆的《韩非子札记》、高亨的《韩非子补笺》、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梁启雄的《韩非子浅解》、朱守亮的《韩非子释评》等。后四种均为通释《韩非子》的著作。陈奇猷的《集释》汇集了古今研究注释《韩非子》的成果，校勘、训诂、辨伪、辑佚并重，书后并附有《韩非学述》等12种参考资料，是继王先慎《集解》之后又一部集大成的注释，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最近又经修订，更名为《韩非子新校注》，质量又有提高。梁启雄的《浅解》比较简明，便于初学。朱守亮《释评》集古今注释、评析于一体，既注重校勘训诂，又注重文章的评析，是一部兼顾训释与赏析的注本，材料非常丰富。唯其书为台湾新近出版，大陆流行不广。

先秦诸子中，与韩非同属法家学派而早于韩非的商鞅，其著作被编为《商君书》，后人亦称为《商子》。《汉书·艺文志》载《商君书》29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5卷。至宋代已有亡佚，今本一般为5卷，24篇。为《商君书》作注释，宋代以后始有之。但宋元本不传。明人整理训释《商君书》多无足观。清人始真正全面校理《商君书》，有孙星衍、孙冯翼校本，严万里校本，孙诒让校本，钱熙祚辑本，于鬯《香草续校书·商君书》1卷等。其中严万里校本影响较大。注释则有姚焕的《商子解诂》。近现代注释则有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简书的《商君书笺正》、王时润的《商君书集解》、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章诗同注《商君书》等，其中蒋礼鸿的《锥指》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间下己意，被公认为《商君书》的最佳注本。此外，高亨的《商君书注译》附有《商君书作者考》《〈六法〉佚文》《战国两汉人关于商鞅的记述》《商君书新笺》等资料，足资参考。

8.《管子》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刘向《别录》以《管子》为道家言。《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入道家，86篇，这是经刘向校订的本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入法家，19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均为18卷，《宋史·艺文志》著录24卷。今传本仍是86篇，但10篇有目无书，实存76篇。

现存最早的《管子》注本是唐代房玄龄的《管子注》，又题尹知章注，今本24卷。宋代的《管子》注释，今传朱熹注《弟子职》一篇。辽代刘绩的《管子补注》24卷，是在唐人注的基础上作补注。明人评注《管子》的较多，但严格意义上的注本很少，质量也不高，略可提及的有朱长春的《管子榷》、姚镇东的《管子纂注》、翁正春的《管子评林》。

清代研究和注释《管子》的著作不少。洪颐煊、王念孙、宋翔凤、洪亮吉、王绍兰、庄述祖、周悦让、向如章、张佩纶、俞樾、于鬯等均有著述，但多属札记性著作或单篇注释，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管子杂志》12卷和俞樾的《诸子平议·管子平议》6卷价值最高。全面整理《管子》者当数戴望的《管子校正》(又名《管子正误》)。戴氏对《管子》作了系统的校理，有一定的影响。

近现代研究和校释《管子》的，有陶鸿庆、金延桂、尹桐阳、李哲明、庞树典、刘师培、于省吾、颜昌峣等。颜昌峣的《管子校释》汇集自唐至民初的校释成果并附郭嵩焘、郭焯莹的意见，是一部较好的注本，但材料收集并不全，且迟至近年才出版，故影响不及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的《管子集校》。 《管子集校》汇集了历代包括颜昌峣的校释成果，质量很高。但本书不附《管子》全文，仅引有校注的相关文句，不便阅读。黎翔凤有《管子校注》(原名《管子集校补正》，应是对郭氏等《集校》的补正之作)，但尚未见出版。单篇注释质量较高的有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诠》等。

9.《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入杂家，26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入子部杂家，26卷。今存最早的注释是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高氏受学卢植，为当时鸿儒，其注较有价值。自魏晋以迄唐宋，注者无闻。明代有焦竑注《吕氏春秋》1卷，清代王念孙有《读书杂志余编·吕氏春秋》38条，梁玉绳撰《吕子校补》2卷、《续补》1卷，蔡云撰《吕氏校补献疑》1卷，陈昌齐撰《吕氏春秋正误》卷，茆泮林撰《吕氏春秋补校》1卷，俞樾有《吕氏春秋平议》3卷，孙诒让有《札迻·吕氏春秋》等，俱非系统校理注释《吕氏春秋》。毕沅校本《吕氏春秋》是比较通行的版本。近人孙锵鸣有《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冯振有《吕氏春秋高注订补》，范耕研有《吕氏春秋补注》，均属札记式整理注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部全面整理和注释《吕氏春秋》的著作，一是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一是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的《吕氏春秋汇校》。许氏之书校注并重，比较便于阅读，影响较大;蒋氏等人之书注重校勘，亦有重要参考价值。今人注本有杨宽、沈延国的《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王利器的《吕氏春秋注疏》。陈氏之书汇集了古今《吕氏春秋》的校注成果，是继许氏《集释》、蒋氏等人《汇校》之后又一部集大成的注本。最近又经修订，改称《吕氏春秋新校释》，质量又有提高，是比较通行的本子。王利器《注疏》以疏释高注和原文为主，汇集了古今《吕氏春秋》研究的成果，是目前注释最详尽、资料最丰富的注释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