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金代文人对南宋的态度

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金代文人对南宋的态度

一提到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我们很容易想到金代文人对南宋的态度。这正是金代文人涉宋创作独特的认识价值。

与敌对政权相关的是一种敌对的态度,尤其是在战争岁月,这一点更为突出。简单的例子是对同一场战争会有着性质不同的称谓,如南宋所谓“开禧北伐”,金人称之为“泰和南征”,双方从各自立场出发,都自称是正义的。不管双方如何偏颇,但兼听总比偏听偏信要全面。南宋文人痛骂丑诋金人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银河,一洗中原膏血”之类的诗词,“妖孽”、“丑虏”、“逆胡”、“逆贼”、“犬羊”、“豹虎”等等狠毒的字眼更是陆游等人笔下的常用语言,其中有爱国感情,也有民族歧视。与南宋文人异口同声的诋骂相比,金代文人的声音和规模都小得多,毕竟南宋王朝是汉民族政权,所谓正统所在。在民族文化方面,金人不占优势,因而对南宋不可能有种族血统方面的歧视。但作为敌对政权,诋毁宋朝的文字也不时可见。金天会五年(1127),宋钦宗赵桓被俘,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上《贺俘宋主表》,指责宋人,并自我标榜,曰:“稔恶弗悛,自难逃于天网;得道多助,孰敢抗于王师。”(《金文最》卷一二)言外之意就是说宋人失道寡助。同年,刘彦宗在《贺宋画河请和表》中措辞更加严厉,攻击更加充分:

窃惟有宋,昔谓殊邻。始驰一介而来,讲请两朝之好。推诚以待,背德不恭,乃父阴结于平山;既渝海上之约,厥子不割我三镇,又愆城下之盟。迨恶贯之既盈,蹈覆车而不戒。圣算先定,天兵载扬。以蚁虫蚊蚋之屯,战䝙虎熊罴之士。 且天助者顺,人助者信,既弗履行,虽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讵能固守?彼众狼狈而失据,我军奋跃以登陴。夷门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无捐躯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

——《金文最》卷一二



刘彦宗,字鲁开,先世仕辽,相继为相。辽亡入金,位居三公,积极参与金人侵宋的战争,所以他贬斥宋人恶贯满盈、蚁虫蚊蚋之类,可谓不遗余力。金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颁布《谕宋国诏》,骂宋人是“狼子野心”(《金文最》卷四)。宋开禧二年(1206)宋臣韩侂胄发动北伐,于宋是抗敌报国之举,李壁撰写诏文,指斥金人“蠢兹丑虏,犹托要盟,朘生灵之资,奉溪壑之欲”,预言 “声罪致讨,属胡运之将倾”。但这场战争于金却是对几十年和平的挑衅,金人随即应战,与之针锋相对,在《讨宋韩侂胄诏》中以牙还牙:“蠢尔残昏巨迷,辄鼓兵端,首开边隙,败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驱两国百万众之生灵。彼既逆谋,此宜顺动。尚期决战,同享升平。”(《金文最》卷六)似乎更加理直气壮。著名文人赵秉文参加了这场战争。五月,金帅纳兰邦烈、史扢搭俘虏宋将田俊迈,受到金章宗的嘉奖,赵秉文为之作《谢宣谕生擒贼将田俊迈表》,称宋人“丑虏望风而奔”,在《谢宣谕破寿蔡州贼赐玉靶剑玉荷莲盏一只金一百两内府段子十疋表》中又称宋人“蠢尔蛮荒,干兹天讨”(《滏水文集》卷一○)。可见这是金人的一致立场。金兴定年间,金宋又多次交战,有位名叫纥石烈牙吾塔的金将,为人暴横跋扈,好以鼓椎击人,人称卢鼓椎,臭名昭著,据说他的恶名“可以怖儿啼”(《金史》卷一一一《纥石烈牙吾塔传》)。在他镇守宿州、泗州期间,曾多次击败宋军。兴定五年(1221),他向宋人下一挑战书,极尽讥讽羞辱之能事,全文如下:

宋与我国通好,百年于此。顷岁以来,纳我叛亡,绝我贡币,又遣红袄贼乘间窃出,跳梁边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国若以此曹为足恃,请悉众而来,一决胜负。果能当吾之锋,沿边城邑,当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号鼠窃、乘间伺夜以为此态耶?且彼之将帅亦是受钺总戎,而临敌则望风远遁,被攻则闭垒深藏,逮吾兵还,然后现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气,女子有志者犹不尔也。窃为彼国羞之。

——《金文最》卷五三《遗宋人书》



观此战书,这位将军几如小民骂街,泼妇叫阵,视宋人不如小民女子,倒能击中宋人要害,逞一时口舌之快,尽显金人蛮横张狂之态。料想宋兵视后,难免气咽不平。

这类口诛笔伐不仅出现于上述官方文书中,有时还出现在少数普通文人的文学创作之中。如可恭是一位不知名的文人,他的生平我们一无所知,从其名字来推测,可能是位有一定汉文化水平的女真人。他在《宋俘记》前言中称颂“大金应天顺人,鞭挞四方,汴宋一役,振古铄今”,指责宋朝“彼昏闇昧,寡信轻诺”,说宋太宗“居心刻毒,历古所无。天鉴不远,祸延后嗣。授人以柄,使括其囊。尽室偕行,实相为报”。在北宋灭亡之初,褒金抑宋的态度即如此分明,似不是一般汉族文人的心态,倒是与金源侵略者如出一辙。另一位汉族文人刘昂(字次霄)在泰和南征期间写下了一首《上平西》词,更具文学色彩:

虿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

据“已平全蜀”四字,该词当作于泰和六年十二月宋将吴曦降金之后,当时金兵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词中,刘昂对南宋兵力极端蔑视,视之为不堪一击的虿锋、螳臂,对金兵的实力以及初战告捷无比自豪,对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这与宋人自诩的“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等言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大多普通文人在非官方文书中对南宋的态度则比较平和。自宋入金的蔡松年后来跟随金兵南侵,被海陵王“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也许他免不了写下一些攻击南宋的官方文书,但他在诗词创作中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兴奋和喜悦,没有任何攻击南宋的言论,相反在南侵途中还痛感“桔槔听俯仰,随人欲何为”的苦恼。泰和六年十月,金帅仆散揆分兵九路,大举南伐,仆散揆率兵三万经颍州、寿州南下,时任兵部郎中的赵秉文也随军南征,途中除了写作《谢宣谕破寿蔡州贼赐玉靶剑玉荷莲盏一只金一百两内府段子十疋表》之类公文外,还先后写下了《通许道中》《庐州城下》《辕门不寐》等诗。与公文相比,诗中的语气要缓和得多。如《辕门不寐》(《滏水文集》卷七):

萧萧传柝月三更,欹枕辕门听鼓声。战马不肥淮甸草,征人愁望历阳城。兵戈荏苒音书绝,行李萧条虮虱生。早晚楼船下杨子,满天风雨洗蛮荆。

其中虽然也还有“蛮荆”这样仇视南宋的字眼,但不是很强烈,远没有刘昂《上平西》词中的那种慷慨激昂,反而有些厌战情绪。这至少可以说明赵秉文对这种战争并不是很积极。《通许道中》(《滏水文集》卷六)的语气更加平和:

晓逐三军发,清寒苦不禁。征骖过野店,寒月出疏林。宿火留行客,霜枝滑冻禽。据鞍觅闲句,愁些不成吟。

通许在今河南境内。题下原有自注“南征”二字,但诗中却没有涉及南征对象,除了“三军”、“征骖”等词语之外,几乎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只是一味地抒写途中清寒愁苦之状,可见其从军的无奈之情。对自称为正义的泰和南征尚且如此被动,说明金源文人们并不是积极支持女真统治者的军事行为。

此外,在文人杂著中,文人的感情还有复杂的一面。金兵消灭北宋之后,俘虏大量嫔妃姬妾,大多数侵略者将她们视为战利品,肆意蹂躏。《南征录汇》等书记载了她们的不幸命运,其中有多名女子抗命不从,惨遭屠害,“一女以箭镞喉死”,“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命,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七日”。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威逼下,仍有人继续反抗。下面是一位被折抵千金的王妃与金国二太子完颜宗望的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曰:“汝家太上(指宋徽宗)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妇语塞气恧,随侍小奄屡唤娘娘自重,妇不自主,小奄遂自刎。

完颜宗望居然说得头头是道,将强迫妇女说成是女子应尽的本分,还认为这种抵押作价比宋廷征召民女入宫要宽厚优越,弄得这位妇女有口难辩,气塞语咽。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双方的心理。类似冲突还发生在宋徽宗与金帅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之间。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看中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帝姬,在一次宴会上,完颜宗望要宋徽宗将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宋徽宗不同意,因为富金帝姬已是蔡京的儿媳,不能不顾廉耻,再嫁二夫。完颜宗翰听后大怒,严厉斥责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宋徽宗没有示弱,抗颜申辩:“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结果被完颜宗翰呵斥出去。尽管宋徽宗及宫女的反抗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正是这种反抗,保留了那最后一点人格尊严,或许还能赢得金人的尊敬。金人这种记载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理解,客观上为我们了解入金宋人的生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王成棣《青宫译语》在如实记载金兵押解宋室嫔妃北归的过程中,还不时地流露出同情之心。如记载天会五年(1127)三月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坠马损胎,不能骑行”。邢妃是康王赵构之妻,朱妃是郓王赵楷之妻。五月初七、初八途经鱼儿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加于此”。对姬妃们的不幸,颇为关注。该书还记载这些姬妃痛苦的心灵。在途中一次宴会上,金国千户韶合强迫朱妃和宋钦宗妾朱慎妃“唱新歌”,以佐欢助兴。不得已,朱妃作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朱慎妃作歌曰:“幼富贵兮绮罗裳,长入宫兮侍当阳。今委顿兮异乡,命不辰兮志不强。”据载二人“皆作而不唱”。她们当时凄苦的心声、悲愁的感情,一定令作者为之动容。当然,作者如同许多金人一样,对宋朝后宫生活不免有些猎奇心理,他们向嫔妃们打探帝王们的私生活,记载了宋徽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宋钦宗“不迩声色”、康王赵构“好色如父”之类的隐私,这反映了金人的心理。

金人对待南宋还有友好的记录,这一般出现在和平岁月。金大定九年(1169),一位宋朝贺正旦使得了伤寒,金世宗有《赐宋使银合汤药诏》,称:“会朝岁旦,蒙犯寒威。眷惟将命之恭,有加劳勚;宜锡卫生之物,迎致冲和。今差入内内侍御直郎虞友益赐卿汤药一银合,往当祗受。故兹诏谕,想宜知悉。冬寒,卿可平好否? ”(《金文最》卷五)虽是诏书,却充满着人情味,洋溢着关护之情。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又有《赐宋贺生辰使副银合汤药诏》。只是这类文字并不多见。其他如粘割没雅《谏毁宋故都丘陵疏》、胥鼎《言伐宋六不可疏》、许古《谏伐宋疏》、杨云翼《谏南伐疏》等等,客观上存在友好的一面,但主观上更多的是从金国自身利益出发,不能视为友好的表现。

最值得注意的是金亡之后元好问等人对南宋的态度。元好问在《续夷坚志》卷四中记载了一则《泗州题壁词》:

兴定末,四都尉南征。军士掠淮上良家女北归。有题《木兰花》词逆旅间云:“淮山隐隐,千里云峰千里恨;淮水悠悠,万顷烟波万顷愁。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

《全宋词》据此收录,题作淮上女《减字木兰花》。元好问将它记录下来,本身就说明他已经摆脱了民族与政权的偏见,对这位淮上女寄予理解和同情。《续夷坚志》吴继宽抄本在这段文字的结尾还有“情溢空外,良可悯焉”等语,很可能就是元好问的评价。《中州集》卷九在王或《禅颂》“烈日初心不敢谩”句下特意详细记载了南宋李申之被俘之后的感人事迹:

贞祐末,行台都尉南征,获武经进士李申之于盱眙。左右司郎中刘光谦达卿、润文官李献能钦叔,爱其才辩,欲活之,以避嫌不敢也,乃托以问事机,令军中羁管之。申之作诗赠主囚者云:“一饭感君无地报,寸心许国只天知。明朝定作长淮鬼,马革仍烦为裹尸。”又云:“胸中万古横钟阜,一死鸿毛断不移。”又献书都尉云:“金国岁岁南侵,计所得不能一二州,而军力折耗殆尽。今岁此举,亦曾虑人有议其后,何以御之乎?为公计者,不若此南军大举敛兵而退,虽屡出无功,得全师而返,犹可自救。不然,师老食殚,困顿于坚城之下。谗间一行,则公受祸不久矣。某军败而死,固其所也,乞于盱眙城下,责以不降之罪,以一死见处,使人人知之,则都尉亦于名教有功。”书上之明日,申之谋遁归,不果,乃杀之。钦叔说其临刑,回面南向,欣然就戮,甚嗟惜之。予谓申之 “胸中万古横钟阜” 与王知非 “烈日初心不敢谩”,皆烈丈夫语,故附见于此。

刘祁《归潜志》卷八也记载了此事,但文字较简单。据《金史·宣宗本纪中》,此事发生在金兴定三年(1219)二月,当时金兵统帅是仆散安贞,李申之为宋军统制官。李申之被俘后,以其才辩博得金人的赞赏和爱惜,面对死亡和诱惑,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还反过来分析金兵形势,劝金帅撤军。他的事迹,《宋史》失载。出于敌方的这一记载不仅弥补了南宋文献的不足,而且比南宋人的记载更加可信。更重要的是,李献能、元好问等人的由衷赞叹,说明他们超越了金源单一政权的立场,泯灭了敌对政权的界限,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宋金双方的政治军事。

持类似立场的还有刘祁。《归潜志》卷七检讨金末的频繁南征,有下面一段文字: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故宋人边檄有云:“暴卒邸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

其中主要观点与上引李申之之论基本一致。有趣的是,刘祁居然征引措辞尖锐的宋人檄文为证,表明他对这篇檄文的认同,体现出较开阔的视野。更可贵的是,刘祁还能称赞坚持抗金的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说“辛一旦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与他的同学党怀英“虽所趋不同,皆有功业,宠荣视前朝李榖、韩熙载,亦相况也”(《归潜志》卷八)。他所说的“功业”应该包括辛弃疾念念不忘的抗金事业,这无异于承认了辛弃疾抗金言行的合理性。元好问对辛弃疾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这虽然主要是就其词而言,但也没有排除其词抗敌复国的主题。

元好问等人之所以能够平等客观地看待宋金双方,是因为金朝灭亡结束了宋金对峙的政治局面。这时,文人们可以不必顾虑金朝统治者的忌讳,可以坦然地谈论有关南宋的方方面面,如南宋的抗金问题。否则,刘祁就不可能公然称引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之类词作。比较而言,南宋文人直到南宋灭亡以后也缺少这种宽广的视野,始终未能正视金源政权存在的合理性。

总的来看,金人对南宋的态度基本上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与南宋文人对金的态度恰好形成了对照。

注释

① 《中州集》卷八载王竞《奉使江左读同官萧显之〈西湖行记〉因题其后》一诗,可见萧氏著有《西湖行记》。② 《中州集》卷八说宋楫于泰和三年使宋,误。参见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第14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① 本文所引《金文最》,据中华书局1990年版。① 蔡松年《淮南道中》,《中州集》卷一。①② 崔文印《靖康稗史笺证》第174-17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①②③④ 崔文印《靖康稗史笺证》第177页、第185页、第179页、第177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① 转引自《元好问全集》卷四九。《续夷坚志》吴继宽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① 《元好问全集》卷四十五《遗山自题乐府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