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词·第三、第四代词人群的新变与辉煌

第三代词人群，是以叶梦得(1077—1148)、朱敦儒(1081—1159)、李纲(1083—1140)、李清照(1084—1155?)、张元幹(1091—1161)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群。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陈克(1081—1137?)、周紫芝(1082—1155)、赵鼎(1085—1147)、向子(1085—1152)、李弥逊(1089—1153)、陈与义(1090—1138)、岳飞(1103—1141)等词人。

这代词人主要生活在12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高宗三朝(1100—1162)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创作环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即靖康之难以前，是在徽宗朝(1101—1125)畸形的和平环境中度过，生活比较安定惬意，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新的时代特色。而此时周邦彦、贺铸等老词人仍占领着词坛。因此，严格说来，第三代词人此时只是做着创作“前期”的艺术准备。

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在与北宋联手灭辽之后挥师南下侵宋，年底即逼近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兵围攻汴京，在以李纲为首的守城将士的顽强抵抗下，被迫退师。同年底，金兵再度进攻夺取了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可这位乘乱登基的皇帝，不思抵抗，在金人步步进逼之下，渡江南逃，一直被金兵赶到东南的大海上。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天，金兵才退出江南，占据着淮河中流以北的中原领土。从此，宋金分疆而治，但战火并未停歇。南渡词人的后半生就生活在这个战乱时代。战火硝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倾向。他们在建炎南渡以后(1127—1161)的词作，主要是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人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悲剧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这代词人群人数众多，有词集传世的就有四十多人，超过了前两代词人有词集传世者的总和(不到三十人)。从词人的角色身份和创作倾向来看，这代词人群可分为三个创作阵营或三种创作类型。

一是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群。这主要有叶梦得、陈克、朱敦儒、向子、李弥逊、陈与义、王以宁(1090?—1147?)、张元幹、岳飞和“南宋四名臣”——李纲、李光(1078—1159)、赵鼎、胡铨(1102—1180)等人。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直接或间接地投身过抗击金兵的战斗，如李纲指挥过靖康元年的 “汴京保卫战”;张元幹为其幕下参谋，也亲冒矢雨指挥杀敌;王以宁在李纲率兵援救太原的战斗中曾生擒敌兵数十人;向子转战南北，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与金兵巷战八日;李光、李弥逊、叶梦得先后任地方长宫，都建有守城保土之功;岳飞更是战功赫赫的名将;赵鼎任宰相时曾亲临抗金前线指挥;具有“文武全才”的朱敦儒也做过前线军幕的参谋官; 陈克晚年投笔从戎，在绍兴七年(1137)的淮西兵变中遇难;胡铨虽未驰骋于战场，却用笔杆子投身于抗金的斗争，上书力主抗战，请斩卖国求和的秦桧，声震朝野。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战派，但因朝廷的主和势力常常占着上风，尤其是在绍兴八年(1138)秦桧专权之后，一味向金人屈膝求和，这批抗战的志士词人更是备受打击迫害而报国无门。创作上，他们面向激烈变化的时代现实，表现民族的苦难生活，抒发对国事的痛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词风悲壮慷慨，代表着南渡词坛的主流和词史进程的新方向。

二是遁世与玩世的隐士词人群。这有周紫芝(1082—1155)、吕渭老、杨无咎(1097—1177)等人。他们虽然也历经战乱，但时代风云、战争乱离、国家破亡似乎并没有激起他们心底的波澜。他们只是封闭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吟诵着林泉风月中的逍遥自在，词作缺乏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志士词人群在遭受打击、被迫隐退之后，也写了大量的隐逸词。“隐逸”避世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一种普遍心态和行为方式，也是当时词作的热门题材。不过，志士词人群的“隐逸词”，并未真正忘怀现实人生，而蕴涵着压抑与不平之气。隐士词人的隐逸词，则多几分宁静与闲适自得，他们的词风在南渡前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战争离乱似乎既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命运，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创作态度和创作风格。

三是颂世和谀世的宫廷词人群。这有康与之、曹勋(1098—1174)、史浩(1106—1194)、曾觌(1109—1180)、张抡等人。他们或是嬖客，或是内廷宠臣，专门在宫廷里遵命创作，或歌功颂德，或应制献谀，以讨得主子皇上的欢心。这批词人年寿较高，登上词坛的时间也比前两群词人稍晚，他们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高宗朝的后期，并延续到孝宗朝，而与下一代词人辛弃疾等人的创作时代交叉重叠。

此期间词坛的发展走向，可以从词人对待苏轼词风的冷热变化上看出。南渡前徽宗朝二十多年的词坛，苏轼颇受冷落。当时的“少年”讥讽苏轼是“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永)，则学曹元宠(组)”(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不少词人都是走“花间”的老路，或是跟着周邦彦等人随声附和。直到靖康之难爆发以后，南渡志士词人群才重新发现苏轼，而沿着苏词的“诗化”方向前进，把词当作诗来写，其词可歌却不追求入乐歌唱，重在发挥词的抒情言志功能，从而把一度冷落了的苏轼开创的抒情范式经过充实提高后直接传给后来的辛派词人。

就词史的进程来观察，这个时期是词史的新变期。说其“新变”，是因为南渡词人在南渡以后空前地将词的抒情取向贴近了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视野不再是局限于个体化的情感世界或普泛化的超时代的情感思绪，而扩大到社会化的民族心理、社会心声，加强了词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并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

南渡词坛，是以群体的力量和优势推动着宋词的发展，尚未产生像苏轼、周邦彦那样开宗立派、领袖一代的“大家”，但此时出现的杰出女词人李清照，也足以使南渡词坛放出异彩。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词作虽然不到五十首，但几乎首首是“精品”。这种“精品”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是颇为少见的。她具有天才的艺术表现能力，能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最平常的语言准确地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用一两个日常动作细节的勾勒就能传达出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变化。她的语言，具有“清水出芙蓉”般的天然纯净之美，自成一种风格。约略与李清照同时的女词人朱淑真，以其独特的悲剧性体验，充实和丰富了这个时期词的艺术世界。

第四代词人群(1163—1207)，是以辛弃疾(1140—1207)、陆游(1125—1210)、张孝祥(1132—1169)、陈亮(1143—1194)、刘过(1154—1206)和姜夔(1155?—1209)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另有袁去华、刘仙伦、杨炎正(1145—1216)、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和张辑等词人。

这代词人，都是在靖康之难后出生，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屈辱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孝宗、光宗二朝，是一个号称“中兴”，给人希望最终又令人失望的时代。孝宗刚登基时(1162)，摆出一副与金人决斗的架势，朝野上下，人心大振，给收复失地、一统河山带来了希望。可不久因战败兵溃，孝宗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长期坚持固守讲和的战略。“隆兴和议”之后，宋金长期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孝宗及其子孙据守着半壁河山，安心做着向金朝屈膝称臣、半是主子半是奴仆的皇帝。然而，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愿望是要恢复失地，夺回中原。应运而生的辛弃疾等一代文武通人，期待着横戈跃马，登坛拜将，收复中原，一统江山，然而希望渐成泡影，理想最终幻灭。一代英雄豪杰只能虚度青春，消磨岁月。南渡以来已经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词作，自然要表现英雄志士们的情怀和个性。因而，此期的词作，主要是表现英雄们的壮怀理想和壮怀成空后的压抑苦闷。

他们是在南渡词人相继辞世后登上词坛的。他们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12世纪下半叶。宁宗开禧三年(1207)，词坛主帅辛弃疾含恨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词史的结束。这个时期的词坛，创作队伍阵营强大，有词集传世的知名词人就有五十多位，而且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范并存共竞，是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的高峰期。

从词人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来看，这代词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这样有救国壮志且具方略、勇于进取而未获重用、无法施展其文经武略的英雄志士;一类是像姜夔那样的才高名盛而毫无政治地位的江湖名士。刘过虽属江湖名士，词风却与辛、陈相近。

创作倾向上也壁垒分明。以辛弃疾为领袖的英雄词人秉承苏轼的抒情范式，沿着南渡志士词人的创作方向，写“豪气”词、“诗化词”。他们把词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也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人生命运和人格个性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突出。一人之词，就是一个独特完整的生命世界。词的创作手法，不仅是借鉴诗歌的艺术经验，“以诗为词”，而且吸取了散文的创作技法，“以文为词”。词的语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诗文中的语汇。虽然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有时不免损害了词的美感特质，但此期词人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在词中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对人生、自然、社会、历史的观察、思考和感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则空前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并巩固了词体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独立的文学地位。

姜夔则远承周邦彦写“雅词”、“乐化词”，而自树一帜，与其追随者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人别成一派，而与辛派形成双峰对峙之势。

中兴词坛，艺术成就最高、创造力最强劲并雄踞词史艺术峰巅的词人，无疑是辛弃疾。辛弃疾原是出身行伍的英雄豪杰，本无意于做舞文弄墨的词人。由于历史的颠倒错位，他无法使用刀枪去战场上建立丰功伟业，只得拿起笔杆在词坛上创造辉煌。词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把自己的全人格、全生命融注在词作中的词人。他的词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完整的、丰富阔大的英雄的词世界，在词境上有着多方面的拓展，在词艺上也有多方面的创造和提高^①。

辛派词人是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直接的桥梁则是张孝祥。张孝祥比辛弃疾年长几岁，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前后，南渡词坛的李清照、朱敦儒和张元幹等著名词人已先后辞世，而辛弃疾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后才逐步在词坛崭露头角^②。从绍兴末到乾道中(1161—1168)，词坛上最著名的词人，就首推张孝祥。

张孝祥与苏轼的气质有些相似，都是天才型的诗人，他作诗填词也以东坡为典范。他的名作《六州歌头》，把抒情、描写、议论融为一体，声情激越顿挫，风格慷慨沉雄。其指陈时事的纵横开阖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都直接成为稼轩词的先导。比辛弃疾年长15岁而创作基本同时的陆游，虽然平生专注于诗歌创作，作词只是“业余”爱好，但其词作也颇具个性，表现了他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生体验。他的《放翁词》，表现了集文士、战士、隐士于一身的放翁形象，展现了英雄战士渐变为落魄文士、“无聊”隐士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情怀，丰富充实了词的情感世界。

陈亮也是豪侠，“喜谈兵”，“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宋史·陈亮传》)，终生致力于中兴、复仇的大业，51岁状元及第时自称“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陈亮《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他与辛弃疾是志同道合的密友，“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卷四)。他常常用词来表达他的政治军事主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和纵横开阖的议论性是其词最突出的特点。

刘过是终生流浪江湖的布衣、游士，既有侠客的豪纵，又有游士的清狂。他词作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自傲自负又自卑自弃、狂放不羁又落魄寒酸的江湖狂士。刘过的《龙洲词》，第一次展现了南宋中后期特殊的文士群体——江湖游士的精神风度、生活命运和复杂心态，具有独特的生命情调和个性风格。

同期的姜夔也是江湖游士，但比刘过少几分清狂而多几分雅韵。他的词，题材取径较窄，主要是写恋情与咏物，在词境上并无多大拓展，但艺术上却另创新机。姜夔作词，师法周邦彦。与周相比，姜夔的恋情词又别开生面。他往往过滤省略掉当初缠绵温馨的爱恋细节，而只表现离别后精神上的追求苦恋，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的情趣;又不用艳丽的字面来装饰，热烈的恋情出之以冷峻清雅的笔调，即所谓健笔写柔情，从而形成清刚峭拔的神韵。周邦彦的咏物词，已初步将身世之感和怀人伤别渗透其中，姜夔的咏物词由此深入，更将恋情与咏物打成一片。周词往往是将物态与人情“联合”写之，词中人与物是双向交流;姜词则是把物态与人情“融合”写之，词中人与物同化合一，更显精妙。咏物而别有寄托，是姜词的又一特点，也是对宋末咏物词影响最大的一点。白石词的语言也独具个性。与周邦彦词相较，周词的语言色泽艳丽，如春日牡丹;姜词的语言色调清幽，似雪中寒梅。周词多融化前人诗句，用的是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方法;姜词则是自铸新辞，吸取的是江西诗派清刚峭拔的精神，改变了历来“婉约”词语言软媚柔弱的原质。

姜词因语雅、调雅、味雅，而被宋末词人奉为雅词的典范。清人汪森《〈词综〉序》即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

注释

① 参见王兆鹏《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② 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93年增订本,辛弃疾的第一首编年词,始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此后四年仅有词1首。乾道四年(1168)后词作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