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诗歌·南北朝诗歌

南北朝诗歌主要是指先后建都在建康 (今江苏南京) 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和分别在长安和洛阳及邺城建立割据政权的十六国、西魏、北周以及北魏、东魏、北齐等时期创作的诗歌。南北朝诗歌创作，就总的方面而言，前后的成就变化较大。南北朝前期，具体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诗歌创作的重心在南方。此后，随着庾信、王褒、颜之推等南方作家流落北方，以及北方重要作家的成熟，不论是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北朝后期的文学创作成就，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甚至超过南方。

南方政权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而就诗歌创作潮流来说，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元嘉体”、“永明体”和“宫体”。

“元嘉体”是从东晋以来的玄言诗中解脱而来。“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个变化开始于东晋晚期的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而完成于谢灵运。《南齐书·文学传》称：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这里，“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一派以谢灵运为鼻祖，而“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一派则是鲍照的余韵，至于傅咸等开创的“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的诗风，还应包括颜延之。这就是历来为人称道的所谓“元嘉三大家，”即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三位作家的诗风很不一样，但对整个南朝以至后代诗歌都曾产生深刻的影响。

谢灵运(385—433)，谢玄之孙，幼时寄养于外，故小名客儿。袭爵康乐公，故名谢康乐。由于出身名门，加之才能过人，故甚为狂傲。他曾狂言：天下才能十斗，曹植分八斗，他独得一斗，其余一斗天下共分之。如此狂傲，仅仅作为一个艺术家，倒也无所谓，然而，偏偏他又十分热衷于政治，刻意在官场钻营。不无缺憾的是，他自感生不逢时。晋宋之际，作为他祖上开创的北府兵里的一员老将，刘裕逐渐执掌大权，乃至登基称帝。尽管谢灵运心里不一定臣服，但表面上得俯首帖耳。其心里之不平衡，也略可推想。其纵游山水，大量写作山水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仕途之不得意而寄情于斯。他与陶渊明之写作田园诗，在出发点上就有根本的不同。陶渊明静观默赏山水田园之美，终老于此;而谢灵运则借山水游历来掩饰他追逐功名利禄的政治用心。我们只需读读他的名篇《登池上楼》便可明了这一点：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这首诗作于景平元年(423)春天，当时作者在永嘉太守任上，属于被贬外任，心绪低沉。尽管如此，诗人依然自视甚高，以“潜虬”和“飞鸿”自比。虬，为两角小龙;潜虬，即不显露于世，但依然姿态非同寻常;飞鸿，指远离尘世的大雁。“薄霄”二句，是说自己汲汲于官场，有愧于浮云游鱼。陶渊明也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诗句，表面上看是同一意思，其实质却截然不同。陶渊明是从心底向往自然，而且真正归返自然。谢灵运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之流连于自然实在是有些迫不得已。“进德”二句，就表明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易经》说：“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此处“进德”即指仕途。进德不行，像陶渊明那样躬耕田园又做不到。拼命追逐功名，到头来却发配到了海边，身染沉疴。从“衾枕昧节候”到“园柳变鸣禽”八句写他大病初愈后对于新春的感受。特别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为人们所传诵。钟嵘《诗品》“颜延之”条载汤惠休语曰：“谢诗如芙蓉出水。”此诗句可以为证。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道。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艰者，往往不悟。”钟嵘《诗品》“谢惠连”条引《谢氏家录》也说：“康乐每对惠连，辄有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用《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和《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诗意，由池塘春草之繁生景象触动了归思之情。结尾四句，用《易经》中的“遁世无闷”之语，表示自己要保持操守，即使离群索居也无所烦闷。

他的诗歌往往从古代诗赋中吸取营养，善于锻炼华丽的辞藻，富有色泽和光彩，模山范水，创造出许多写景名句，以精工见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前四句，总括一天的游乐。昏旦，指清晨和傍晚，自然景致变化不同，但都能给人以清丽淡远的美感。这里之“含”字，乃给山水传神写照，隐然暗示出山水所固有的美妙。左思《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清音，也就是谢诗中“清晖”之意。不过，“有”字下得未免死板，缺乏某种动态感，不如“含”字来得灵便活脱。三四两句蝉联而下，以清晖娱人，游子忘归，进一步渲染山水迷人之状。中间八句，渐次铺叙一天的行踪及傍晚归来时的情形。从“出谷日尚早”到“入舟阳已微”，隐然昭示诗人留恋山水、步履舒缓的神态。紧接着，又以大笔勾勒，运墨如泼，将一天的游情凌跨过去，又写到傍晚泛舟湖上时所见远近景色：“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用“敛”和“收”字，给客观的自然景象染上浓厚的主观色彩。“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这四句着意写“还”时所见所闻：水面摇曳着的荷叶，在夕阳的斜映下，闪动着耀眼的色彩，而岸边的各类花草更因晚风的吹拂，依依袅袅，柔情婉转，充满情意。前两句从诗人眼中所见植物的各不相同，暗中交待了诗人由湖中归还的内容。结尾四句则概括了诗人从一天游览生活中体会到的乐趣：“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如果思想淡泊就会觉得外物无足轻重，而志得意满是由于不违碍于理。诗人要把这种体验告诉那些注意修养生命的人，对于人生应持有这种操守。

总的说来，谢灵运诗篇虽有一些对时政的不满，而多是个人的怨望和牢骚，尽管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而内容毕竟狭窄，很难反映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但是，谢灵运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山水诗创作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钟嵘在《诗品》中说他“颇以繁富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 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唐代大诗人李、杜、王、孟、韦、柳等，都曾从谢诗中吸取过丰富的营养。由此可见，谢灵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少孤贫。晋末与谢瞻同在吴郡太守刘柳幕下为行参军，转主簿。后随府至江州，因得结识陶渊明。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颜延之奉豫章公世子刘义符之命北上庆贺，旋奉刘裕命至洛阳，写下他的成名作《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二诗。这是现存诸诗中可以确考写作时间最早的两篇。《北使洛》在写法上，受陆机《赴洛》三首的影响，但是从感情的真挚与写作技巧方面，似又后来居上。此诗前半首叙述旅途所经地名，对句较多，流于平淡。后半部分较有深度，写所见中原残破的景象，给人印象较深，为谢晦、傅亮所赏。颜延之的诗歌创作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五君咏》，一共5首，分别咏叹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向秀五人，都能展示各人的特点。而5首诗中又都暗寓着作者自喻的成分。如咏嵇康诗仅短短的40字，就概括了嵇康的性格，特别是末两句“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写他傲兀不驯的气质，颇为传神。这首诗，写得既能显示嵇康的特点，也很能代表作者的思想。在《宋书》本传中对《五君咏》讲得比较多，并对他咏嵇康、阮籍、阮咸、刘伶的四首，各引两句，而且断言咏阮籍、刘伶的诗句是自况之辞。其实这些诗每一首都暗寓作者自己的心情和志趣。即以《宋书》本传所未提的咏向秀那首诗中“恻怆山阳赋”之句，恐怕也有所指。因为颜延之早年和庐陵王刘义真关系较深，和谢灵运也是好友。据《宋书》本传载宋文帝给刘义康诏书说到“殷、刘咸无异也”的话来看，这些诗当作于殷景仁、刘湛贵显之后。谢灵运被害于元嘉十年，所以“山阳赋”一典很可能与谢灵运之死有关。正因为如此，颜延之的《五君咏》招致刘义康等愤恨，欲黜颜延之远郡。当然，总的说来，就诗歌创作而言，颜延之的成就远不能与谢灵运、鲍照相比。他擅长的是庙堂应制之作，最喜使用典故，且讲究对仗。虽然凝重典雅，终不免“雕绘满眼”之弊，但他这种诗风在当时颇受上层统治者的欣赏，后来许多文人诗“竞须新事”，多少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鲍照的年辈比颜、谢要晚些，出身也较寒微。他“贵尚巧似”，一部分写景诗接近于谢灵运，但有时流于险仄，不如谢诗自然。他主要的成就在乐府诗和拟古诗方面，这些诗大抵都以古朴和活泼见长，能正视社会现实，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所反映，充满了愤懑不平，大异于南朝的其他作品。特别是七言诗和杂言诗的创作，到了鲍照笔下才更臻于成熟。如《拟行路难》第六首：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诗中强烈抒发了个人仕途失志的感慨，对当时的门阀制度也有所批判。《拟行路难》总共18首，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似乎不是一时一地之作，既有对仕途的幻想，也有理想破灭的悲哀。自由活泼，灵便通畅，经常成为后世文人效仿的对象。他的五言诗也能别开生面，这类诗也多用乐府古题，如《代出自蓟北门行》，表现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情绪，特别是最后几句：“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此外，鲍照的诗风受汉魏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深，其贡献大大超过了颜、谢。如《拟行路难》第13首表现一个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春禽喈喈旦暮鸣，最伤君子忧思情。我初辞家从军侨，荣志溢气干云霄。流浪渐冉经三龄，忽有白发素髭生。今暮临水拔已尽，明日对镜复已盈。但恐羁死为鬼客，客思寄灭生空精。每怀旧乡野，念我旧人多悲声。忽见过客问向我，宁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乡，知君游宦在此城。我行离邑已万里，今方羁役去远征。来时闻君妇，闺中孀居独宿有贞名。亦云悲朝泣闲房，又闻暮思泪沾裳。形容憔悴非昔悦，蓬鬓衰颜不复妆。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暂忘。”全诗很少用典，音节自然优美，接近于汉魏乐府诗歌的风格。

除了这三个诗人以外，像谢惠连、谢庄、汤惠休、鲍令晖等都写过一些优秀的作品。另外，成名于宋末而活到梁代的江淹的大多数诗篇，也是在刘宋时期创作的，其诗受《楚辞》以及阮籍、鲍照的影响较深，诗风也与刘宋作家相近。他的主要作品，大多作于仕途不得志之时。如著名的《渡泉峤出诸山之顶》：“岑崟蔽日月，左右信艰哉。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行行讵半景，余马以长怀。南方天炎火，魂兮可归来。”用“哉”字作为韵脚，可谓奇险。结尾数句又化用《离骚》《招魂》的诗意，质朴浑然，给人苍劲挺拔之感。江淹诗歌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拟古诗。钟嵘说他“诗体总杂，善于摹拟”。萧统编《文选》，选录江淹诗歌32首，《杂体诗三十首》全部收录，可见这类诗在齐梁诗人心目中的地位。江淹的拟古诗又分两类：一是惟妙惟肖地模拟前人之作，一是名为拟古，实为自出机杼。前者以《杂体诗三十首》为代表，而后者以《效阮公诗十五首》为代表。《杂体诗三十首》模拟自汉代的《古别离》到同时代的汤惠休等30位作家的作品，善观古作，曲尽其妙。有些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如《陶徵君·田居》一首就曾误入《陶渊明集》，当做《归园田居》的第六首;《鲍参军·戎行》一首中的“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两句，《南史·吉士瞻传》就误认为鲍照的作品。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明人编《诗渊》多次把江淹的拟古诗误作被模拟人的作品。阅读这类作品，我们除了感叹江淹对古人作品揣摩之细，模拟之真外，还可以通过江淹的作品认识所拟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也可以算作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效阮公诗十五首》似乎有感而发。《自序传》说到宋末混乱：“宗室有忧生之难，王(景素)初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尝从容晓谏，言人事之成败。每曰：‘殿下不求宗庙之安，如信左右之计，则见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矣。’终不以纳，而更疑也。及王移镇朱方也，又为镇军参军事，领东海郡丞。于是王与不逞之徒日夜构议，淹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根据这段话，知道这组诗作于刘宋后期，目的是讽刺刘景素，要他不要听信别人的煽动，犯上作乱。只是当时的政治密谋尚未公开化，作者也不可能把话说得明白，只能学习阮籍那种“旨趣遥深”的诗体，略言性命之理。

“永明体”作家以竟陵八友为代表。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诗歌的声律。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顒提出了“平上去入”的四声概念，沈约、谢朓、王融等人又把它运用到诗文的格律方面，努力倡导声病理论，为唐代律诗的格律奠定了理论基础。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为平上去入，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又《梁书·庾肩吾传》称：“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由此看来，在齐梁以后的文人心目中，永明体的最基本特征是“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使用四声是方法问题，而追求新变则是目的。永明体的句式由长变短，句式渐渐定型。比如竟陵八友的五言诗，《文选》《玉台新咏》及清代王闿运《八代诗选》三书收诗有179首，其中八句最多，为50首，约占总数的28%;其次为四句式，49首，约占总数的27%;再次为十句式，34首，约占总数的19%。再看萧纲、萧绎兄弟的诗作，《玉台新咏》及《八代诗选》共收五言诗167首，仍然以八句为多，55首，约占总数的27%;其次为四句式，36首，约占总数的22%;再次为十句式，21首，约占总数的13%。很明显，自永明以后，五言八句、四句及十句诗体已经成为当时诗坛的主要形式。再看永明体的律句。上述三书选沈约、谢朓、王融三人的五言四句八句及十句诗共92首，其中沈约32首，252句，严格入律句118句，占47%;谢朓44首，366句，入律句177句，占48%;王融16首，入律句112句，占41%。严格入律句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那么高的比例，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不仅如此，永明诗人的创作还不是偶用严格律句，有时一首诗绝大多数是入律句，比如沈约的《襄阳白铜鞮》《夜夜曲》《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谢朓的《金谷聚》《铜雀悲》《听妓》等等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已经十分明显，只是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还是句与句的相对，而没有注意到联与联的粘接。至于永明体的用韵，多押宽韵，但也押窄韵;以押平声韵为主;押本韵很严，押通韵多已接近唐人。

“永明体”的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在理论上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沈约吴兴武康人(今属浙江)。沈氏家族原本是当地的武力强宗，到沈约这一代逐渐转为文化士族。沈约入仕于宋代，但是官位并不显要。宋齐禅代之际，他有幸在齐嫡孙萧长懋幕府中任记室，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齐武帝永明(483—491)年间，沈约成为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宾僚，在文化上创获较多，居于“竟陵八友”之首，时人称之为“一代文宗”。齐末，他投靠到西邸旧友萧衍门下，成为萧梁开国重臣之一。梁天监十二年(513)卒，谥号曰怀隐。沈约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学，二是文学。早在二十岁左右，他就立志修撰《晋书》，当时他的幕主蔡兴宗替他向宋明帝奏请，获得批准，开始正式修著，逾二十年而成120卷。建元四年(482)，《晋书》未竣，又奉命“撰国史”，成《齐纪》20卷。永明二年(484)又编撰齐《起居注》。永明五年(487)又奉命撰《宋书》，共100卷。梁天监初，又作《高祖记》14卷。可见沈约曾为晋宋齐梁四朝修史。他颇以此自负，曾对王筠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梁书·王筠传》)可惜“四代之史”仅存《宋书》一种，其他三种大都已经失传。《宋书》的修撰是在何承天、徐爰等人旧著基础上增删润色而成，由于时代连接，许多史事必然有所回护。但像刘知几所说“《宋书》多妄”，似乎有些苛求了。《宋书》毕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特别是《列传》60卷，辑录了大量的原始奏稿书札，宋人单篇著述多赖此书保存下来。另外，《隐逸传》为陶渊明立传，并辑录了两篇作品。陶渊明在宋齐之际名声不显，作于齐末的《文心雕龙》评述历代作家，竟只字不提陶渊明就是明证。沈约却把他列入正史，这是沈约的一大功绩。还值得一提的是《五行志》和《乐志》。前者辑录了许多古代民俗方面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南朝风俗民情提供了极大便利; 后者则记录自汉至刘宋庙堂乐舞和民间歌舞资料，为后世保留了许多瑰丽的诗篇。与其史学相比较，沈约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大，影响也更为久远。沈约的文学活动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南齐永明前后为前期，主要从事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活动。在诗歌理论方面，沈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声律主张，而且有意识地将这种声律主张运用到诗文创作中去。沈约《郊居赋》有“雌霓连卷”之句，王筠读“霓”为五激反(入声)，沈约抚掌欣忭，说他很担心别人读“霓”为五鸡反(平声)，认为王筠“知音”。不仅如此，沈约还著《宋书·谢灵运传论》专以声律论为准绳评骘历代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沈约也留下许多清新可诵的作品，如《早行逢故人》《早发定山》《别范安成》等，大都对仗精整，音律考究，已初具唐人风韵。沈约文学活动的另一个时期是齐梁之际。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成就已远远不及前期，主要贡献是在文学组织方面，举贤进能，虚怀若谷。在竟陵八友中，沈约年辈最长，但从来不自矜伐，而是倾心结交。任昉擅长文章，才思敏捷，沈约“深所推挹”。陆倕同辈晚生，曾引荐张率拜访沈约，沈约对任昉说：“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评王融：“元长秉奇调，弱冠慕前踪。”评谢朓：“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沈约的为人比较敦厚诚恳，较少文人相轻的恶习。对于同辈尚且如此，至于后进新秀，沈约更是不遗余力奖掖提携。刘勰《文心雕龙》写好后，不见时贤推重，是沈约首先为之延誉的;王籍博涉有才气，“甚为约赏”;刘孺颇负文名，沈约“引为主簿”;顾协举秀才，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萧子显作《鸿序赋》，沈约以为“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王筠文采风流，沈约每见其文辄“咨嗟吟咏，以为不逮”。郊居别墅落成后，沈约将“晚来名家”中的王筠《草木十咏》、刘显《上朝》诗、何思澄《游庐山》诗、刘杳《赞》诗二首等并书之于壁，朝夕讽咏。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齐梁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作为一代文宗，沈约在进能劝贤、奖掖后进方面的功绩，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谢朓(464—499)字玄晖，是“永明”诗歌流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徙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史载其少年好学，年十六，以文章清丽闻名于京师。齐武帝永明初年，解褐为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永明四年(486)以后，历任随王萧子隆东中郎参军、王俭卫军东门祭酒及太子舍人等职。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与萧衍、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称“竟陵八友”。永明八年(490)，复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后人因称其“谢文学”。大约第二年春天，随萧子隆赴任荆州。同他前去的还有萧衍。萧子隆本人也好文学，由于谢朓文才出众，萧子隆对他的赏识信任超过一般文士，“流连晤对，不舍日夕”。于是引起了同僚的嫉妒，一时流言四起。永明十一年夏秋被召还京城，补新安王萧昭文中军记室。齐明帝即位后，谢朓出为宣城太守，寄情山水，寓意归隐。建武四年(497)出为晋安王萧宝义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当时他的岳父王敬则正任会稽太守。齐明帝即位后杀戮宗室，猜忌旧臣。王敬则是齐高帝的旧部，感到不能自保，于是密谋起兵，并派人与谢朓联络。谢朓却向朝廷告发王敬则谋反事，因此，他又得到升迁，任尚书吏部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始安王萧遥光阴谋废东昏侯自立，谢朓不愿参与其事，反遭诬陷下狱，死于狱中，时年36岁。从上面简单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谢朓的一生带有很大的悲剧性。一方面，自恃门第高远，而又才华横溢，因而在政治上不甘心寂寞;另一方面，谢朓所处的时代陈郡谢氏家族又失去了全盛时期的显赫地位，且当时政治险恶动荡，他不时又流露出忧生之嗟，常有归隐之心。这些思想矛盾，构成了诗人心境的主导部分，也支配了诗人的言行。历史上，人门常常把谢朓和他的前辈谢灵运相比，如明代张溥就这样说过：“呜呼，康乐、宣城，其死等尔。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宣城死于畏祸，天下疑其反复，即与吕布、许攸同类而共笑也。一死轻重，尤贵得所哉!”谢灵运狂傲进取，谢朓则苟且偷生，结果却都被诬冤死。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统治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谢朓是“永明体”的最重要诗人，沈约称“二百年来无此诗”(《南齐书》本传)。梁武帝谓“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本事诗》)。梁简文帝称其 “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庾肩吾传》)。这些称誉，虽然只是出于齐梁时代的标准，但是，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却也去事实不远。从谢朓现存作品来看，其前后风格是有所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以永明年间竟陵八友的聚散为断限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其创作的前期而论，谢朓在诗坛还没有取得很高的地位。这可以从钟嵘《诗品》对沈约的评论中透出消息。钟嵘说：“永明相王(萧子良)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就是说在永明时期，沈约居于文坛盟主的地位，牢不可破。《梁书·张率传》记载说，张率16岁已经时作诗二千多首，“虞讷见而诋之。率乃焚毁，更为诗示焉，托名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可以确考，张率16岁时在永明八年。这一年沈约50岁，春天为太子右卫率，其秋兼尚书左丞、御史中丞。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沈约无疑都居于核心地位。这一年，谢朓才27岁，他的创作有很多是与沈约等人唱和之作，如《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柳恽咏《席》，王融咏《幔》，虞炎咏《帘》)。又应《沈右率座赋三物为咏》而咏《幔》(王融咏《琵琶》，沈约咏《篪》)。又与沈约同作《咏竹火笼》《咏邯郸故才人嫁为厮养卒妇》及《杂咏》三首(《咏镜台》《咏灯》《咏烛》)。又，《同咏坐上玩器·乌皮隐几》等大约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清丽工整，但是缺乏特点。这个时期较有成就的作品首推《游东田》。诗云：“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全诗通过视角的变换，极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幽奥隐约的感人画面，并由此表现出诗人那种恬淡怡然的心境，十分逼真而传神。南齐皇室竟陵王萧子良在《游后园诗》中说：“丘壑每淹留，风云多赏会。”《行宅诗序》说：“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游东田》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永明诗人对于山水的“赏会”与“述心”。亦即谢灵运所说的“良辰美景赏心悦事”，是对于山水自然之美的一种静态观赏，带有某种超然物外的色彩。

永明末，以王融为首的西邸文士欲拥立萧子良继位，结果事败。王融被杀，不久，萧子良亦抑郁而死。竟陵八友大多受到牵连，如沈约出守东阳，谢朓等亦先后外任。从此，他们失去了清风朗月般的平静生活，创作上也相应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们的心目中，山水自然之美似乎不再单单是为他们的“赏会”而存在，而是随着他们的心境的变化染上了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情形在谢朓的后期创作中尤其有着明显的反映。谢朓出守宣城，曾写下了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始之宣城郡》《宣城郡内登望》等名篇，格调很低沉，与写《游东田》时的谢朓简直判若两人。比如《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宣城在当时京邑南京的西南，诗人溯江而行，故称“江路西南永”。永，指永无尽头，这是诗人眼中所见，更是心中所感，既写长江之浩荡，更写仕途之悠长。不言愁情而愁情绵绵，所以这个“永”字下得极为精警。江水以入海为归，故“归流”是指江水东流，如果从这字面意义再进一步，我们不难体会，次句的真实含义是写诗人的思绪随着东流的江水早已回到京城。“骛”字指奔流，同“永”一样，也有双层含义，既写江水之奔流，更写思绪之翻腾，把诗人离开京城时的那种矛盾心情一一展示出来。正如《诗经·东山》“我东曰归，我心西悲”，流露的是同一种情绪，同一种感慨。在这次出使前，诗人曾作诗曰：“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而今真的踏上征途，频频回顾，恋恋不舍，其矛盾心情通过日夜奔流的江水暗示出来了。“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是全诗警句，气势恢宏，场面阔大，形象地描绘出一个游子眼中的一草一木，富于深沉的情感。梁代王僧孺《中川长望》诗“岸际树难辨，云中鸟难识”、萧绎诗“远村云里出，遥船天际归”等就完全仿效谢诗而来。

总的来说，谢朓的诗歌既继承了前代诗人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从现存谢朓诗歌来看，他受谢灵运的影响比较大，其次，曹植和鲍照对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受谢灵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山水诗的创作上，从遣词到谋篇，既吸收了谢灵运诗那种细致的观察与逼真地描写自然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他的晦涩、平板之弊，揭示出自然界所蕴涵的美，令人叹赏。这种抒情写景的特色，与晋宋以来某些“托辞华旷”，但“酷不入情”的山水诗形成鲜明的对照。《文心雕龙·情采》批评两晋那些伪装清高的文人说：“志在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这种情形至晋宋之际仍然未有根本改观。以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风而著称于诗坛的谢灵运，其纵情山水往往是在声色犬马之外寻求感官上的满足并以此掩盖其对政治的热衷。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能够用艳丽精工的语言细微地描绘一些自然景物，却很难见出内心的情感。永明诗人虽然也热衷于政治，而且在山水诗创作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元嘉诗风的影响，但他们的山水诗清新流丽，较少繁芜词句，并常常寄寓淡淡的愁情。应当说，这是谢朓对于山水诗创作的可贵贡献。而谢朓在词藻的绚丽多姿，语句的排比铺陈，以及善于发端的构思等方面，很明显看出鲍照、曹植的影响。谢朓以后的梁、陈、隋的文人大都受他的影响，但是到唐初为止，并没有几个人在诗歌艺术成就上超过他。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李白对谢朓最为推崇，多次提到他，并在创作上直接取法于谢朓的诗句，如“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王融的诗风也近于沈、谢，但名篇较少。除了以上三人外，范云、丘迟等人也有不少好诗，诗风亦近于沈、谢。到梁代才成名的何逊、吴均、柳恽和刘孝绰等人也都各自成家。何逊的诗风与谢朓最近。吴均较有古气，受鲍照影响较大。梁武帝萧衍和“永明体”作者同时，他也写过一些清丽可读的诗，但他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关于“宫体诗”，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所谓宫体，是指较轻艳的诗风。而狭义的理解，是特指梁陈时代流行的诗风。而这种诗风的兴起时间、这一概念确切含意以及这种诗风的主要理论主张和代表作品，根据现存材料大致推断如下：关于兴起的时间，可参考《梁书·徐摛传》的记载：“王(指萧纲)入为皇太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根据这段记载，从唐代开始，都认为宫体的形成时间是在萧纲立为皇太子的中大通三年(531)之后。这个概念的含意，我们从现存有关史料来推测，除前引材料之外，另外见于《梁书·庾肩吾传》《隋书·经籍志》、唐代刘肃《大唐新语》等文献都论及到宫体诗，不外包括声律、内容和风格等方面。就声律而言，它们继承了永明体诗注意声律的传统，在形式上更接近于律体。那些写作宫体诗的作家，像萧纲、萧绎，庾肩吾、庾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以及张正见、江总等，同时也都写过一些艺术性较高而思想内容也比较健康的作品。他们努力学习当时南方流行的“吴声歌”、“西曲歌”，因而在诗歌创作中时常表现出较为浓郁的民歌情调。此外像梁代的王籍、陈代的阴铿等诗人，则以写景见长。王籍的诗主要学谢灵运;阴铿和何逊历来被人合称“阴何”，就总体而言，阴铿的成就不及何逊。可以说，“宫体诗”在永明体的基础更加精致;至于内容，则比较狭窄，以艳情居多，多写宫廷生活，特别是贵族们的娱乐情状，其中有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其他大多为咏物诗和吟风月、狭池苑的作品，历来评价不高;从艺术风格上讲，较之永明体更为浓丽，下者流为淫靡。而且往往搬弄典故，追求形式，因此历来论者多持否定态度。

梁后期和陈，由于北方文学兴起，再加上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人的迁入北方，使北朝诗歌繁荣起来。而南朝的诗歌，则渐渐趋向衰落。所以到了隋代，较有成就的诗人大抵是北方人。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八世祖庾滔随晋室南渡，遂徙家江陵。其父庾肩吾，有文才，梁简文帝萧纲为晋安王时即以庾肩吾为国常侍，此后一直侍随萧纲左右。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2)，庾信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传。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出使于西魏。适逢西魏大军进攻江陵，江陵陷落，元帝被执，不久即遇害，庾信遂羁留长安。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末期出现的重要诗人，他的创作，早期不出宫体范围。晚年则阅历既久，学问弥深，在创作上表现为老成的特色，体现了南北文化合流的趋向，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并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张溥《庾开府集题辞》说：“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清新之作多成于其早年，因而存留不多。比较著名的是《奉和山池》：“乐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诗中大量运用典故和前人的诗句，却无甚痕迹。其用韵也妥切精致，多已接近唐人。另外见于《玉台新咏》的《七夕诗》为南朝同题作品的出色代表。后期的创作，随着个人身世经历的巨大变化，诗歌风格也相应地由“清新”转向“老成”。其代表作是《拟咏怀》27首，主要表现其身世之感、乡关之思以及亡国之痛。这些复杂的感情，主要借助于典故来抒发。通过典故本身所包容的历史内容，在与古代人和事的引用里，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如第十一首表现江陵陷落的悲剧：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前两句从宋玉《九辨》脱出，表现出千古悲秋之怨。中间八句叙写江陵的陷落。作者没有直接描写战事，而是用了历史上两个著名女子的哀泣作为侧面描写：湘夫人痛哭亡夫，杞梁妻哭倒长城。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痛苦呢?因为“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七八两句描写战地景象，然后作者把笔锋一转，用“楚歌”引出项羽垓下被围的史事，用“南风”引出楚臣钟仪为晋国俘虏的史事，既表现亡国之思，又有切肤之痛。用典准确贴切，又不露斧凿痕迹。庾信晚年，还创作了许多小诗寄寓其强烈的乡关之思。如：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重别周尚书二首》之一

这些作品已经与唐人绝句相差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