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其他史籍
1.《资治通鉴》
这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记载了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包括三部分，即正文294卷、目录30卷，是《资治通鉴》的提纲;考异30卷，辨证有不同记载的各种史事。原来都是单行本，经宋元间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分门别类整理，把它们分注在《资治通鉴》之内。全书以朝为纪，共分16纪。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有《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蜀、吴、后魏、北齐、北周没有专纪，而在叙述魏晋南朝史实过程中，将这些朝代的史事穿插其中。就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而言，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是编年。这一时代并无专业作家，他们多在朝中任职;有些帝王大臣本身就是文学家，他们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多记载在史书中，这些活动又与他们的创作有相当的关系。了解这些活动的背景，对研究他们的作品有直接帮助。以永明十一年(493)萧子良、王融参与的宫廷政变为例，这件事在《南齐书》《梁书》《南史》等正史中记载虽详，但却分散在各个纪传中，而《资治通鉴》则取舍剪裁，都系于永明十一年。这样，各种人的政治态度便一目了然。这部书另一重要价值是网罗宏富、信而可征。以往正史本纪也采用编年体，但仅以帝王为中心。《资治通鉴》则扩而广之，举凡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人员变迁等都有记载，加之它绝不是本纪的扩大，而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然烟海”(司马光《进书表》)，这是正史无法替代的优点。不仅如此，编者还对这些史料考订辨析，“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①。因此，此书就不仅仅是资料的客观堆列，而带有研究考订的性质，视之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考史专著，殆不为过。
2.《东观汉记》
这是以纪传体撰写的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43卷，分纪、表、志、传、载记等五部分，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东汉刘珍等著。此书在流传初期颇为世人所重，人们把它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但唐时已有散佚，至元代已无完篇传世。至清初始有姚之骃辑本，但采辑有限，且编排未精，而四库馆臣所辑较为完备，成24卷。问题是人物事迹编排失次，而且不注出处，难以复核。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在前人基础上又辑出数百条遗文，而且又利用各种资料比勘互校，并对人物事迹重新编排，成22卷，其中纪3卷，表1卷，志1卷，传15卷，载记1卷，散句1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部新辑本对每条材料都标注出处，纪传中人物一般按年代先后排列，以人成篇，尽量恢复原貌，使本书的辑佚工作日臻完善。因为这是较早的一部后汉史书，为当时人所著，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魏晋以来修撰东汉史籍，许多材料取自《东观汉记》，所以，此书具有重要的考订史实的作用。
3.诸家后汉史书
在《东观汉记》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后汉史书，可考知的多达十余种。除晋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流传至今外，尚有吴谢承《后汉书》130卷、晋薛莹《后汉纪》100卷、晋司马彪《续汉书》83卷、晋华峤《后汉书》97卷、晋谢忱《后汉书》122卷、晋张莹《后汉南记》55卷、晋袁山松《后汉书》100卷、晋张璠《后汉纪》30卷、宋刘义庆《后汉书》58卷、梁萧子显《后汉书》100卷等。袁宏《后汉纪》效仿荀悦《前汉纪》，把东汉195年大事编在11帝纪中，起于刘秀称帝建武元年(25)，终于曹丕废献帝代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共30卷。此书早于范晔《后汉书》数十年而与范书并行于世。《史通·古今正史》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两书在史料方面可以互相参证。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在辑佚校勘方面较旧本为优，且后附录《后汉纪佚文》《袁宏传及其轶事》《历代著录及杂论》及《叙跋》，较有参考价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其余十书，刘义庆、萧子显两史已全佚于隋唐，因刘知几《史通》已无片言论及，且今已无存残文剩字。另外八书虽也散佚，但从各种古注、类书中还可略窥其梗概。周天游在清代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基础上再作爬梳，重新整理而成《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足资参订。
4.众家晋史
在初唐修撰正史《晋书》之前，从晋到南北朝编撰《晋书》的人很多，前后二十余家，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至初唐还在流传，时称“十八家晋书”。自唐修《晋书》问世后，其他《晋书》都散佚不传。不过，残籍零笺仍不绝如缕。研究两晋文史，这些残篇亦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清代汤球、黄奭分别在《广雅丛书》和《汉学堂丛书》中印有晋史辑本。汤球“读史用力于《晋书》尤深，广搜载籍，补《晋书》之缺，成书数种”(《清史稿·文苑传》)。较重要的首推《九家旧晋书辑本》，包括臧荣绪《晋书》、王隐《晋书》、朱凤《晋书》、虞预《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萧子显《晋史草》、萧子云《晋书》、沈约《晋书》。《九家旧晋书辑本》现有杨朝明校补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黄奭《黄氏逸书考》、陶栋《辑佚丛刊》、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毕沅《经训堂丛书》、王漠《汉唐地理书钞》等也有相当可观的晋史辑本，乔治忠曾参考前人辑本，取其编年体晋史，重新辑录了习凿齿《汉晋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李轨等《晋各朝起居注》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亦为晋史研究提供莫大便利。
5.《建康实录》
这部书记述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因六朝皆建都建康，故以为名。全书20卷，吴至宋顺帝之前，用实录体，即编年记录，但宋顺帝后又改用纪传体，宋齐统称“列传”，梁又分《后妃传略》《太子诸王传略》《功臣传》，陈又标《陈朝功臣传》，体例不纯，是一大问题。又，记吴、晋、宋三朝较详，记陈较略，记齐梁最为疏简。这是编撰方面的问题。但此书对研治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学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一)补充史实，订正误说。有不少史料出自正史之外，是本书一大特点。如东晋著名诗人许询，晋简文帝称其“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可是他既不见《晋书·隐逸传》，亦不载《文苑传》，其事迹仅散见于孙绰、郗愔、谢安、王羲之等传中。而本书卷八则列有专传，颇为详尽，可以补他书之不足。又与许询并称为“一时文宗”的孙绰，《晋书》本传说“年五十八卒”，没有指出具体卒于何年，因此，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的人皆未能考定他的准确生卒年。而据本书卷八明确记载孙绰卒于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由此可以推知孙绰生于晋憨帝建兴二年(314)。又如《晋纪》和《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由于他的生卒年《晋书》本传没有记载，因而历来无法考知。而本书卷七则明载：咸康二年“三月散骑常侍干宝卒”。咸康二年即公元336年。(二)保存唐前大量地记史料。自隋灭陈至本书作者许嵩生活的唐肃宗时代，还不到二百年，不少六朝遗迹濒于湮废。本书则有意记录了这些古迹。古诗中常常叙及的建康宫、苑城、台城、华林园、乐游苑、青溪以及陆机宅、光宅寺、同泰寺等，本书均有记载。(三)具有辑佚价值。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罗宏富，但未能利用此书辑佚，故遗漏不少。如《全宋文》可补辑宋文帝《赠殷景仁常待司空诏》、江夏王刘义恭《率百官请奏封禅事奏》、顾法秀《对制问》等;《全梁文》可补辑裴子野《宋略传论》十余则。据统计，此书引唐初及唐前典籍达五十余种，有几种甚至为两唐《志》所未著录。这些书除少数今存外，余皆亡佚。这些有不少为清代辑佚家所忽略。有鉴于此，张忱石汇集众本，详加校证，并汇集历代著录及清代以来诸种提要序跋，资料较为丰富。其点校说明详尽论述了本书的特点、价值及其阙失，是一篇很重要的参考文章。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6.《华阳国志》
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共12卷，约十一万字，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地方志，记载了从远古到公元347年间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人物、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以写《陈情表》而著名的李密是西蜀人，他的生平材料除见于《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裴注及《晋书·孝友传》外，还有就是这部《华阳国志》了。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他确实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曾著有《述理论》10篇，为皇甫谧所称赞。又如前四卷记载四川、云南、贵州地区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绩、各县的大姓等，内容极为丰富，可补正史之不足。又如中间五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本书还保存了许多古代传说，如蜀之先王有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又有力能排山的五丁力士，为蜀之佐，秦惠王时，遗蜀之五石牛，诡称可以屙金。蜀王遣五丁力士开山路迎它们至蜀，秦军随其后，方灭蜀，后人因称其路为石牛道。这些神话或传说，常常成为后来诗人喜爱引用的故实。本书明清刻本、抄本多种，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参校诸本，训释考订，又附有示意地图五幅及附录四种：《华阳国志佚文》《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索引》《本书校注辑佚引用书目及简称》以及吕大防、李序，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此外，任乃强先生有《华阳国志校注图补》，卷帙较大，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乃是较见功力之作。
7.《高僧传》与《续高僧传》
梁惠皎《高僧传》14卷，是我国现存佛教传记中最早的一部。记叙了自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梁初天监十八年(519)间的高僧257人，另附见二百余人。由于当时南北对峙，所记南北部分多为江南诸僧，北方高僧只有僧渊、昙度、昙始、玄高、法羽和附见者四人。全书分为10门，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每门之后系以评论。本书史料价值主要有：(一)补充新的史料。如《世说新语》涉及晋僧20人，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有《佛图澄传》，而绝大多数都在本书中有记载。譬如支遁在当时负有盛名，《世说新语》有四五十处记载。而《晋书》无传，本书则有其长传。又竺法深亦有名当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却说：“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而本书亦有详载，知其名潜，晋丞相王敦弟，年十八出家。又庾法畅，见于《世说新语·言语》。刘注：“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本书有详载，可以考知姓康，不是庾姓。(二)考订作家行年与作品系年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自晋以来，上自帝王贵胄，下至平民百姓，与僧侣交往日益频繁，许多作家行年及作品系年都可以据本书考订出来。(三)有助于文学背景的考释，如陈寅恪《四声三问》这篇著名文章，很多材料取自本书。又如天监初年梁武帝宣布舍道事佛，并广泛译经，组织礼佛活动，舍身同泰寺等，正史记载非常简略，而在本书中多有具体记述，这对于研究梁代文学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30卷，是继《高僧传》而作，故其体例与慧皎书略同，亦分十科，改“神异”为“感通”，增加“护法”，合并“经师”、“唱导”为“杂科”。唯慧皎著书时正南北对峙，故详于江南而略于北方。本书著于唐代，天下一统，文献较备，搜罗亦广，这是优于慧皎之处。自序曰：“始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①本书对研究南朝陈及北魏、隋代历史与文学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全隋文》载释真观《愁赋》，其写作时间及背景不见正文及史传记载，唯见于此书卷三○《真观传》：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羽檄竞驰。时元帅杨素以观名声昌盛，谓其造檄，既被严系，将欲斩决。“责曰：‘道人当坐禅读经，何因妄忏军甲，乃作檄书，罪当死不?’观曰：‘道人所学，诚如公言，然观不作檄书，无辜受死。’素大怒，将檄以示：‘是尔作不?’观读曰：‘斯文浅陋，未能动人，观实不作，若作过此。’乃指摘五三处曰：‘如此语言，何得上纸?’素既解文，信其言。”乃令作《愁赋》而释之。又《全陈文》载智文《格倩僧转输运力词》，严注：“智文未详。”而实际智文生平见于本书卷二一。又陈释洪偃，为当时有名的才僧，《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8卷，今不存一文。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未见本书，不能置辞。本书卷七有传，知道“洪偃俗姓谢氏，会稽山阴人”。风神颖秀，弱龄悟道，英词锦烂，又善草隶，“故貌、义、诗、书号为四绝”。“偃始离俗，迄于迁化，惟学是务”，“每缘情触兴，辄叙其致”，成二十余卷，“值乱零失，犹存八轴，陈太建年学士何㑺上之”。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八卷书的由来。所有这些，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有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
这两部书，过去刻本不多。近世较为通行的是金陵刻经处刻本，题《高僧传》初集、二集，因后有《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合刻为我国佛教史上四部佛教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又依《大正大藏经》本影印这四部书，题名《历代高僧传》，较便查阅。
此外，后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东汉袁康等辑《越绝书》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崔著有汤球辑补本，号称博洽。《丛书集成初编》本最易取阅。袁辑书名、卷帙乃至作者，争议颇多。请参见乐祖谋校点本附录及陈桥驿所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注释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考异提要。① 又作331人。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考曰:“今考本书正传凡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十九人,与自序绝异,是当注意者也。”又,此序当系初成书之序,因为“本书记载,有至麟德二年者。卷四《玄奘传》,奘卒于麟德元年,明藏本卷二八《明导传》,麟德元年犹未卒。《昙光传》叙事称:‘今麟德二年。’又卷二五《法冲传》云:‘今麟德,年七十九矣。’其他卒于贞观十九年后,永徽、显庆、龙朔年间者二十余人,则是书实止于麟德二年,即宣公之卒前二年,距初成书之时,已二十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