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元代南戏·元代南戏的作家及其创作倾向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元代南戏·元代南戏的作家及其创作倾向

元代南戏的作家,虽与早期的南戏作家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即在后期的作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如《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但从总体上来看,仍以民间艺人与下层文人为主体。如现存最早的元代南戏剧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宦门子弟错立身》为“古杭才人”所作,《小孙屠》为“古杭书会”所作。又如《荆钗记》为元代“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成化本《白兔记》的“副末开场”中也称该剧为“永嘉书会”所作。如《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西池宴王母蟠桃会》剧目下注云:“前明钞本也,原题‘敬先书会合呈’。”这些书会才人都是一些靠编撰戏曲剧本、话本、诸宫调、唱赚等为生的民间艺人与下层文人。如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云:“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由于元代南戏的作者多为民间艺人及下层文人,因此,在创作倾向上,仍与两宋南戏的创作倾向有着相同之处,多能反映下层民众的意志与愿望。

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表达下层百姓的意志与愿望,这是元代南戏作家们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周密《癸辛杂识·别集》载:在元初,温州江心寺有个叫祖杰的恶僧,投靠了时任江南释教总统的杨琏真加。祖杰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告到官府,而“州县皆受祖杰贿赂,推却之”。民间艺人们“旁观不平,惟恐祖杰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众口难掩,遂毙之于狱”。这部《祖杰》戏文不仅揭露了为元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僧侣横行民间,为非作歹的罪行,抨击了官府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黑暗现实,而且还表达了下层民众的不平之声,最终迫使统治者将恶僧祖杰毙之于狱。又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的《小孙屠》,也揭露了官府的腐败,草菅人命的黑暗现实,而且最后又借助想象,让被官府冤杀的小孙屠复活,捉住真凶,报了冤仇。

反映民族矛盾,褒扬忠义与爱国,抨击奸佞与卖国,这也是元代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元蒙统治者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作为既是汉人,又是南人的南方地区的老百姓,当时所受到的民族压迫更为深重。因此,南戏作家们在剧作中不仅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且也反映了汉族百姓的民族感情,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抗与对误国的奸臣的愤恨。如《东窗记》戏文,敷演南宋时秦桧陷害岳飞的故事,岳飞屡胜金兵,正要直捣黄龙,收复中原之时,秦桧受金兀术之命,连下十三道金牌,将岳飞召回京城,拘系下狱,并与妻子王氏在东窗下密谋,将岳飞吊死在风波亭下。岳飞死后受到上天旌表,封为天官,后亲审秦桧夫妇,将其打入地狱。朝廷为表彰岳飞忠节,建庙立碑。剧作不仅反映了宋金之间的民族矛盾,而且表达了民众对误国害民的奸臣的愤恨,颂扬了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再如《牧羊记》戏文,敷演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坚贞不屈的故事,歌颂了苏武保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黄孝子》戏文,写元兵南下,攻陷江西建昌,致仕家居的宋朝统制黄普召集义军,欲与元兵战,战败被杀,夫人陈氏被元兵所掳,子觉经年方五岁,为老仆所救逃生,成人后,历尽艰辛,寻找母亲,最终得以团聚。剧作较真实地反映了宋元之际的动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又如与杂剧同名的《赵氏孤儿》戏文,敷演的是春秋时晋灵公听信奸臣屠岸贾,族灭上大夫赵盾全家,赵盾子赵朔、妻德安公主避于宫中,产下赵氏孤儿,为门客程婴与弃职归乡的公孙杵臼所救。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便杀了屠岸贾,报了冤仇。在赵宋王朝为元朝所灭的时代背景下,南戏作者来敷演赵氏孤儿报仇的故事,其中更有深意,寄寓了汉族百姓要求恢复赵宋王朝的愿望。

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提倡婚姻自主的内容,在元代南戏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元代,由于元蒙统治者推崇佛教与道教,动摇了长期以来被汉族统治者奉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因此,原来被认为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行为,在元代也能被搬上戏曲舞台,并加以歌颂。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祝英台》《风流王焕贺怜怜》《崔莺莺西厢记》《崔护觅水记》等,这些剧作中,男女主角冲破封建礼教的阻挠和束缚,大胆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作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与赞扬,并通过他们的行为,传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主的要求。

另外,宣扬传统伦理道德也是元代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内容大多是元代后期的一些剧作,如五大南戏中的 《杀狗记》《琵琶记》以及《王祥卧冰》《黄孝子寻亲记》《冯京三元记》《薛包》《闵子骞单衣记》等戏文,皆以父子、母子、兄弟、夫妻之间的故事,歌颂了子孝妻贤、兄睦弟顺等传统伦理道德。

与同时期的北曲杂剧相比,元代南戏在内容上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创作倾向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南戏剧作中作者的主体意识不明显,而北曲杂剧作家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而这一差异是由作家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从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元代的南戏作者与杂剧作者没有区别,但从所具有文化素质上来看,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曾参加过“玉京书会”,马致远曾参加过“元贞书会”,《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也曾生活在下层,与妓女艺人为伍,但这些作家原来就是文人学士,有较好的文学与艺术修养。如关汉卿一生多才多艺,他自称:“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再如马致远早年也曾专心功名,自称:“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又如白朴,父亲白华是金代著名诗人,白朴幼年因战乱随其父亲的好友、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生活,元好问除在生活上对白朴加以关心照顾外,在学问上也悉心教诲,故在弱冠之年,便以博学多闻、才华出众而闻名。又如石子章,是石晋之后,曾随从出使西域,又与元好问相交甚密。如果说没有元蒙统治者的入主中原,如果元初不废除科举,他们就会像前辈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只是在当时“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仕进无望的情况下,才被迫流落民间,将自己的文学才华投入到杂剧创作之中。然而一旦恢复科举、仕途有望后,他们还是走上了仕途。如马致远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做了江浙行省务提举。也正因如此,在元杂剧作家中多有为官者,如李文蔚曾任江州瑞昌(今属江西)县尹,高文秀为府学生员,李直夫官至湖南肃政使,尚仲贤曾任江浙行省务官,李寿卿曾任将仕郎、县丞等职,郑光祖“以儒补杭州路吏”,宫天挺曾任学官、钓台书院山长,金仁杰曾任建康(今南京)崇宁务官,杨梓曾任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谷子敬曾任枢密院掾史,李唐宾曾任淮南省宣使。由上可见,元杂剧作家流落民间,编撰杂剧,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是文人“下海”,出于时势所迫。正因如此,元代赵孟��认为杂剧皆出于文人学士之手, 曾云:“杂剧出于鸿儒

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而同样是书会才人,元代的南戏作家们本来就不是文人学士,属于市民阶层,他们一直身处下层,无所谓上,也无所谓下。如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施惠,是杭州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的小商人。换句话说,不是像元代杂剧作家由于元朝统治者废除科举,仕进之路被堵住后才流落下层的。因此,这些书会才人没有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没有像文人学士那样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剧作家身份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创作剧本的目的与创作倾向上的差异。北曲杂剧作家编撰剧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像作诗、作词及作散曲那样,抒发自己的志趣。在当时,由于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堵住了杂剧作家们的仕进之路,时运不济,只得沦落下层,心里也就充满着愤怨不平之气。因此,当他们在编撰杂剧时,也就必然要将心中的愤怨不平之气抒发出来,正如明代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说的:“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拂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王国维也谓:“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也正因为如此,北曲杂剧在内容上,一是抒情多于叙事,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形象除了主唱的正末或正旦外,其余的性格不鲜明,形象单薄。二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杂剧作家往往通过剧中的主唱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志趣。虽然杂剧作家所抒发的志趣有的与下层百姓的道德观、社会观也是一致的,但由于作家把剧中人物作为自己主观情感的一种寄托形式,因此,在剧中人物身上,往往能看到剧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如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窦娥所唱的【滚绣球】曲,与其说是剧中的窦娥在痛斥天地的不公,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在对当时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加以抨击。又如马致远的《荐福碑》第一折书生张镐所唱的【幺篇】曲:“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这也分明是作者本人在被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堵住了仕途后所产生的愤怨之情的流露。可见,虽然杂剧作家在剧作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也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爱憎与愿望,但读者与观众在杂剧中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作家本人的志趣。

南戏作家编撰剧本的目的只是供演员演出用,通过演员的演出让观众观赏。为了能使观众喜爱自己的剧作,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故十分重视剧作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以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与形象生动的舞台人物来吸引观众。因此,南戏剧作在内容上具有叙事性强而抒情性弱的特征。而且南戏作家在剧作中所表达的“情”,也不是作者个人的“情”,而是下层民众所共有的“情”,因为只有充分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情感与愿望,才能够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从而赢得他们的认同与热爱。如《癸辛杂识·别集》所载的《祖杰》戏文,直接将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愤恨表达出来,伸张了正义。《东窗记》戏文,表达了民众对误国害民的奸臣的痛恨,最后又借助想象,让秦桧夫妇遭到惩罚,借以表达下层百姓的愿望。因此,南戏作家虽然也在剧作中抒发了“情”,但作家个人的主体意识不强烈,具体来说,在剧作的主要人物身上,看不出作者本人的影子。

注释

① 清张大复《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王十朋荆钗记》剧目下注,清抄本。①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套,《全元散曲》第17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② 【黄钟】《女冠子》散套,《全元散曲》第27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① 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第119页。②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第24页。①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05、10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