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辽金元小说·金元时期白话小说的发展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金元小说·金元时期白话小说的发展

市井娱乐活动的“说话”,在宋代蓬勃发展,说话艺人表演底本话本,便是白话小说。在其基础上又产生了短篇拟话本和长篇章回小说,开启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驾齐驱的时代。故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宋之话本“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但鲁迅同时认为:“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话本也不通行了。”与北宋同时的辽未见有“说话”与话本的记载,金元则不同。据有关材料记载,金主完颜亮与其弟完颜充都爱听讲史,《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金人来索诸色人》条记其打到汴梁,索要包括“说话”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可知在金所占据的北方,仍有“说话”活动在。到了全国统一的元代,虽然市民娱乐活动的主流和文坛的主导是杂剧,但仍有新老说话艺人在。像夏庭芝《青楼集》所记时小童母女,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所称赞的朱桂英,并有一批话本刊刻而流传至今,自然仍有广大喜爱“说话”的新老听众和读者在。另外,从《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史·刑法志》《通制条格·搬词》等律令可以看到,元统治者一再颁布法令禁止平民良家子弟等“搬说词话”,亦可见元代“说话”之盛。

研究评价金元话本,难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具体创作时间难定。从目前可见材料看,以讲史居多。杨维桢称赞的朱桂英“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王恽赏识的高秀英“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都是长于讲史的。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残暴的民族压迫,促使说话艺人、听众乃至书坊主人,将兴趣转向历史题材,这就使讲史保持盛旺势头,成为当时白话小说的主流。今存讲史话本九种:

(1)《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

(2)《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3)《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

(4)《前汉书平话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

(5)《三国志平话》

(6)《三分事略》

(7)《五代史平话》

(8)《大宋宣和遗事》

(9)《薛仁贵征辽事略》

其中前五种版式相同,都是上图下文,故合称“全相平话五种”。从书名看,这是一套系列丛书,既有“后集”、“续集”之称,原刻当不止五种。为建安(今福建建瓴)虞氏刻本,其中《三国志平话》卷首题“至治新刊”,诸书均当刻于至治(1321—1323)前后。《三分事略》为《三国志平话》之不同刻本,封面题“甲午新刊”,上中卷首行题“至元新刊”,因元顺帝后至元无甲午年,故有研究者认为是元世祖前至元甲午(1294),早于《三国志平话》,但亦有不同意见。其他几种刊刻时间均不详。《薛仁贵征辽事略》系自《永乐大典》卷五二四四“辽”字部辑出,原本已失传。另外,有研究者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列入元代,此在学术界有争论,本章不取。

关键是创作时间。北宋时就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说韩信”,今存讲史话本难说是原创之作,而是整理写定。讲史艺人演说同一内容可能各有依据,未必都用一个底本,但我们也只能就目前可见的传本考察。宁希元据《三国志平话》所写地名定州和怀州修武县西北之山阳县,《五代史平话》的山东路邢州唐山县、太原府等,断定二书为金代所作,程毅中赞同此说,并补充《五代史平话》所采用《资治通鉴》版本为宋本,与元刻胡三省注本有出入作证。章培恒则认为《五代史平话》作于元。《秦并六国平话》卷下引章碣《焚书坑》诗,章为唐浙江桐庐人,称“南儒章碣”,卷上魏将郑安成、燕将景耀龙均自称“奴婢”,匈奴单于亦被称为“郎主”,均似金人口吻,可能在金代写定。《武王伐纣书》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开篇引诗曰:“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历数诸朝止于金,则当在金或元时。《大宋宣和遗事》《百川书志》《述古堂书目》称其为“宋人所记”,列为“宋人词话”,但书中写陈抟预言宋朝“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当出宋亡之后,虽全书未必作于元,但起码经元人修订。

这里不想对此九书逐一评述,只作综合考察。讲史作为“说话”四家数之一,吴自牧《梦粱录》称:“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故其首要特点便是依据历史。诸书所写主要人物与事件均取自相关史料,甚至如《五代史平话》,其大部分文字都摘自《通鉴》。《五代史平话》和《秦并六国平话》均系年记事,后者卷首有诗云:“世代茫茫几聚尘,闲将《史记》细铺陈。”其书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骨架,而以相关的世家、列传等为补充。《大宋宣和遗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是“钞撮旧籍而成”,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具体指出,系辑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皇朝大事记讲义》《宾退录》《南烬纪闻》《窃愤录》《窃愤续录》等书,穿插书会留传或说话人自编关目。作为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讲史,当然不是历史讲座,而是讲历史故事,必然会吸纳相关传说,有所增饰铺陈想象虚构。如《武王伐纣书》系据《史记·周本纪》《尚书》《逸周书》等相关记载,而卷上写纣王令天下献美女,九尾狐换妲己神魂,入宫迷惑纣王,则或取自传说,或出说话人创造,但狐狸化美女迷人,则早有此说。由此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有些话本悖离历史,如《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其后半部让已死的孙膑与乐毅斗法,匡复齐国,全非史实,而属“关公战秦琼”一类,但说来热闹,启“戏说”先河,亦受欢迎。其二是记述简略,有些故事仅存提纲。《三国志平话》篇幅还是长的,也存在这种情况。如卷中“曹操勘吉平”段有云:“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名曰‘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骨。会散。”文中“筋”当为“筯”之误,“骨”为因此带出的衍字。此段所据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在后来的《三国演义》中便演为精彩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可能因刊刻时删削,亦符合话本自身的特征,作为说话人的底本,本不必有言必录,而有待艺人临场发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高儒《百川书志》说《三国演义》“去瞽传诙谐之气”,都揭示出作为下层文人的书会才人和市井艺人的共同创作,主要面对广大市民的讲史话本的又一特点:反映民趣民情。尽管这些话本记叙都较简略,难于和后来的章回小说相比,但可以肯定,艺人演说这些话本时,必然是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这从话本中仍依稀可见,如《征辽事略》写薛仁贵多次立战功,都被主将张士贵冒领,曾有数次揭破真相的机会,都因故错过,能证明其战功的薛延陀、段志贤又不幸战死,尉迟恭怀疑张冒功,两次潜入军营,才找到这员勇将。话本围绕薛仁贵命运展开戏剧性冲突,曲折紧张,颇能吸引人。高儒所说的“诙谐之气”,当指偏离史实的虚构,带有民间文学色彩的故事情节,如《三国演义》所“去”的司马仲相断案、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情节。作者正是在这背离史实的地方编造故事,增加趣味,其中也包括纯属幻奇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即“戏不够,神仙凑”。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武王伐纣书》和《乐毅图齐——春秋七国后集》。以《乐毅图齐》为例,其卷下完全脱离历史,写孙膑与乐毅斗智斗法,乐毅搬来其师黄伯杨,摆下迷魂阵,困住孙膑,魏太子毕昌、秦将白起、楚将项燕等均率兵助燕。齐王宣请孙膑之师鬼谷子下山相救,最后破了迷魂阵,燕及援军大败,齐襄王封鬼谷子、黄伯杨等为仙人。这样写当然不同于《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有悖于历史小说的正路,却适应市民的审美趣味,有广泛群众基础,并孕育后来《封神演义》型的神魔小说。话本体现民趣的同时也反映民情,不少描写和观点非正统文人所能道,但却渗透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愿望。如《三国志平话》不只刘备是“织席编履为生”的“孤穷”,还写诸葛亮“元是庄农”“牧牛村夫”,孙权的祖父也“本是庄农”,“种瓜为生”。《五代史平话》中的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也都出身贫寒。这样就拉近了历史人物与读者听众间的距离。张飞虽是“家豪大富”,但豪爽、正直、嫉恶如仇,更是下层民众倾心喜爱的草莽英雄形象。他鞭打督邮,落草太行,后又自号无姓大王,立年号为快活年,使人想起《水浒传》中李逵,他也把快活挂上口头,来梁山泊快活,杀去东京快活。快活与痛苦相对,正是朝不保夕痛苦中的民众所祈盼的。《武王伐纣书》中的殷交和《前汉书平话》中的樊伉也很值得注意。前者为纣王和姜皇后之子,妲己挑唆纣王杀了姜皇后,还要追杀他,他投奔武王,助周灭商,并亲手杀死纣王和妲己为母报仇。这与文人笔下《封神演义》所写大不相同,该书中的殷郊虽怀杀母之恨,却为传统道德所囿,做了商朝的忠臣,纣王的孝子,从中可见是非与爱憎观念之不同。后者也是大义灭亲,助刘反吕,亲手杀了其母吕胥和吕氏三千余人。按《史记·樊哙列传》载樊哙之子樊伉是与吕胥及宗亲一起被杀,可见大义灭亲纯出话本的创造。

在反映民情方面,尤以渴望清平安定、反对暴君虐政为突出,这也成为讲史话本的又一共同特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上层社会固然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的共识,下层民众也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寄托向往与厌弃。《三国演义》的研究者都很注重其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认为其反映了对凶残暴虐统治者的否定,对开明仁德当权者的赞扬,并隐含着对占据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憎恨。这种倾向在《平话》中就已出现。《平话》以司马仲相断案解释三国成因,出于因果报应的唯心史观,但也反映了民众对刘邦吕后杀戮功臣的憎恨,故《五代史平话》也引此说。对暴君虐政的批判,尤以《武王伐纣书》和《大宋宣和遗事》突出。前者借武王和姜尚之口大书纣王十大罪:“不仁无道之纣,尔囚吾父,醢吾弟身为肉酱,共妲己取乐,是一过也;虿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苦害宫妃,是二过也……杀害忠良,贬剥忠良,是五过也……尔信妲己之言,剖孕妇,辨阴阳,是八过也;尔信妲己之言,剒胫看髓,是九过也;尔信妲己之言,修筑台阁,劳废民力,费仲谗言,自乱天下,是十过也! ”众文武亦尽言:“无道不仁之君,据此合斩万段,未报民恨! ”对这中国历史上著名暴君的声讨,也是对历代包括当代暴君昏君的鞭挞。《大宋宣和遗事》开篇便列举历代无道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赵佶:“今日说话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此书带给读者的感受是复杂的,既憎恶其荒淫无道,祸国殃民,又同情其晚年的遭遇,一代君王竟在饱受凌辱的囚徒生涯中客死他乡。这不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受奴役的民族的灾难,故以沉痛之情抒写其不幸,其实是在品味民族的灾难,激发爱国抗金的民族情绪。在这种情绪下,追述其荒淫无道,也有总结历史教训的意义。

讲史话本不是供人阅读的案头文学,而是供说书艺人临场发挥的底本,加上书坊刊刻时的删节,给人的感觉是原始、古朴、粗陋,很难领略其风韵,理解其历久不衰地吸引各阶层听众读者的原因,但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容轻估。第一,孕育了白话小说的重要形式章回小说的产生。章回小说特征之一在于分章回,此正源于讲史。今存讲史话本虽不标章回,但往往有分段标题。“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每页图上都有标题,可看作是下文的题目,话文中也偶尔标出章节,如“三战吕布”、“吕布投刘备”等。至于其衔接,说话艺人会卖关子留悬念以吸引听众,但今存话本却看不出来,此或因刊刻时删节,或待艺人临场处理,而章回小说的“且听下回分解”来自“说话”则是肯定的。第二,为明代章回小说的丰收奠定基础。讲史话本(包括已佚者)还为后代的章回小说提供了素材,《三国志平话》是《三国演义》的雏形,《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传》的雏形,《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开启以神魔形式演说历史事件的先河,为《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等书所继承,成为神魔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支。其他讲史小说也都与明清小说存在渊源关系。从章回小说题材分类看,除世情小说外,其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都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讲史话本也为后来的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提供借鉴。以《三国志平话》为例。高儒《百川书志》所说“瞽传诙谐之气”,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所说“失之于野”,当指为追求故事性而游离于史实之外的虚构。其实《三国演义》也有大量虚构,虚构的许多精彩之笔正是在《平话》基础上写出的,如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智激周瑜、借东风、华容道放曹、三气周瑜等。此外,讲史话本某些情节的安排和具体描写也值得称道。

讲史话本之外,金元还有一批小说话本,但确切数量多少,今传本哪些属金元,尚难确定。目前元刊本仅发现《红白蜘蛛》一残叶,为《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之前身,但未必出于金元,亦可能是“先人书会留传”的旧本。《录鬼簿》载,陆显之有《好儿赵正》话本,当即《古今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金元小说话本见于明代小说集的,参照胡士莹、许政扬、程毅中、章培恒、刘世德等先生的考证,主要有如下几种:

(1)简帖和尚(《清平山堂话本》)

(2)西湖三塔记(同上)

(3)快嘴李翠莲记(同上)

(4)曹伯阳错勘赃记(同上)

(5)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古今小说》)

(6)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上)

(7)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醒世恒言》)

(8)金海陵纵欲亡身(同上)

从《红白蜘蛛》的残叶推测,全文约四千余字,而《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文字多出一倍,可见保存在“三言”中的宋元话本,都经增订,而成供阅读之作,失去了原本素朴面貌。比较而言,《清平山堂话本》改动较少,较接近原貌。然原本已不可得,只有以其衍生物见其仿佛,了解其特点。

第一,延续宋话本,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市民。作品的主人公多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八篇除《金海陵》外,基本都是市井平民的故事,特别是《李翠莲》与《宋四公》两篇。前者叙一下层妇女的遭遇,后者写几个侠盗戏弄贪鄙财主与捕盗官吏的故事,可称前所未有。这在作者与演说者是为迎合听众的兴趣,如当今电视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就扩大了小说的题材领域,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确是 “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

第二,鲜明的反传统精神,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其中《勘皮靴》是公案故事,写深宫寂寞的韩玉翘渴望亦能过正常夫妻生活,出宫养病时闻红叶题诗事病情加重,去庙中还愿,自语愿得如二郎神样丈夫,道士孙神通施妖术冒名与之私通,后被发现,以其遗落之靴为线索,将其捉拿归案。本篇不仅写出后宫女子在如《红楼梦》贾元春所说“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压抑苦闷和怨望,与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针锋相对,而且这一“淫污天眷”的案件,也给至高无上的皇帝戴上绿帽子,实在够大胆够畅快的。《快嘴李翠莲记》所写的这位爽朗泼辣的劳动妇女,不只“亲操井臼与庖厨,纺织桑麻拈针线”,而且“能言快语”,“口快如刀”。在家惹父母兄嫂不满,出嫁不为夫家所容,被休回娘家亦得不到理解和温暖,最后出家为尼,反映了妇女渴求个性获得自由与礼教妇箴的矛盾。李翠莲虽备受责难,为世不容,但不屈服。其公公张员外训斥说:“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说话安详,方是做媳妇的道理。那曾见这样长舌的妇人! ”她则声言:

……记得几个古贤人:张良蒯文通说话,陆贾萧何快调文,子建杨修也不亚。张仪苏秦说六国,吴晏[晏婴]管仲说五霸,六计陈平李左车,十二干[甘]罗并子夏。这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住罢!

有口就要说话,这是做人的权利,快嘴多言不过是个性,却有违礼教对妇女的特殊要求:从父、从夫、妇德、妇言。李翠莲公然自比古人,不仅在维护自己做人说话的权利,而且对这不公平的社会提出大胆的抗议。作品正是通过她的遭遇,比一般写男欢女爱要更深刻地抨击封建礼教,更富启发意义。

第三,小说艺术的新发展。比较而言,这些小说话本包括经冯梦龙增饰者,比《绿窗新话》《醉翁谈录》中提纲式者更能体现“说话”的特色。《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曰:“论讲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使得彻。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其曰词念诗以《快嘴李翠莲记》篇较特殊,她开口“说成篇,道成溜”,纯为韵语。从前引的一段便可看出,这种顺口溜显然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但非唱而是说,相当于后来的快板书。作者于篇首诗坦言“单取人前笑一声”,为了逗趣的喜剧效果,有些地方如骂媒人,打撒帐先生夸张过分,有损人物形象,但总的看李翠莲的性格是鲜明的。话本注重故事的传奇性,讲究绘声绘色的演说艺术,追求情节的曲折新奇,引人入胜。如《勘皮靴》后段写捉事使臣从神明被法师打落的一只皮靴,查到制靴店铺、定制主顾,辗转查到靴施舍到二郎神庙,终于将假扮二郎神骗奸妇女的罪犯捉拿归案。情节曲折离奇,推理合乎逻辑,颇有近代侦探小说的味道。《简帖和尚》写一淫僧窥见殿直皇甫松妻杨氏貌美,便设计让人给杨送简帖(情书)和钗环,特意让皇甫看到生疑,休了杨氏,自己娶之。本篇的突出特点是将日常生活传奇化,布局精妙,巧设悬念,先写简帖投递与后果,却回避设谋者来路与企图,启人疑窦,又五次点出其人“浓眉毛,大眼睛,撅鼻子,略绰口”,亦杨氏后夫模样,使人猜疑。直到后来杨氏追问简帖由来,此人才交待其阴谋。如此敷演“规模”“收拾”,增强了情节的生动性,对后世小说颇有影响。

此外,还应提到《西游记平话》,今仅存二则,一是《梦斩泾河龙》,见《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送韵“梦”字条内,一是《车迟国斗法》,见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此则可能有删节。有论者将此二者列入小说话本,其实它与单篇小说话本不同。列入小说话本,是因全书失传的权宜之举。它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承,大致属于说经一类。据朱德熙考证,《朴通事谚解》编于元末,此时书已传至李氏朝鲜,可知《西游记平话》必成书于元代。据目前掌握材料,可作简要评价:第一,本书较《取经诗话》内容更丰富,是《西游记》成书的重要阶段。取经集团师徒四众首次完备,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晚于本书。《朴通事谚解》注称:

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

可见已接近后来的八十一难故事。当然取经故事还在发展中,和小说《西游记》比还有差异,据《朴通事谚解》注,孙悟空并非天产石猴,而是老猴精,偷王母绣仙衣开庆仙衣会,可能亦如杂剧《西游记》所写抢了金鼎国女子,“思媚其妇”,被降伏后观世音将其押在花果山石缝内。此山不在东胜神洲,而在西域。第二,从《梦斩泾河龙》看,内容与世德堂本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相当,唯非一渔一樵,而是张梢李定二渔翁。全文一千二百余字,虽尚不及小说《西游记》丰腴细腻,但已远非《取经诗话》的古拙素朴。从话本说,此应属详本,亦显示其艺术上的进步。

辽金元的文言和白话小说与宋代小说联手,上承唐代,下启明清。题材内容上有拓宽,有加深,鲜明体现时代特色。在反映民族对抗与融合,高扬民族精神,体现市民思想与情趣,冲击封建礼教等方面尤为突出。艺术技巧上有继承,有创新,特别是在文言小说世俗化,话本小说多样化,两大体系相互影响渗透方面值得注意。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不是高峰,但在发展,在积淀,不容忽视。

注释

①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七六《鹧鸪天·赠驭说高秀英》。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传艺》。③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四《党太尉》条引《杨文公说苑》。① 参见《〈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载《文献》1991年第二期;《〈五代史平话〉为金人所作考》,载《文献》1989年第一期。② 《宋元小说研究》第28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参见《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一期。① 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元代文学史》第5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② 参见《〈乞老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书后》,《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8年二期。① 转引自朱一玄等《西游记资料汇编》第111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