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宗教·道流和僧人的文学创作
宋代号称崇文盛世，诗词文赋盛极一时，对宗教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宋代道、佛两教发展兴旺，人才辈出，其中不少人受时代沾溉，文学素养颇高，创作出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尤其是诗歌，总体上比前代有较大发展，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诗道和诗僧。
道教宫观遍布名山大川，道士修行也常远离尘嚣之外，过着忘机出世的生活，这种生活情调成为道教诗人主要的歌吟对象。宋初著名道士陈抟(?—989)作有《题石水涧》：“银河洒落翠光冷，一派回环湛晚晖。几恨却为顽石碍，琉璃滑处玉花飞。”(《全宋诗》第1册卷一)清丽如画的景色摹写中隐藏着对自然生命的融入和呼唤。陈抟还有一些诗作，洒脱无羁，游戏红尘感较浓，例如他的睡诗：“问君世上何事好，无过晓起睡当早。庵前乱草结成衣，饥餐松柏常令饱。因玩山石脚绊倒，不能起得睡到晓。时人尽道臣憨痴，臣自憨痴无烦恼。”①作者随意自然的生活方式，不食人间烟火的忘忧境界，通过“睡”的日常生活情景完整表现出来。
道教的神仙信仰中又滋生出不同流派，各有不同的修炼方法，但大致可分成斋醮符箓和丹鼎方术两大派。前者尚符箓、咒祝，后者重服食、行气、导引，丹鼎派分为外丹派与内丹派，外丹系用炉鼎烧炼铅、汞等药物而成，毒性较大，而炼丹人却视为长生之药，唐代很多人即因服食丹药毒发身亡。宋人对于外丹已经有较为理性的认识，更多地转入内丹的修炼，即以身体为鼎炉，以体内精、气、神为药物，通过特殊的修炼方法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宋代符箓派势力最盛，但内丹理论逐渐成为道教修炼的核心后，符箓派也融合了内丹修炼。道教中的很多诗歌就是对这种修道、体道过程的描写。符箓派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紫阳派(北宋金丹派)宗祖张伯端(987—1082)等都曾以诗词形式总结内丹修炼功法。如张伯端道教名著《悟真篇》中的诗歌：“潭底日红阴怪灭，山头月白药苗新。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作者将内丹比作红日，把丹田比作水潭，把丹成的感受喻为“潭底日红”，异于铅汞所炼的外丹，形象再现内丹修炼的过程。受张伯端影响，紫阳派后继宗师大多留有修道诗作，石泰作有《还源篇》81章，薛式作有《复命篇》及《丹髓歌》，陈楠著有《翠虚篇》等。以诗词形式总结内丹修炼功法，给人奇特和形象之感，但连篇累牍的道教术语却令教外人望而却步，破坏了诗歌的艺术美。
真正将诗艺和道艺完美结合的是白玉蟾(1194—1284?)。他是南宋金丹派的代表人物，《全宋诗》收其诗八百多首。他的诗歌大多面向自然，光鲜流丽，充满浓郁的画意和浪漫的想象：“浩浩神风碧无涯，长空粘水三千里。”(《赠方壶高士》)“碧桃枝上东风转，一点阳和开柳眼。何人收拾罗浮春，藏在此园天不管。每岁东君召勾芒，玉壶淡淡晴烟暖……”(《题诸葛绣香园》)“黄鹂声断桃花飞，一雨三日溪水肥。龙孙破地蝴蝶懒，梅子如豆糁青枝。东风吹转杨柳腰，村南村北杜鹃啼。稻针刺水鸥抱卵，双燕商量春欲归……”(《周唐辅仙居庄作》)大自然的神奇奥妙、美好可爱活现纸上。即使是那些容易写得枯燥无味的修道、体道和颂道诗，白玉蟾也总能从笔端流淌出诗的韵味来。他的《云游歌》，共1192字，真实记载道士云游中的种种困苦，表现修道的艰辛。他在诗中善于穿插景致描写，语言俗雅相间，读来很有吸引力。体道和颂道诗主要描写他关于金丹内功修炼感悟和对神仙、圣贤的赞颂。诗中也用道教术语，却并不让人感到隔膜。如他赞美第一代天师张道陵的诗：“云锦山前炼大丹，六天魔魅骨毛寒。一从飞鹤归玄省，烟雨潇潇玉局坛。”颇有意境。再如《咏雪》：“青女怀中酿雪方，雪儿为��露为浆。 一朝雪熟飞廉醉，酘得东风一夜狂。 ”在普通人看来，诗写青霄玉女以雪酿酒，将风神灌醉，使他发了一夜酒狂，借以表现夜风吹雪的奇景，饶有情趣。但在修道人眼中，青女却常用来指内丹学中的“砂中汞”，这首诗却是以象征性意象抒写蕴炼大道于心中和得道以后的神妙感觉，道教意象巧妙地与自然景象融为一体。
宋代诗僧和僧诗的数量远超唐代。我们根据《全宋诗》做过粗略统计，共得诗僧816人，诗作两万五千多首(如果加上道诗，这个数目可能还会有相当规模的增加)。其中存诗百首以上的僧有咸润、智圆、重显、道潜、释招、惟一、子淳、惠洪、怀深、守珣、宗杲、正觉、了一、如本、慧空、师体、印肃、宝昙、崇岳、师观、居简、师范、普济(奉化)、永颐、元肇、善珍、心月、了惠、绍嵩、斯植、文珦、绍昙、月涧、莹彻等三十余人。存诗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惠洪。
惠洪(1071—1128?)号觉范、寂音，后改名德洪，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他是临济宗下第十世，虽是出家人，却经常卷入世俗纷争，曾数次入狱，喜论古今是非，与苏轼、黄庭坚、张商英等交往密切，其诗作大多为唱和赠人之作，酬作对象相当部分为尘俗中人，故其诗歌也沾染一些世俗气息，其诗文集《石门文字禅》30卷中甚至有少量的艳诗，据说还因“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乡心未到家”(《上元宿百丈》)一联被王安石的女儿评为“浪子和尚”(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
与宋代大多数僧诗诗料贫乏、意象单一相比较，惠洪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社会人生、山光水色、谈诗论艺、观画赏乐，乃至酒肉食品都成为他表现的对象。宋代大多数诗僧善近体而拙于古体，惠洪近体颇见功力，古体造诣更高。他现存1535首诗①，以七绝和七律数量最多，分别为407首和397首，以古体写得最好，五古和七古数量分别为242首和207首，或雄健飞舞，或清雅灵动，显现出他那张扬踔厉的性格。七古《题李愬画像》(《石门文字禅》卷一)开合动荡，议论煌煌，被陈衍评为“抵段文昌一篇碑文”(《宋诗精华录》卷四)。五古《瑜上人》夹叙夹议，篇幅宏大，结尾“寄声灵石山，诗当替余作。便觉鸣玉轩，跳波惊夜壑”，移情山水，想象奇妙。五古短制《余自并州还故里，馆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风物类斜川，儿童时戏剧之地也。尝春深独行溪上，因作小诗》：“小溪倚春涨，攘我钓月湾。新晴为不平，约束晚见还。银梭时拨刺，破碎波中山。整钩背落日，一叶嫩红间。”诗人重游儿时经常嬉戏之地，以儿童之心眼观照景物，使整首诗意象显得生动活泼，天真烂漫，蕴藉着大自然动静开合的奥秘，令人悠然神往。也有人认为惠洪诗虽好，却非僧诗正统。方回就批评他说“觉范佳句虽多，却自是士人诗、官员诗”(《瀛奎律髓》卷四七引)。的确，惠洪在题材的选择、人文意象的运用、审美情趣的表现上不像一个出家人，更靠近士大夫之流，像一个披着袈裟的士大夫。北宋的道潜、仲殊，南宋的居简、文珦等知名诗僧的作品也表现为这一趋向，但这并不能代表僧诗的整体和主流，绝大多数僧诗表现的还是禅思佛理和山林生活。
参禅是僧人必修的功课，八百多位诗僧无一例外地写过参禅的作品，《全宋诗》中所收很多即为参禅悟佛的偈子或颂古，然而这类诗歌往往流于枯燥抽象的术语展览。能够体现僧诗艺术价值是那些被讥为“蔬笋气”的山林生活诗，它们往往被视为僧诗的特色所在。
文学史上常将宋初的“九僧”拈出作为山林生活诗的典型。所谓“九僧”，按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记载为：“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他们作为宋初“晚唐体”的代表作家群，当时造成不小的声势，还延及到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影响深远。一般认为，以九僧为代表的山林生活诗有三个特点：工于写景，精于炼字;唱和赠人，题材狭窄;意重境狭，缺少变化①。这原是诗僧的文化身份和生活环境限制造成的——他们疏离社会现实，只好去表现幽寂的自然景物或优游自得的趣味，感情干瘪而枯寂，语句重复因袭，情味单调，因此被讥为“蔬笋气”。但从历史的眼光看，似不应过于苛求。因为宋代士大夫的诗歌，也多少存在着这些缺点。唱和过多，意复境狭，并非仅是诗僧们的痼疾。
不过，这类歌咏山林生活的僧诗重视写景炼字，注意大自然的细微变化。他们在对山水、风云、竹石、花草、星月、雨雾、禽鸟等自然景物千姿百态的勾画中，大大拓展了山水诗的领域。就诗僧而言，他们不像士大夫只是将自然山水作为暂时解脱精神苦闷的工具，而是将自然山水看作有佛性的生命形式和自我心灵的外化形式，从而物我交融，彻底避开尘世的喧嚣，“创造了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幽深清远的审美范型”②。仅此而言，僧诗就足以在诗史占有一席之地。
《全宋词》共录僧词124首，道词仅张继先和白玉蟾两人所作就近二百首，它们以阐扬教义为主，但不少作品形象鲜明，说理透彻，词义空灵，堪称上品。则禅师作有《满庭芳》：“咄这牛儿，身强力健，几人能解牵骑。为贪原上，嫩草绿离离。只管寻芳逐翠，奔驰后，不顾倾危。争知道，山遥水远，回首到家迟。牧童，今有智，长绳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终是不生疲。直待心调步稳，青松下，孤笛横吹。当归去，人牛不见，正是月明时。”借牧牛喻牧心，看牛即是看心，最后以“人牛不见”之境比喻本心清净，辞理圆融，被称为“世以禅语为词，意句圆美无出此右”(《罗湖野录》卷二)。又如仲殊、惠洪所撰的情词，其感情之热烈，境界之迷离，实不亚于婉约正宗。白玉蟾的《沁园春》：“嫩雨如尘，娇云似织，未肯便晴。见海棠花下，飞来双燕，垂杨深处，啼断孤莺。绿砌苔香，红桥水暖，笑拈吟髭行复行。幽寻懒、就半窗残睡，一枕初醒。消凝，次第清明，渺南北东西草又青。念镜中勋业，韶光冉冉，尊前今古，银发星星。青鸟无凭，丹霄有约，独倚东风无限情。谁知有，这春山万点，杜宇千声。”体现出一派自然自在、潇洒萧散的道家生命情趣。这些作品，将词的情采华美、缠绵蕴藉与道趣禅理交相融合，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道、佛中人的散文创作也颇具特色。道教宫观广布名山，出于宣传教法和扩大影响的需要，道教名山志引起人们重视，《南岳总胜集》就很有名，《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称其作者为“宋道士陈田夫”，他大约生活于两宋之交。该书以纪实手法记载了南岳衡山28处道教宫观兴修分布状况，在描述某一宫观历史时往往融入仙人仙事或诗词题咏，具备史料性和文学性。如《招仙观》中补钟道人的神奇，《田真院》中田母晒衣化石的灵异，《寻真观》中以三首诗串起寻真观变迁历史的巧妙，使文章增添了不少文学趣味。语录问答体创作是道流散文的另一特点，道士的传道布教过程，师门弟子多有记录，几乎各派均有语录传世。如《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话》记载神霄派创始人王文卿论述雷法的40个问题，《海琼白真人语录》记载白玉蟾的玄言妙论。这些语录一般藉问而发，活泼生动，语言自然，针对性较强。受宋代三教合流思潮的影响，语录还大都体现出兼通儒佛的倾向。宋代僧人以诗名世者多，文名较著者只有契嵩、惠洪、居简数人。契嵩《镡津集》《辅教编》《夹注辅教编要义》以古文体法回应排佛思潮，力倡三教融会，文风博洽雄辩、豪健犀利。惠洪《石门文字禅》，多宣佛理，兼有文谈，文风轻快灵秀。居简《北涧集》不摭拾宗门语录，气格清拔，甚得四库馆臣赞许。宋代僧人散文以论辨体创作最为出色，这可能由于要回应宋代文人的排佛观点和佛经本身善于遮诠破立所致。
注释
① 《太华希夷志》卷上第11页,转引自詹石窗《道教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① 惠洪诗歌各体数量统计据李贵《试论北宋诗僧惠洪妙观逸想的诗歌艺术》,《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增刊。① 参见祝尚书《论“宋初九僧”及其诗》,《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② 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