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词·第五、第六代词人群的深化与融合
第五代词人群(1208—1265)是以戴复古(1167—1243后)、孙惟信(1179—1243)、刘克庄(1187—1269)、吴文英(1207?—1269?)、陈人杰(?—1243)和黄升等为代表的“江湖词人群”。
13世纪上半叶的词坛，基本上是江湖名士的天下。此期词人大多是寄人篱下，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固定经济来源而又名动天下的江湖清客，是以“业文”为生的“专业”作家。
这一阶段，是两宋词史上的深化期。词风走向分双线发展：一线继承“稼轩风”，沿着辛弃疾抒情自我化的道路继续深化。词作常以“自述”为题，表现江湖名士的行藏出处、意态风神，抒发自我的失意苦闷。他们崇尚抒情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计较字工句稳;豪壮之气不足，狂傲之气有余，有时不免流于粗豪叫嚣，而缺乏辛弃疾那种深沉刚健之美。戴复古、孙惟信、刘克庄、陈人杰等属于此类。另一线则传承、师法周邦彦和姜夔，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不尚抒情的自由，但求字句的协律典雅。写恋情，状物态，是他们词作的主要题材。吴文英是其代表。
他们生活在朝野上下醉生梦死的“苟安”时代(宁宗、理宗二朝)。自1206年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南宋君臣对收复失地、北定中原就彻底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于是心安理得地龟缩在半壁河山，守着“一勺西湖水”，酣歌醉舞，苟且偷安。加之朝廷政治日益腐败黑暗，“绝口用兵”(汪晫《贺新郎·开禧丁卯端午中都借石林韵》)，文人士大夫大多丧失了进取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混世、厌世和愤世成为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也是词作中最突出的心理常态。
这个时期词作中的情感世界，有所拓展，表现出了词史上未曾表现过的一种心态——灰心与绝望。
此时的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对民族的命运，还是对个人的前途，大都是灰心绝望。他们深知，“偏安久，大义难明”，清醒地意识到朝廷、社会已是“膏肓危病”，无法救治，“宁有药，针匕具，献无门”(黄机《六州歌头》)。个人的进与退，都无补于社会，所谓“用与舍，徒为尔”(冯取洽《贺新郎》)，因而心灰意冷。如果说上一代词人是希望与失望交织，进取与退避并存，那么这一代词人就只有失望和绝望。他们一再表白“未老心先懒”(宋自逊《蓦山溪》)、“道人识破灰心久”(宋自逊《贺新郎》)、“弧矢四方男子事，争奈灰心也久”(李曾伯《贺新郎》)、“看剑功名心已死”(王涯《满江红》)。心如死灰，是这代词人共有的心理状态。
哀莫大于心死。由于对现实社会和人生前途的灰心绝望，他们转而厌世、混世。厌世的心理，混世的态度，突出地体现在不再追求什么人生事业、社会功名，只求个体生活的清闲自在，在悠闲无所事事中消磨岁月，打发时光。于是，“闲”，就成为这代词人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标。陈人杰曾说：“人世间，只‘闲’一字，受用无穷。”(《沁园春》)其他词人也纷纷发表爱闲求闲的声明：“万事全将飞雪看，一闲且问苍天借。”(赵希迈《满江红》)“已没风云豪壮气，只思烟水闲踪迹。”(吴渊《满江红》)“任当年伊吕，谈笑兴王，争恁闲眠野宿。”(韩淲《洞仙歌》)辛弃疾、陆游等英雄志士为年华的等闲虚度而苦闷焦虑，恨闲恶闲。而这代词人是爱闲乐闲，闲得满足，闲得惬意。所谓“幸得闲中趣”，“乐取闲中日月长”(李曾伯《减字木兰花》);“这闲福，自心许”(汪晫《贺新郎》)。
灰心绝望的词人，面对病入膏肓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没有完全丧失正义与良知。他们也曾忧时伤世，也曾“提短剑，腰长铗”，寻机遇，觅封侯。但由于未曾进入仕途，未曾参与政治，因此，他们只是“思想”上忧国，而“行动”上不救国，也无法、无力拯救。同样是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忧患，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中兴”词人是随时准备舍身投入去拯救国难，有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而这代江湖词人只是期待别人去解忧排难，而把自己定位为“看客”的角色。李曾伯就直言不讳地宣称：“断国谋王非我事，抱孙弄子聊吾适。”(《满江红》)朝廷剥夺了他们进取的机会，他们只能徒忧时，空愤世。久而久之，就混时玩世，心理怪圈周而复始。
这种灰心绝望、混世厌世的心理，是词史上未曾表现过的崭新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感受，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它显示出：一向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和进取心的宋代知识分子，在黑暗政治的摧残和压抑之下，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发生了怎样的倾斜和裂变。文士们精神的没落和思想的颓废，正是那个时代没落衰败的深层体现。
这个时期，艺术上最富有创造性的词人是吴文英。吴文英与姜夔、周邦彦的创作倾向基本一致，而又各具面目。从周到姜、吴，艺术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周词的语言色彩浓丽，姜词反之而趋于清冷淡雅，至吴文英又返归于秾艳。周词的意象结构稠密，姜词反之而疏朗，吴文英又复归于绵密。吴文英似乎有意要越过“近宗”姜夔而追随“远祖”周邦彦，以建立与时代相近的前辈姜夔不同的艺术风格。吴文英词的艺术个性，集中体现在语言和结构两个方面。他的语言，富有强烈的色彩感、装饰性和象征性。他喜欢用生僻的字眼和冷僻的典故，语言的搭配和字句的组合往往打破正常的语序和逻辑惯例，造成一种极典雅、极含蓄的艺术效果，有时则流于晦涩难懂。章法结构上，则按照类似于“意识流”的方式，把不同的时空场景浓缩杂糅在同一时空中;或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联想，把实有的情事与虚幻的情境错综叠映，使意象扑朔迷离，意境朦胧复杂。吴文英的词因过于朦胧含蓄，因而只能在文人雅士的圈子内流传，而很少在民间大众中传唱。由于失去了广大的接受消费者，词也就逐渐失去了在现实文化生活中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随着社会文化消费市场对词的冷落，词体命运的衰落也就为期不远了。
第六代词人群(1252—1310)①，是以周密(1232—1298?)、刘辰翁(1232—1297)、王沂孙、张炎(1248—1331?)、蒋捷等为代表的“遗民词人群”。
他们生活在13世纪下半叶宋末元初的“亡国”时代。1258年，蒙古大举侵宋，攻取四川，随后向两湖逼近。从此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273年，蒙古兵经过四年的围攻攻破南宋王朝的屏障襄阳城后，迅速挥师夺取江南，一路势如破竹，南宋军队往往不战自溃。1276年，宋太皇太后谢氏向元蒙进奉降表，献上都城临安，南宋王朝宣告灭亡。虽然文天祥、陆秀夫等民族英雄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抗元，让南宋的年号延续了三年，但狂澜既倒，无力回天。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跳海就义，文天祥则兵败被俘。从此，赵宋江山改由元蒙统治。“遗民”词人就生活在这个腥风血雨、战火连绵的时代。
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情况来看，刘辰翁、周密等新生代登上词坛的时候，上一代词人刘克庄、吴文英等仍活跃在词坛，刘、吴等词人直到宋亡前夕才辞世。而刘辰翁这代词人的创作主要是在宋亡以后。南宋灭亡时，刘辰翁、周密、文天祥等已年过四十，蒋捷、王沂孙年岁大略相仿，张炎接近而立之年。除文天祥在1282年就义外，其他词人在元蒙统治下做了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遗民”。张炎就活到了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
遗民词人群的创作也可以分两个营垒：刘辰翁、文天祥、罗志仁、邓剡、汪元量和蒋捷等人属于辛派后劲。只是由于身处亡国时代，除文天祥之外，他们大多没有辛弃疾那种豪迈雄武之气，词作是敛高调，成悲凉，低沉的悲哀之音多于高亢的雄壮之调。周密、王沂孙、张炎和陈允平、仇远等则属于姜夔的后继者，继续填写那音律精严的“雅词”。只是他们的雅词多了些亡国的哀思和更浓重的悲剧意味。
由于身经时代的巨变，处于宋末元初两个时代，遗民词人的创作也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他们登上词坛的时候，正值外敌凭陵、“国脉危如缕”的亡国前夕。国内朝政日益黑暗，贾似道当权，竭力压制“忧边”愤世的言论，使得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贾氏又用利诱软化手段，消磨尽了一代志士的豪气。 时人赵必��《齐天乐》词即说：“东南半壁乾坤窄，渺人物，消磨尽。官爵网罗，功名钓饵，眼底纷纷蛙井。暮更朝令，扞格了多少，英雄豪俊。”因而，这代词人对人生、社会比其前辈更灰心绝望。周密《隐居》诗曾说：“事有难言惟袖手，人无可语且看山。”(《草窗韵语》卷四)国事难言也不能言，言则得罪，干脆不言，故而连蒙古兵夺四川、侵两湖、下襄阳、逼江南这样惊天动地的事变，他们仿佛置若罔闻，词中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有一位不知名的“业余”作者杨佥判写过一首《一剪梅》，反映“襄阳四载弄干戈”而“朱门日日买朱蛾”的现实，算是唱出了一点愤怒之声。
这代词人，大多出身豪门贵族，与其前辈江湖谒客的“寒士”身份不同。身为青年贵族雅士，他们可以不做官，不入贾似道的牢笼，而有的是钱财，有的是闲暇，于是“把笙歌恋定西湖水”(王奕《贺新郎》)，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把自我封闭在与那乱世、浊世相隔的贵族“沙龙”里，讨音论律，赠答唱和，描摹风月，把那“西湖十景”等名胜景致一一品题，给这风雨如磐、大厦将倾的时代和绝望而无聊的人生增添一点高雅的艺术情趣。
直到1276年都城沦陷，国家破亡，战火烧到家门口，他们被卷入难民潮，风雅的生活、枯寂的心境被打破，才幡然易辙，用词来抒写亡国的悲恨、故国的哀思和流离的痛苦。抒情取向才面对那悲剧时代、苦难人生。就在这一年，刘辰翁写出了《兰陵王·丙子送春》，感叹“人生流落”，国亡“无主”。
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南渡词人早有表现。而这批“遗民”词人与南渡词人不同的是，复国中兴已完全没有了希望，文天祥、陆秀夫抗战的悲剧结局早就粉碎了他们任何复国的幻想。马廷鸾《齐天乐·和张龙山寿词》说得明白：“弱羽填波，轻装浮海，其奈沧溟潋滟。”“填海”救国不可能，“浮海”逃避也不可得。莽莽乾坤，都是“铁马蒙毡”。因而遗民词人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包含着无可奈何的绝望，而缺乏南渡词作那种抗争精神，只有低沉的哀吟，而无高亢的怒吼。同时，身为遗民，也不能像南渡词人那样直接袒露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只能是暗中饮泣，所谓“寸肠万恨，何人共说，十年暗洒铜仙泪”(赵文《莺啼序》)。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比兴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达深沉的亡国痛楚。他们或者通过对节序时令的感慨，或者通过咏物来寄托那不能直说却不得不吐的亡国悲恨。所以，这个时期节序词、咏物词特别多，并出现了托意遥深的咏物词专集《乐府补题》。有亡国恨而不能直接宣泄，不能放声痛哭，更增加了这代词人心境、词境的悲剧性和苦涩味。
从词史的流变看，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情感，倒是他们在流离飘泊中对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的体验给词的情感世界注入了新质。
战乱后飘零，是这代词人都有的经历;“飘泊情多”、“飘零多感”(王易简《酹江月》)，是他们最突出的人生感受。伴随飘泊感而生的是无家可归的茫然感和危机感。流浪途中，“天惨惨，水茫茫”(刘辰翁《江城子》)，他们渴望回到故乡，然而“我已无家”(刘辰翁《江城子》)。“欲归无路”(刘辰翁《莺啼序》)，于是深沉地浩汉：“故园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蒋捷《一剪梅》)
飘泊流浪，生活无着，自然是饥寒交迫。蒋捷多次表现过这种生活体验。他有时“枯荷包冷饭”，“东奔西走”(《贺新郎》);有时“断髭冻得成虬”(《木兰花慢》)。刘辰翁也感叹：“朝饥讽午，寒炉拥雪，岁晚寒辛。”“被那穷鬼揶揄数得真。”(《沁园春》)陈著也曾为“穷愁”感慨：“无生可谋。奈浑家梦饭，谷难虚贷，长年断肉，菜亦悭搜。”(《沁园春》)亡国前生活的豪华温馨与亡国后生活的寒酸困顿，构成了强烈的心理反差。个体生存的困境、悲凉凄苦的心境与难以割断的亡国之恨交织，构成了这个时期词作独特的词境。
从总体上看，这代词人在词艺和词境上没有多少开拓和创新，只有融合和深化。辛派后劲刘辰翁、蒋捷、汪元量等人的部分词作，曲折哽咽，吸收了姜夔、吴文英词的长处。而张炎、仇远诸人也并非死守周邦彦、姜夔的艺术法则，对苏轼、辛弃疾也有所借鉴。他们的词雅丽而不失清疏明快，与周词的秾艳密丽、姜词的清刚峭拔有所不同。两派互有倾斜和渗透。就个体而言，这代词人中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王沂孙、张炎和蒋捷。从词史的进程来看，这个时期既是多种词风的融合期，也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
注释
① 之所以将第六代词人群延伸到元代的至大(1308—1311)年间,是因为张炎等遗民词人一直活到了此时。如果以1279年宋亡为界划断,张炎等人后半生的词创作,就无法纳入到宋代词史中来。历来研究宋词者,也都习惯把张炎视作宋代词人。张炎既然是“宋”人,他又生活到了元初,所以宋代词史的分期下限就不能完全按政治史的分期,不能依王朝的更迭时限来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