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散文·散文体类的变革与创新
韩愈、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这个新的文学范型的建设，还应包括文章体类这个方面。其实唐代早期古文家已经有了开拓文体的自觉，杂文的创作便可以体现他们这方面的成就①。而韩、柳二人在建设散文体类方面贡献尤大，他们的创造性成就，主要表现在韩愈使应用性文体墓志和以议论为主的赠序焕发活力，呈现出艺术之美;表现在柳宗元使游记走向成熟，成为融纪游、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并深受后世文人喜爱的重要文体。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动物寓言也有着文体上的意义。
碑志兴起于东汉，自蔡邕以后，已成为一种应酬性文体，语多虚美、套话雷同本是在所难免。明人吴讷称此体“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文章辨体序说》)②。韩愈用古文大量写作墓志，能因人而异，竭尽变化，使之面目一新。
墓志一般要叙及墓主家世、生平、德行，所谓“铺排郡望，藻饰官阶”，“以人为赋”。然而韩愈往往重在突出人物性格，故只用数事以传神，并不历叙平生。《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只写薛公达三事：举进士不行礼，作书奏令幕主不辨句读，射箭三发连中而技压全军，对其人气高才奇遇薄却能传神写照。《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重点写王适骗娶处士侯高之女一事，以小说笔法塑造了王适疏狂不羁的“奇男子”形象。韩愈实际上是借鉴了《史记》《汉书》塑造人物的传统，将墓志变成了人物传记，故宋人李涂谓韩愈墓志文“一人一样，绝妙”(《文章精义》)。
韩愈墓志写人固然各肖其形，写法也是变化多端，尤善于从虚处着笔，于无可写处写出精彩。《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将墓主家人求铭的过程作为主要内容，婢女转述的墓主及其妻之语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墓主早亡，无甚事迹可叙，几乎无可着笔，韩愈却从死生离合、人世沧桑处着眼。写墓志纯从虚处着笔，可谓创格。从世故人情来说，墓志某种程度上需要隐恶扬善。既不能让墓主家人过于不满，又要避开良心的追问，不能明显谀墓。考虑到这些因素，便可以体会到韩愈在运”思及叙述技巧方面的杰出才能。
发议论也是韩愈墓志的一个特色。《柳子厚墓志铭》感慨士穷见节义，以柳之节义与世风之浇薄反衬，以议论与叙事相辅相成，共同突现了柳宗元的可贵人格。《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则完全意在议论，故笔墨全在服食丹药上。述及李于服丹死后，引出同是服丹而死的归登等七人，细写他们死时惨状，末尾以议论作结。明人徐师曾论碑文曰：“其主于叙事者曰正体，主于议论者曰变体，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文体明辨序说》)如果说《柳子厚墓志铭》为变而不失其正者，《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则纯为变体。
甚至墓志的风格，韩愈亦能因人而异。如他平日与孟郊联诗，斗奇斗险，为孟郊所作的《贞曜先生墓志铭》便字奇句狠，拗折陡峭。在墓志的构成上，也是变化不一，除志、铭俱全的正体外，或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或以散文为铭。
总之，韩愈作墓志，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重视人物的塑造。在此基础上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多变体，多创格。
赠序自唐代萌兴，用于赠别的序文从一般的诗序形态中分离出来，唐人的不少赠序里甚至不提赠别之诗，序本身已成为写作目的。这一体的创作，在韩愈之前尚未摆脱夸饰雕绘之习套，至韩愈则无论是内容，还是写作技巧都充满个性而又富于变化，从而大放异彩。
赠序就内容而言，正如姚鼐所云：“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古文辞类纂·序目》)所谓“得古人之意”，当指他善鸣现实之不平，以道义相激励，并在行文上做到纵横陈义与微言相讽的结合，从而拓宽了赠序的内容，使之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并有深沉蕴藉之美。向为人称道的《送董邵南序》即堪为代表。文章既惋惜董生为藩镇所用，有不欲往之意，又伤其不遇，知其不得已，复希望董生能受知于燕赵，转而又担心今之燕赵之士已不复如古之慷慨悲歌。文思盘旋曲折，情致深婉。此类佳构不胜枚举。
与富有深意的内容相应，在表现手法及技巧上，议论说理成为韩愈赠序的显著特色，这反映了赠序表达方式的一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古文发展的进程相关①。对于韩愈而言，赠序中议论、叙事、抒情无不可而又无不妥帖，文章的风格也随之姿态纷呈。如《送李愿归盘谷序》“别出奇径，跌宕自喜”(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全用被送人之语点染成篇，对其为人行事不著一词，而褒扬之意尽在其中，使得苏轼推赏不已②。文中多骈俪语，而在筋节脉络之处，则用散文笔法起落转接③。如《送廖道士序》以灵山秀水反向铺垫，欲抑先扬，欲指斥其人，而不直言，却于赞扬中流露批评之意。婉而讽，亦有谐趣，文思妙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以说，韩愈以自己的努力提升了赠序的文学品格，他的赠序因而垂范后世，影响深远，即以宋人而言，“欧、王二家，王得其骨，欧得其神”④。
如果说韩愈碑志、赠序成就最高，那么柳宗元独标千古的就要算山水游记了。山水自成为六朝人的审美对象与寄情之所后，便经常在文学中呈现它的风貌。六朝人喜欢在书信中表达山水之美和他们的欣赏之情。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等都是传世名作。北朝人的山水体验则主要积淀在郦道元的学术著作《水经注》中。隋唐以来，诗歌成为传达山水之情的首选。诗之外，有各种序、记，还有传统的书信，如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有一组写道州山水的作品，其中有些如《右溪记》这样的文章已属于正式的游记体，但更多的还是借助于铭、序的形式。只有到了柳宗元手里，山水散文才从其他文体中正式分离出来，以游记的形式定型并走向成熟。柳宗元对山水之美具有超常的感受与描绘能力，同时他也把人生的感慨、孤傲的情怀投注其中，使他笔下的山水别具幽冷凄清之美，也使他的山水游记成为古文精品①。正是有了他，山水游记这种原为边缘文学的散文体裁，一跃而成为此后散文园地的一种热门体类。
柳宗元在永州完成的“八记”堪称“追摄化工，独开生面”(孙梅《四六丛话》卷二一)。八篇文章以游踪为线索，一文记一地，脉络相连，神气相通，呈现出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的西山(《始得西山宴游记》)，“昌蒲被之，青鲜环周”的石泓(《石渠记》)，以大石为底、“水平布其上，流若织锦，响若操琴”的石涧(《石涧记》)，无不充满灵性。“八记”之外的《游黄溪记》移步换景，如一幅山水长卷缓缓展开，陈衍许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石遗室论文》卷四)。柳宗元充分展示了他对景物的摹画能力，同时还吸收了骚、赋、骈文的词采，并将诗歌的意境带进散文里②，从而使他的山水游记如画、如诗。
他山水游记的境界则多清冷孤寂，而以 《小石潭记》 为最。潭水清冽，游鱼灵动，日光明澈，境界空灵明净，而这一切又终为凄神寒骨的气氛所笼罩。由于他的悲剧生涯和悲剧化的个性，柳宗元特别偏爱冷峭幽邃的境界，遂使他的作品骨力峭拔，色调清冷①。
柳宗元的山水似乎有精神、人格。 不论是《钴潭记》“荡击益暴”的水，还是《钴潭西小丘记》“突怒偃蹇”的石，都充满了个性与生命力。柳宗元把贬谪的幽愤、郁闷寄托于山水中，所以山水不再是外在的山水，而是与观照者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人是逐臣，山水便也是美丽的弃地。《愚溪诗序》典型地体现了失意的人与寂寞的山水惺惺相惜的感情。
由于柳宗元写山水多是借题感慨，所以在写景之后总会有感发引申，这使他的山水具有某种理趣。《始得西山宴游记》立于山巅，眺望四野、俯视州郭而觉“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以至“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 《钴潭西小丘记》中，小丘本为唐氏之弃地，而终为己欣赏：“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作者“贺兹丘之遭也”，处处扣着一“遭”字，暗写自己为小丘的知音，同时也伤悼自己的命运，正是林云铭所谓“贺丘所以自吊”(《古文析义》初编卷五)。《小石城山记》后半议论亦是借瑰伟奇特之石，一吐胸中郁勃之气。
写法上，柳宗元山水游记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的成就，也导源于谢灵运《山居赋》自注的某些叙述方式②。在此基础上，他把自己的精神、情感投射于山水。山水纯净寂寞，意境清冷幽邃，文字优美而富有韵味。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这些基本特征，正印证了刘禹锡“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答柳子厚书》)的评价。
柳集中存八篇以“传”为名的文章，其中《李赤传》《河间传》及《刘叟传》都似小说，《蝂传》是动物寓言，其余四篇属于传记体散文，但又有别于传统的传记。有论者曰：“韩愈所为私传，皆其人于史法不得立传，而事有关于人心世道，不可无传者也。宗元则以发抒己议，类庄生之寓言……非所为信以传信者矣。”(《唐宋文醇》卷一)这其实点出了柳宗元传记的两个特点：一是“其人于史法不得立传”，即传记的主人公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二是“发抒己议，类庄生之寓言”，即其传记重在议不在传。
《史记》也为游侠、刺客、商人等平民立传，但这些人虽地位低下，却并非湮没无闻。柳宗元几篇传记的人物，或是孩子，或是卖药人，或是种树的驼背和工匠，都不是名闻天下的人物。为平凡的小人物作传，传记民间化，这是柳宗元的慧眼卓识，也是他对传记体散文的一个贡献。宋以后传记文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几篇传记中，唯《童区寄传》意在作传，叙奇人奇事，“简老明快”，“得龙门之神”(《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孙琮评语)，其他都以议论为主。《宋清传》通过宋清卖药不求人速报而报在长远说明为人之道，《种树郭橐驼传》通过郭橐驼种树能全其天性说明养民之道，《梓人传》通过梓人善于指挥众工而不长匠艺说明为相之道。柳宗元实际上是借为微者作传表达他对政治、社会、人生的看法。这种风格也的确接近《庄子》的寓言，即便是郭橐驼的形象就会让人想起《庄子》里的畸人。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同样也是意不在传，而在议论，如清人蔡铸所言：“不必有其人也，不必有其事也，公疾当世‘食而怠其事者’，特借圬者口中以警之耳”(《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 卷七)，与柳之风格如出一辙。
寓言在先秦时，作为一种说理的手法，已广泛使用。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已不仅仅是一种手法，而具有了文体的意义。篇目虽然不多，却非常富有创造性①。
他的动物寓言，篇幅短小，生动活泼，而都有所讥刺。《罴说》讽刺“不善内而恃外者”，《蝂传》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的人。这两个寓言结构上都是先说一个故事，再揭示寓意。这种形式在佛经里很普遍，如《百喻经》里的故事，几乎都是这样的构造，可以看出柳宗元对佛经譬喻手法的借鉴。
《三戒》的形式略有变化，序言揭示寓意，统领三个故事。《临江之麋》写主人经常使麋与家犬嬉戏，日久，麋亦以犬为友，出门遇外犬，不知为敌，而为外犬所食。《黔之驴》描绘外强中干而又不知藏拙的庞然大物，脍炙人口。《永某氏之鼠》写老鼠在主人纵容下，猖狂肆虐，换了房主后为害依旧，终为新主人全部消灭。三个故事都是讽刺“不知推己之本”即不明自己本性的人。而从上述故事的寓意又可以理解柳宗元对“本性”、“自然”这一类哲学问题的看法②。
通过生动形象的故事传达警世之意，这是柳宗元寓言的特色。“描情绘影，因物肖形，使读者说其解颐，忘其猛醒”(《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孙琮评语)，因而给人流下深刻的印象。
韩、柳二人其他体类的散文也有很高的成就。韩愈的论辩文，以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取胜，“笔笔锋刃，无坚不摧”(林云铭《古文析义》)，具有不容辩驳的力量。“《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新唐书》本传)。相当于杂文的《杂说》《送穷文》等，更是给人以高度的文学享受。《送穷文》从扬雄《逐贫赋》而来，将“穷”字化为五鬼，并伴以险字怪句，诙谐奇诡，尽显韩愈尚奇本色。
以散体写书信，也是他展示古文艺术魅力之处。或上书求仕，或友朋往返，或指导后学。因人而异，篇篇面目不同。或沉郁凝重，或自信沉着，或迂徐顿挫，或家常本色而见朋友情深。韩愈还在书信中谈论他对文学的看法，使得不少书信成为他文学理论的名篇。
哀祭类中则有《祭十二郎文》这样的绝唱。述哀之文本用韵，而此文全用散体。骨肉之痛、血泪之思喷涌而出，无暇修饰，而至情流为至文，“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钱基博《韩愈志·韩文籀讨集》)。
厅壁记为唐代兴起的实用文体，主要“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容易陷入褒扬俗套，枯燥乏味。韩愈却能写出《蓝田县丞厅壁记》这样别有意味的文学散文。传神的文字充分展现了韩愈对细节的捕捉和描绘能力，戏谑而充满怜才之意的结尾为文章留下了悠远而略带苦涩的余韵。
柳宗元的书信、杂文佳作亦颇多，较之韩愈，抒情意味更浓，那是遭受大挫折之后不能自已的伤痛。贬永以后向人表白心迹的信件，常常满怀悲怆与不平。《寄许京兆孟容书》写蛮夷之地难以婚娶、子嗣断绝，写父母坟墓荒凉、无人祭扫，写故宅易主、田地荒秽。悲愤郁结，如闻呜咽之声，茅坤谓“直可与太史公《报任安书》相参，而气则呜咽萧飒矣”(《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柳宗元集中“对”、“问答”、“说”诸类文章，多数相当于今天的杂文，形态各异，而主要是借题发挥，抒发心中的悲愤。《愚溪诗序》扣着一“愚”字，生出种种变化。实是借愚溪映照自己，道出心中的不满和无奈。《愚溪对》以溪神诘难、自己辩解的问答方式，抒发不平与悲哀。一些直接批判社会的作品，感情同样深沉而强烈。《捕蛇者说》意思全在孔子“苛政猛于虎”一语，然而“前后起伏抑扬，含无限悲伤凄婉之态”(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等形式为骚体，内容则为杂文。骂小人痛快淋漓，辞锋犀利。柳宗元和韩愈一起将杂文这种创立于早期古文家之手的散文体式推向了成熟。
柳宗元祭文中的佳构同样有深沉的身世之感，《祭吕衡州温文》丧友之痛不能自抑。吕温为一同被贬之人，物伤其类，柳宗元既哭吕温，又哭自己，哭他们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事业。文章悲痛之中有不平，缠绵之中见凌厉。
韩、柳二人还进行了以古文写小说的尝试。韩愈《毛颖传》为毛笔作传，以“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的毛颖影射官员处境，纯是小说笔法。文章刻意效《史记》为纪传体，文末亦有“太史公曰”。形式上的一本正经与内容上的荒诞相映成趣，而滑稽荒诞的内容又映射了某种真实，更显诙谐。韩愈想象奇特，才气纵横，使柳宗元读此文而感觉“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欣赏不已。这类游戏之文实际上文学化程度很高。《石鼎联句诗序》也是弄神通大作怪。文章摹拟传奇小说笔法，情节生动，趣味盎然，是韩愈运传奇入古文的成功尝试①。柳宗元也有《李赤传》《河间传》这种类似于小说的文章，但趣味性不如韩愈之作，影响也没有《毛颖传》大。当面目全新的《毛颖传》遭到时人非议时，柳宗元对此文的新颖性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表明他对这种尝试的肯定。
文体上的贡献是韩、柳奉献于唐代古文和后世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赠序、墓志、山水游记、寓言、传记等诸多体类中，有的是传统文体，有的是唐代新兴文体，经过韩、柳的发扬，它们无不生机盎然。对于如墓志这一类的传统文体，对它们的改造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骈为散，而是从内容到表达方式的全面变革。对于赠序、山水游记以及杂文这一类新兴文体，韩、柳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显示了对它们的创造性建设。随着散文体类的丰富，散文的表达能力和艺术魅力也益发彰显，这是散文成熟的标志。
注释
① 参见朱迎平《唐代古文家开拓散文体裁的贡献》,《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② 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茅坤即谓:“世之论韩文者,共首称墓志。予独以韩公墓志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叙事法,故于风神处或少遒逸。① 梅家玲《唐代赠序初探》(《国立编译馆馆刊》1984年13卷1期)认为,赠序的兴衰及写作方式的变化与古文运动息息相关。中唐时古文技巧全面成熟,赠序也随之兴盛,并且内容繁富,技巧多样。② 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云:“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则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③ 参见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四册第47页。④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之《韩文赠送序研究法》,龙门书店1969年版。① 关于柳宗元和他笔下山水的关系,日本学者清水茂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记录了他为发现、认识被遗弃的土地之美的不懈努力。”“并且,由于柳宗元自己也是被遗弃的人,所以这种文学也是他的生活体验的反映,是一种强烈的抗议。”见《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收于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美国学者司马德琳认为,柳宗元在精神上将他周围的山水“殖民化”了,“山水帮助他获取暂时的心理平衡和灵魂超越。而在诗文中重视并再造一个和谐亲近优美的环境就成为他抵御外物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除此之外,周围的一切对于他都是陌生、异质的存在,无论在象征还是在真实的意义上,他都感觉着隔绝和禁锢”。因此,“他需要一个使灵魂得以歇息,使他可以暂时忘却一切的‘殖民地””。见《贬谪文学与韩柳的山水之作》,《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② 孙梅认为“永州八记”“自选学中来也”(《四六丛话》卷二一)。钱穆则认为柳宗元是运诗入文,“柳公固精于诗,若是仅沿旧辙,则当为谢康尔。而柳公变体为散文,于是遂别开新面”(《杂论唐代古文运动》)。① 关于柳宗元的审美情趣,参见尚永亮 《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江汉论坛》1990年第9期。② 参见曹虹《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与柳宗元山水游记》,《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① 唐代在柳宗元之前也有文体意义上的寓言,如李华的《鹗执狐记》,但还只是偶一为之,缺乏文体的自觉。柳宗元的寓言文有两种,一种仍是说理的手法,托物寄意,抒己郁积,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等,体类上可归入杂文;一种则是可独立成为文体的动物寓言。② 参见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第65—72页。① 关于古文家韩愈与唐代小说的关系,因这一问题还关涉到古文运动与唐传奇的关系,故学界理解不乏争议。大要有三类见解,一是强调古文运动对传奇的影响,如郑振铎认为:“传奇文是古文运动的一支附庸,由附庸而蔚成大国。”(《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一是重视传奇对古文运动的作用,如陈寅恪认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长恨歌笺证》) 一是认为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唐传奇的兴盛不存在密切的关系,如王运熙既不同意郑振铎的“别支”说,又批驳“韩愈想以试作小说来兴起古文运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载《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