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西晋灭亡后的北方社会环境

在西晋灭亡以前，我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本在北方，尤其是黄河沿岸一带。至于长江流域和今河北北部及甘肃西部等地，虽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文人，但为数较少，且其学术和创作手法大抵师法中原。这种情况直到东晋前期还存在，例如《抱朴子·讥惑》就有较多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种新的学风在黄河沿岸兴起之后，往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为江南和河朔士人所接受。《晋书·陆云传》记有一则神怪故事：

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关于这个故事，别的典籍中也有记载，但说借宿王弼冢的人是陆云之兄陆机。不管这个故事的情节是多么荒唐，但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即王弼卒于魏齐王芳嘉平元年(249)，下距陆机、陆云入洛即晋武帝太康末或惠帝永熙初(289-290)已四十年之久，而在魏时早已兴起的玄学尚未为江南人所接受，以致作为吴人翘楚的陆氏兄弟对此亦很少了解。黄河以北学风与黄河以南亦颇不同。《世说新语·文学》载：

褚季野(裒)语孙安国(盛)云：“北入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褚裒是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孙盛是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所以唐长孺先生认为，所谓“南人”和“北人”实指黄河南北的人而非现今的南北方人之分。至于支道林(遁)对他们评语，乍看似无褒贬，但据梁刘峻注却认为是抑北扬南，因为“显处视月”不免“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牖中窥日”虽然“学寡”而“易核”，“易核则智明”。刘峻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支遁的祖籍为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位以清谈著名的高僧，其抑北扬南自然不足怪。不过，褚孙此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渊综广博”，正代表着汉代经学家的治学特点，而“清通简要”却又反映了魏晋玄学的特色。这说明在魏晋玄学兴起后的若干年内，这种学风还仅仅盛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以南一些地区，对黄河以北及长江流域的多数士人还无太大影响。如果说从王弼卒年至二陆入洛有四十年而玄学影响尚未深入江南的话，那么自此时至洛阳失守才二十多年，这种学风尚未普及于河朔亦非不可理解。当然，这种学风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是不难融合的，但西晋的灭亡和洛阳的沦陷却大大地阻碍了两者的融合。

西晋的覆亡，历来论者都归因于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少数民族军事首领的入侵，这自然是事实。不过，导致这一现象的出现，却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原来这些种族中如匈奴、氐和羌等族，早在两汉时代，已为朝廷所征服，汉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往往把他们从原先的居地强迫迁移到一些汉族地区。这些被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备受当地官吏和豪绅的奴役和压迫，积怨已久。东汉时代所谓“羌乱”，就是这样引起的。到了西晋时代，由于朝政混乱，民不聊生，再加上晋朝的皇族内部互相争权厮杀，更大大地削弱了朝廷的实力。于是这些民族的军事首领乘机起而反晋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起兵，也引起了许多汉人的响应。例如匈奴族前赵政权的创立者刘渊，虽建都于平阳 (今山西临汾) 而归附他的人除了匈奴族和羯族以外，还有汉人王弥、曹嶷、王如等，大多活动于黄河以南。归附前赵后来又背前赵而自立的后赵创立者羯人石勒，初起时也曾流窜于黄河以南，一度进军至葛陂(今河南平舆东)。早在洛阳失守之前，从中原逃往南方的道路就很艰险，有时不免会遇到某些反晋的武装力量。例如《晋书·郭璞传》载，郭璞在前往江南的途中，曾去见过赵固。这个情节虽颇荒诞不经，但他途经赵固的势力范围大约是真的。这个赵固就是起初依附前赵反晋，后来才转而支持东晋的地方势力首领。可见黄河以南一带，在西晋灭亡前夕，形势十分混乱，一些在那里任职的官员往往在洛阳尚未失陷前已死于战乱。如著名诗人王赞即被石勒俘杀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曹摅亦被流民杀于襄城(今属河南)。留在洛阳城里的，遭遇也同样悲惨，如学者挚虞竟在兵荒马乱中活活饿死;作家潘尼想逃回家乡荥阳，但到处都是战乱，道路不通，最后只能病死于坞壁之中。这时西晋盛时的某些名作家可能还健在，例如诗人左思在“八王之乱”后期，已看出“天下方乱”，便举家避地冀州。他本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而要迁往冀州，说明他已预见到黄河以南的战乱会比以北地区惨重。“三张”中的张亢后来到了江南，他在文学上虽无多大成就，但其兄张载、张协均是杰出作家。他们兄弟二人可能因年事已高，未随弟南迁。《晋书》本传记张载事止于长沙王乂执政之际;张协事止于永嘉初，下距洛阳陷落不过几年，两人都可能见到西晋之亡。但不论左思、张载或张协，在他们生活的晚期均无创作传世。这说明在那种战乱环境中，文人已难于进行创作，纵使有之，亦难流传和保存。在这种条件下，原来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黄河南岸不少地区的学术和文艺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西晋灭亡后首先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是匈奴族刘氏和羯族石氏。刘氏本是汉代南匈奴的后裔，其统治者刘渊、刘聪和刘曜本人都接受过较多的汉族文化，熟悉儒家的典籍，甚至还能用汉文写作赋颂。但这个民族从汉魏以来，长期受到奴役和压迫，对汉人的民族偏见较深，自然不会致力于团结汉族士大夫和提倡汉文化。羯族石氏的情况亦与之类似。后赵创建者石勒的文化更低，早年曾被人掠卖为奴，因此初起时对晋朝官员和士人多加杀害，后来势力日益扩大，为了巩固其统治，开始任用张宾、徐光等士人。不过，当时大多数士人仍不愿与前后赵合作。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颠覆了晋朝的“胡人”，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充满了疑惧。《晋书·石勒载记》下记载一个故事：

(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 ”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羯族自入侵以后，对当地汉民进行了残酷的劫掠，即使像樊坦那样已经出仕后赵的人亦不能免;其次，汉人对羯人又怕又恨，樊坦称羯人为“羯贼”是当时汉人习惯的说法，后来想到在石勒面前称羯族为“贼”，是犯了莫大忌讳，所以极度恐慌，只得“叩头泣谢”。在这种情况下，留居前后赵境内的汉族士人当然只能向别处逃亡，即使留在本地，也只能隐居山林川泽间，无暇进行学术文化活动。所以在前后赵时代，几无任何著述及作品传世。

在中原学术文化遭受战乱而衰竭时，原来的士族很多都离开了家乡。其中大多数人是逃向江南，投奔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的东晋偏安政权。正是这些人物及其后裔在江南的土地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创造了灿烂的六朝文学和学术。除了这些南逃的士人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并未能到南方。其中有一部分人却避地河西，即今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这是因为西晋后期的凉州刺史张轨，在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建立了一个前凉政权。他和他的子孙都拥护晋朝，反对前赵和后赵。这个政权一直维持到公元376年才为前秦所灭。当洛阳失守时，一部分晋朝官员曾拥立晋武帝孙司马邺于长安，但不久又为前赵刘曜所灭。长安失守后，追随司马邺的那部分士人已无法南奔，于是就去了凉州。这部分士人亦有很高的文化教养，其中像北魏著名书法家兼文字学家江式的六世祖江琼，本陈留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人，永嘉之乱逃向凉州;北魏文学家常景的曾祖常珍，本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因世乱遂居凉州”。所以《魏书·胡叟传》载北凉程伯达称此地：“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这些逃奔凉州的人，其后裔都成了北朝学术文化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除了逃向江南和凉州的士人外，还有一部分人也很值得注意。这部分士人在战乱发生以前，大抵就是今河北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亦即人们称之为“河朔地区”的居民，也有一小部分则是原居黄河以南，避乱来到此地的。如前面提到的诗人左思以及《魏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郑羲碑》所说到的荥阳郑氏等。这是因为在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中，这一带相对安定，较少战事，及至刘渊、石勒起兵反晋时，战争最频繁的地区一般都在黄河以南及今山西、陕西一带，而河朔地区则有刘琨、王浚及鲜卑族段氏等在此镇守，兵力较强，所以前赵始终未能进窥河朔，而后赵也是较晚才进入并占领这个地区的。及至河朔沦于后赵时，黄河以南地区早已成为战场，南逃之路早已断绝。这时河朔的士人有一部分只能投奔今河北东北部及辽宁西部一带的鲜卑族首领慕容廆。这慕容氏本是鲜卑各部族中较早接受汉族文化的一支。慕容廆本人早年曾到过洛阳，受到张华的赏识。在西晋后期，他对晋朝时叛时服，及至洛阳失陷以后，他一变过去的态度，转而以忠于晋室为号召，得到了不少汉族士大夫的支持。据《晋书·慕容廆载记》称：

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这里提到的许多士人，如河东裴氏、安定皇甫氏、兰陵缪氏、鲁国孔氏、平原刘氏等都是汉魏以来的学术文艺世家，出现过不少知名人士;北平阳氏、广平游氏、渤海封氏和西河守氏都是后来北魏的高门世族，对北朝文化做出了不少贡献。当时在前燕慕容氏的统治区，文化水平甚高，《晋书·慕容廆载记》录有以慕容廆名义写给东晋大臣陶侃的信和《慕容皝载记》所录慕容皝给东晋康帝的章表及给庾冰的信，文字水平都很高，对历史亦颇熟悉。这些文章未必是慕容氏父子自撰，当出于那些汉族士人之手，但这种文字并不在东晋一般士人之下，更为入居中原的前后赵人所难企及。

当然，慕容氏在灭后赵以前，势力范围较小，又僻居一隅，中原士人不可能全都来到那里。尤其是慕容氏和后赵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即使河朔士人，要去投奔他们亦颇有困难，所以多数士族仍只能留居家乡。但是留居家乡者显然很不安全，因为前赵和后赵的军队出于长期受压迫的仇恨，对汉人的杀掠颇为严重，像前面提到的樊坦遇“羯贼”之事，即其一例。留处北方各地的人，只能聚族而居，有时甚至联合几个宗族，结成“坞壁”以自保。这种 “坞壁”是古代居民在战乱的年代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自救办法，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这些“坞壁”一般以一个强宗豪族为基础，宗族的首领就是“坞壁”之主。这些“坞壁”一般建立在山泽险阻之地，但也有建立在平原上的。由于聚族而居，人数众多，平时男耕女织，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一旦有警，整个“坞壁”的丁壮便守望相助，共同抵御外人的侵掠。这种“坞壁”在当时几乎遍布于北中国的各地。由于“坞壁”为数极多，入侵的各族无力一一加以消灭，因此只能容许它们的存在，所以生活在“坞壁”之中，一般还是较安全的。这样，不少原来不属于这些宗族的人，也去投奔那些“坞壁”。产生于十六国时代的《梁鼓角横吹曲·琅琊王歌辞》云：“客行依主人，愿得主人强;猛虎依深山，愿得松柏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样，有些“坞壁”的力量就壮大起来。“坞壁”的建立，本来是为了防止外族的侵扰，但当他们壮大以后，也不免称霸一方，干出一些劫掠行旅的事情。这种事件即使是某些有志于抗击前后赵的志士亦在所难免。《世说新语·任诞》：“祖车骑(逖)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导)、庾(亮)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祖逖在当时是以北方移民的首领来到南方，东晋的执政者为了团结他抵抗前后赵，所以对抢劫之事置诸不问。至于留在北方的一些坞壁，有的更成为地方上的大患。《魏书·李孝伯附安世传》云：

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檦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檦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

这里所载的《李波小妹歌》常为文学史家们引用作为北人尚武的例子。其实她这种强悍的性格，是长期地生活于坞壁之中和少数民族劫掠者斗争中形成的，不过在力量壮大之后不免从自卫而变成劫掠者。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犹未尽除。《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载：宋世良为清河太守，“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这种与族姓有密切联系的“群盗”，正是在长期的坞壁中生活的产物。

在十六国和北魏初年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对其宗族的依赖性极大，一个人如果离开了乡里和宗族，就很难存活，只有依靠整个宗族的力量，才能防止各族入侵者和别的宗族的劫掠和杀害。因此当时的商业几乎全部陷入停滞状态。《通典》卷九《食货九》云：“后魏初至太和(477—499)，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后魏初年这种情况，正是十六国时代到处战乱、商旅不行的继续。事实上在那种局面下，商业活动根本无法进行，道路交通被阻断，行人安全毫无保障。生活在坞壁中的人，其一切生活资料基本上全靠自给，能用于商品交换的极少。《颜氏家训·治家》中有一段话，对当时北方的风俗大加称赞：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颜之推所夸奖的北方风俗，其居家节俭及勤勉的一面确有值得提倡的成分，但这种风俗的形成，却与长期战乱及经济停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南方一些人的奢侈生活虽不足称道，却是长江以南农业迅速兴起，水路交通发达以及商业繁荣的结果。

北方士人长期蛰居“坞壁”之中，对他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学风、文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是人们的宗族观念更为加强。正如前面所说，当时的个人对宗族的依赖性大大地加强了。因此人们的族姓观念极强，这和南方士人显著不同。《宋书·王懿传》云：

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懿)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

王懿生长于北方，自称是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而王愉祖籍为太原晋阳(今太原市)，虽是同郡同姓，未必是一族，至少血缘已极远(据《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及《王凌传》，王昶为晋阳而王凌为祁，二人仅称同郡，不云同族)。但王懿起初还认为王愉能以族人相待，这说明十六国时代北人的族姓观念甚至比三国时人还重。这种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魏书·杨播传》：

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刚毅。椿、津恭谦，与人言，自称名字。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假寐前，承候安否。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初，津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时嘉味，辄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辄对之下泣……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渊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

杨播家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谓恪遵古礼，不免显得迂腐。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因为这种好几代共同生活不分家的情况，在秦汉以来，已很少见。但杨、卢诸族所以仍然采用这种方式，显然和十六国以后普遍出现的“坞壁”有关。因为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一家一户的力量，自难抵御侵扰，而聚族而居，人多势众，即使强悍的各族入侵者亦不敢轻易进犯。所以“坞壁”的形成，必然以宗族为基础。但一个人口众多的宗族既要团结御侮，就必须团结成一个整体，使全体成员服从于一个族长并且有一个统一的纪律。因此先秦以来儒家所宣扬的礼制就成了 “坞壁”中人们所必须遵守的行动准则。这样，魏晋名士所极端轻视的“礼法”，在“坞壁”中及许多北朝士人看来却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北魏名臣崔浩就是突出的例子。《魏书·崔浩传》云：

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崔浩这种言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照《老子》那样否定礼或像阮籍那样认为“礼岂为我设邪”，那么坞壁中的纪律就会趋于崩溃而无法存在。所以直到北朝后期，魏晋的玄学仍未在北方盛行。《隋书·儒林传》论南北学风之不同云：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魏王弼)，《尚书》则孔安国(东晋梅赜所上伪《孔传》)，《左传》则杜元凯(晋杜预)。河洛《左传》则服子慎(汉服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汉郑玄)。《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南北学风的这种区别也与两地社会状况的不同有关。当西晋覆灭，东晋偏安政权建立之初，朝廷重要官职几乎都是中原南渡的高门士族充任，南方士族对此虽有不满，但据《抱朴子·疾谬》、《讥惑》诸篇看来，他们在文化方面则主要仿效那些中原士人，甚至礼俗、语音和书法也不例外。因此原来兴起于洛阳一带魏晋玄风很快地盛行于江南。到了刘宋时代，据《南齐书·王僧虔传》载，王僧虔在宋时曾告诫他儿子，不可“自呼谈士”，万一“张吴兴叩汝言《老》”，就会无法回答。这里的“张吴兴”指吴兴太守张岱，他是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张岱的侄儿张裕史称其“长于《周易》”(《南齐书》及《南史》本传)，可见魏晋兴起的“三玄”(《周易》《老子》和《庄子》)已为江南士人所接受。至于北方的情况则与此迥异。北方自洛阳失守至北魏太武帝灭北燕及夏基本统一北方的一百多年中，各族军事首领混战不断，除了前秦时期有过几年短暂的间歇外，几乎没有宁岁。各地士人只有遁居“坞壁”中，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而“坞壁”的范围毕竟很小，一般方圆不过数十里之地，人们所能遇到的不过是同宗，最多也不过几门亲戚。他们几乎完全不可能出外求师问学、交游切磋。他们要接受文化教育不能不单纯地依靠父子、兄弟间的相互传授。但这种方式对于学术和文艺的发展极端不利，难免陷入“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境地。当时北方士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他们所能见到的图书无非是战乱发生以前家藏的几部，根本无法增添，因此在百余年间，这些书籍只能因损毁而减少，即使有人著书立说，亦无法流传而易于散佚。《隋书·牛弘传》载，牛弘曾上书隋文帝，讲到宋武帝刘裕灭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十六国”时代的社会状况下，人们很少有心思去传抄典籍，即使有这意图，也无法得到底本。因此后秦姚氏从各地寻访到的图书，其绝大部分应为西晋灭亡前所缮写，“文字”自然“古拙”。但就是这些仅有的书籍也被刘裕全部运到了南方。因此自西晋灭亡至北魏中期，北方士人所能见到的典籍较诸南方实在少得可怜。到魏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时，不得不派使者去南齐，向齐武帝要求借书。但据《南齐书·王融传》载，这一要求还遭到南齐多数大臣的反对而被拒绝。因此北朝士人一般知识面不如南人广。《颜氏家训·勉学》云：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 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王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作为博士的人，连王粲作品和《汉书》都未读过，这在南朝儒生中实难想象。这种情形，实亦“坞壁”中独学无友的情况造成的。正因为长期地与外界隔绝，北朝文人对待批评的态度与南朝大不相同。《颜氏家训·文章》云：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曹植)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颜之推早年居于南方，习惯于在文学上和别人互提意见。此风其实在三国时代曹植等人已经开始，江南文士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对别人常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世说新语·文学》载，王珣曾对袁宏《北征赋》提出意见，而袁宏立即接受而加以补充;《南齐书·张融传》载，张融作《海赋》，顾凯之认为“但恨不道盐耳”，张融立即取笔加上几句，他们都不以为忤。这是因为这些士人平时都聚居在建康、会稽或江陵等城市中，平时互相交往，以文会友的机会极多，诚如颜之推所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颜氏家训·文章》)但北方文人因独处“坞壁”的时间太久，对这种批评很不习惯，因此对别人批评自己的作品很反感。南北文人对待批评的不同态度，正反映了他们生活状况的不同。自然，这种不同，也在一个较长时间中造成了北朝文学的停滞和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