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小说·小说文体的多重意义
金圣叹作为一个小说评点家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②，但是，他的出现，在小说史上的意义似乎还不太受人注意。明清之际是小说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此时出现的金圣叹，在小说史上的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方面他继承和发扬了明代以来对小说的肯定，使小说创作事实上摆脱了卑微或游戏的心理状态，提升了小说的品位;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当时在小说文体的认识上正走向自觉。他对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创作心理、人物个性等问题的探讨，都是建立在对小说特性的准确把握基础上的。而这两方面可以说正是清代小说的起点。也正因为如此，清代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一派丰收的景象③。其标志与特点，首先在于各体小说创作的全面展开。不但通俗小说的各种体式、流派争奇斗艳;文言小说的志怪、传奇诸体也在变化中重现生机。而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文言小说，清代的小说文体都不只是沿用旧体而已。由于观念的转变和小说家身份的转变，小说创作表现出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艺术风貌，并积蓄着进一步演变的可能。
时事题材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的两极。由于晚明社会的剧烈动荡，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关注空前提高，以揭露魏忠贤乱政的“刺魏”和反映围剿李自成的“剿闯”为中心，出现一批时事题材文学作品，其热潮一直延续到清初①。就小说而言，这批作品的艺术水平虽然在时过境迁后，不太为人看好。但是从小说的题材类型上，却有明显的创新意义。它与传统的历史演义有所区别，在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外，更强调政见的表达和题材的时效性②，由此形成的历史真实与主观情感的矛盾及其与传闻、虚构的关系，为中国古代小说提出了新的课题。只可惜当时的小说家由于思想观念仍然为传统思维方式所制约，他们还不习惯从复杂的人性角度来处理尖锐政治斗争的素材，更不具备对社会矛盾作深刻分析的能力，所以，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清初的《祷杌闲评》也许是个例外，这部小说在此前刺魏小说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世情小说的一些笔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事小说过于质实的面貌，丰富了背景与人物心理的描写，从而使政治性的内容在生活化的氛围中，显得更为真实可信③。如客印月早年嫁给匪人，婚姻不幸;入宫后，权势与贪欲使她变得心狠手毒，衬托着魏忠贤由无赖流氓变为贪婪、狠毒的奸臣的过程。此书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在整个情节中，反面人物占据着中心位置。作品在表现魏忠贤及其爪牙李永贞、田尔耕、崔呈秀之流的恶劣品质与阴暗心理方面，多有入木三分的描写。而主人公的“浊化”①，在此前有《金瓶梅》，在此后则有《官场现形记》之类，它们显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红楼梦》等主人公基本上为正面人物的小说不同，批判的色彩更为突出。当然，与中国古代其他小说的讽喻性描写一样，《祷杌闲评》 的社会批判还是以道德劝惩为基点的，而这也与它融入世情小说的描写联系在一起。传统世情描写的融入，在增强了现实的可信度外，其政治伦理的简单化倾向和对历史叙述传统的疏离，多少冲淡了此书作为时事小说的政治批判意味。换句话说，两种题材类型的融合，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只有正面的作用。
才子佳人小说则是清初小说的热门题材，《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堪称此类小说的代表②。从逻辑上说，才子佳人小说的大量涌现当然是晚明小说戏曲以情反理思潮演变的结果。但是，题材由市井细民转为才子佳人，应该与小说发展的文人化进程有更为密切的关系。问题在于，无论是才子佳人题材，还是文人介入小说创作，都不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新鲜事，而普通市民也依然是小说的消费主体。所以，热门题材的兴起恐怕除了通常人们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外，还有小说作为消费文化的原因。题材的消长往往被视为流派的演进，这自然没有错。但消费文化本身周期性的波动也是促成题材变化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所以，才子佳人小说普遍采用了此前不多见的相当于中篇小说的体制或规模，就是一种比较适合批量化生产的形式③。
在思想上，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表现。晚明露骨的情欲表现，被更为含蓄的感情描写所代替。很难说这是一种进步或是倒退。因为我们无法分辨，究竟是理性的枷锁束缚了情感的抒发，还是对情感的肯定借助理性的保护向知识阶层蔓延。因为一方面，才子佳人确实不如此前小说中常见的市民那么放肆无忌;另一方面，这些知书达理的才子佳人为了个人的感情追求，有时竟也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比如《定情人》中才子双星以游学为名，外出寻访佳人的那种热情，绝对不是生活中读书人敢于轻易尝试的举动。推崇“才情”，反抗世俗，提倡任性而为，表彰坚贞执著，这是才子佳人小说共同的精神诉求。尽管如此，才子佳人小说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即便也遭遇过禁毁与非议，也多是一般性的指责与压制，不像《金瓶梅》之类所遭受的那么严厉。原因就在于才子佳人小说往往都以“发乎情，止乎礼”相标榜，没有突破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底线。李渔的短篇小说《合影楼》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种折衷主义的倾向。小说编造了一个道学先生与一个风流才子结为亲家的喜剧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当然是才子佳人，而玉成这对才子佳人奇特姻缘的则是一个通达的人。据作者称，此人“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闻了鄙亵之言，也未尝洗耳”。他对情节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显然是作者思想观念在作品中的体现。
由于这种平衡与协调过于概念化，不同程度地造成小说描写的失真。本来，小说的艺术世界并不一定要与现实世界雷同，清初小说家也表现出了他们在想象与编造故事情节方面的优秀才能，但中国古代的读者更习惯从真实可信的角度去要求小说——这从《红楼梦》第54回中贾母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位阅历丰富的老太太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家“何尝知道那世宦读书人家儿的道理”——所以，才子佳人小说的衰落，从折衷主义的角度看，真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然，如上所述，消费周期的转变同样是重要的原因。
明代后期“三言二拍”的编撰，带动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兴盛，清初至清中叶，就至少出版了三十左右种短篇小说集①。这些短篇白话小说继承了传统的话本小说体制，但又有所发展、变化。首先，小说家在编撰短篇小说时，有了更明确的统一构思。如李渔的《十二楼》，篇篇俱以“楼”为中心，表明它不是随意创作的简单汇编。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围绕“豆棚”展开叙述，也形成了全书的一个形式上的中心。其次，在顺应世俗文化特点的同时，这些短篇小说集也表现出明显的文人精神，在题材的开掘上有所发展，如话本小说中以前较少出现的士人形象与生活，在《鸳鸯针》等作品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表现，思考的自觉性也有所加强。而在文体上，这些小说集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短篇小说的章回化使作者在谋篇布局上不再受头回、正话二重结构的束缚，叙述角度与方式也随之摆脱了单纯的说书人口吻，如《豆棚闲话》中的《介子推火封妒妇》的多层次的叙述，就是以前的话本小说中所没有的。可以说，体制的灵活使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的内涵由单一趋于复杂。尽管真正达到这一水平的作品并不很多，但在小说史上，却显示了一种可能性②。
清代前期的章回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延续着明代章回小说的路数。《隋唐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说岳全传》则是英雄传奇的发展，《林兰香》《姑妄言》等则是世情小说的发展。当然，在这些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林兰香》虽然是以耿朗一家的日常生活为主，但也融入了宫廷政治、社会动乱、外敌入侵、科场舞弊等重大事件，显示了较强的题材包容性③。《姑妄言》更受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以及戏曲、笑话、史传等的广泛影响，将市井社会的生活图景与晚明时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笔墨恣纵，颇富开拓精神。
代表清代小说最高成就的还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章回小说。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还有的学者称之为“连环短篇”。实际上，拘泥于长篇、短篇的体制，是难以说明这部小说的真正特点的。关键在于，作者不再追求具有贯穿线索的情节及相关的中心人物，他要将一类人的生活面貌或状态包括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盘托出，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采用简单的长篇或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因为传统的长篇或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分别从纵横两方面对生活进行切割与组合，而吴敬梓则是从对儒林人物强烈关注的理念出发，将看似零散的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读者看不出什么情节的起承转合，但是，却被作者引领到一个统一的思考层面，透视以士人为中心的众生相，也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作品形散神聚的艺术效果，为章回小说创造了又一富于表现力的形态。
从总体上说，清代的章回小说比明代的章回小说显得更为精致，这甚至只要看一下《红楼梦》对回目的讲究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可以说，这部杰出的作品将章回小说体制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小说开篇所构造的补天神话、灵河畔神话和太虚幻境神话，从结构上相当于传统小说的“楔子”，但在功能上却更为丰富。它既交代了小说创作的缘起，说明了作品的主题，又为人物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也对小说整个情节进程作了形象化预示，作为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段落，它还与全书写实性的描写构成了相互映照的结构层面，进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审美距离。凡此种种，都充分表现出作者驾驭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创造性才华。在后面具体情节的展开中，这种才华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挥。本来，要将日常的家庭生活琐事组织成一部长篇小说，《红楼梦》之前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明代的《金瓶梅》虽然也是写家庭生活的，但就人物关系而言，与《红楼梦》相比，它还显得单纯得多。《红楼梦》一方面深刻地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另一方面又突出地表现了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年轻人对个人感情的珍视与追求。这是两条互为补充的情节线索，它们扭结在一起，不可分割。因而《红楼梦》时时呈现出一种与原生态的生活极为相似而又充分艺术化了情节场面。在结构上，它的矛盾冲突不再是情节构成的前提条件，而是情节进程内在张力的自然体现。实际上，这部小说不像此前的章回小说那样，过分依赖被刻意渲染的矛盾冲突来造成情节张弛有度的节奏感，它更注重的是，普普通通的生活事件在人的内心世界所引起的冲击。出于这样的目的，尽管作者因袭了章回小说的体制，将生活过程处理成一个个情节单元，但同时，这些情节单元显然有比此前章回小说中的情节单元更密切的联系。读者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场景进入这部小说，而不用担心对前因后果的陌生。正因为如此，细节与心理描写也就成为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魅力所在。
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也是清代章回小说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它把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亦庄亦谐、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与人们的精神生活。不过，作者逞才使性，以游戏之笔在作品引入了一些非小说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固有的文体特征。或者更准确点说，它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兼容了诸多文体要素，再次印证了中国小说并非一种单纯的虚构性的叙事文学。更接近传统通俗小说的是《三侠五义》。本来武侠和公案就是通俗小说的重要题材，数百年来，层出不穷，《三侠五义》则是二者合流的代表作。从小说的旨趣上看，它与入清以来小说文人化气息越来越重不同，更接近下层民众的心理与审美习惯。
与此同时，文言小说在清代的重新崛起，即使不是奇迹，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因为在此之前，文言小说的创作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但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相比，还是显得有些平淡无奇。而清代则不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使古老的文言小说焕发了青春，看上去精练雅致的文体，却生动地展示了复杂的社会生活和隐曲的内心世界。其中最吸引读者的莫过于那些描写爱情的作品，如《连城》《阿宝》《婴宁》《青凤》等。作者精心塑造了一批挚诚朴实的“痴狂”青年和聪慧善良、美丽多情的“花妖狐魅”，表达了作者对他心目中的美好感情与生活的向往。而这种美好感情与生活，在《聊斋志异》中其他作品的衬托下，显得弥足珍贵。蒲松龄极为痛心地描写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对社会，尤其是对文人心理造成的严重影响，如《司文郎》《叶生》《镜听》诸篇;他还尖锐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败，如《梦狼》《促织》诸篇，并强烈地表现了在非人性的社会压迫与摧残下，普通民众顽强的生存欲望与反抗意志，如《公孙九娘》《席方平》。所有这些，构成了蒲松龄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也将文言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接近传统的笔记小说。纪昀博学多识，思想也较通达，但在小说创作上有时却表现得有些拘谨。所以，他的作品在高雅隽永的智慧风貌下，欠缺平易近人的情趣。而袁枚的《子不语》则力图表现出与他对性灵追求相一致的旨趣。只不过他似乎在小说方面用心不专，作品也就显得有些随意散漫。稍后，沈起凤的《谐铎》，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文言小说集。直到清末，仍不断有此类作品问世。
以上简单描述了清代小说的整体风貌，涉及了白话和文言两种基本小说文体的不同体式与流派。如果说，小说史的叙述总是关注外在的显性变化，那么，小说家主体意识的加强就使清代小说从内在品质上较前代小说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注释
② 参见白岚玲《才子文心——金圣叹小说理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附录有《金圣叹研究专著、论文索引》,可资利用。③ 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著录,清代章回小说约有三百三十余种,话本小说则有近四十余种。而清代文言小说,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著录,多达五百八十余种,但此书著录标准稍嫌芜杂,间有失察误收。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论及作品集216种,大致可以信从。① 参见《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综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② 关于时事小说的时效性,请参阅刘勇强《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学人》第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中的有关论述。③ 参见欧阳健《〈祷杌闲评〉的实事和虚构》,载欧阳健《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① 崔子恩在《李渔小说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中曾论及清初拟话本小说中人物形象的 “浊化” 问题,见此书123—126页。②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才子佳人”类收有书目75部。而据大塚秀高《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改定稿》(汲古书院1984),一些才子佳人小说多次刊刻,仅《平山冷燕》现存版本就有29种之多。③ 参见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191—196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① 据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统计,从顺治到乾隆,话本小说专集呈现繁荣气象,现存世的至少有31种,见此书276—278页。另据徐志平在《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之研究》(学生书局1998)中所列《清初前期话本小说总集、专集篇数统计表》,现存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专集27部、226篇。② 参见刘勇强 《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③ 张俊《论〈林兰香〉与〈红楼梦〉》(载《明清小说论丛》第五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论述了《林兰香》在联结《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巨著中的“链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