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文献·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新出土文书·史传诸子类出土文书

1.《春秋事语》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此段帛书长74厘米，宽23厘米，上有97行的写本，约四五千字，分16章，无篇题，每章各记一事，互不连贯，既不分国别，也不按时代先后排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墓是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时代的墓，出土的文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名字不避讳，可见这些帛书抄写的年代必然早于汉朝。所涉史实最早是鲁隐公被杀，最晚是韩赵魏灭智伯，大体与《左传》起讫年代相当，估计其撰写时间即为春秋末或战国初。各章文字皆不长，大多先以简单语句叙述某一事件，然后以较多的文字记时人或后人发表的意见或评论，重点在言不在事，体例与《国语》相近。据学者研究，它属于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子弟所用教材中“语”的一类，也可能是一种较为初级的课本，目的是让初学者通过故事了解一些历史知识，懂得一点政治经验，并掌握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为进入更高学习阶段打好基础。原无书题，整理者根据内容定名为《春秋事语》。

所记16事，仅第2章燕大夫率师御晋不见他书，其余分别见于《春秋》三传、《国语》或其他子书，互有详略异同，其后议论也不尽相同，可供比较参考。如第5章，晋人使魏州余入秦诱随会，《左传》曾详细记其经过。魏州余与随会离秦时，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这句话在后世经常被引用，但其谋究竟是什么，左氏未加说明。《春秋事语》则明白交代，绕朝向秦伯提出，魏州余之来，是为了弄走随会，咱们不能答应他。这就清楚了。帛书还写到，魏州余与随会回晋之后，担心绕朝将来还会危害他们，于是使用反间计，散布谣言说，绕朝知道随会要回国，暗中托他结好于晋。秦人信之，乃杀绕朝。这一结局为《左传》所无，而与《韩非子·说难》所记绕朝为圣于晋而为戮于秦正好印证。从情节描写看，这样显得更为完备，加强了故事性。

又如第13章所记宋楚泓之战，古人有许多评论。《左传》通过子鱼之口，从“明耻教战求杀敌也”的原则出发，对宋襄公愚蠢的人道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尹文子·大道上》却认为宋君是“正而不免于(被)执”。《公羊传》甚至称赞襄公“不忘大礼，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也”。《穀梁传》则谴责宋君不知贵时行势，“何以为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从抑儒扬法立场出发，认为宋国之败“乃慕仁义之祸”。《春秋事语》所记土匽的意见，所持理论角度更高，反驳也更有力，尤其是指斥宋君只对敌人讲道义，却忘记了自己战士要掉脑袋，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本章文字大体完整，语言浅显，论述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全书风格亦皆朴素无华，不加雕琢，与《国语》文风接近，都属于当时的语体文，而有别于典雅古奥的《尚书》式的官方文体。

2.马王堆帛书《老子》

在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两种抄本不仅文字有异，而且与传世《老子》在编排次序和语句文字上都有不同。帛书《老子》甲乙本，据考证，分别抄写于汉高祖时期(前206—前195)和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其篇章次序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与《韩非子·解老》所言次序相反。其中虽有段落之分，却无章节之分，亦与分有81章的通行本不同。

另外，凡今本“兮”字，帛书本皆作“呵”字。这使得文辞中显露浓郁的楚风。也说明了“兮”本是象声词，当时的诗歌和韵文都是可以吟诵或歌唱的。在上古时，“兮”字读为“呵”。清代音韵学家孔广森、江声考定之后，闻一多、郭沫若皆从其说。郭沫若在《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一文中进一步说明：“兮字读成呵却完全是白话。”这一说法今已在帛书甲乙本中得到了确证。同时，亦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老子》文体是受到了吟唱盛行的楚地民间歌谣的影响而形成的，处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过渡阶段。

3.《文子》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简书，共有残缺不全的八种古籍，其中就有《文子》。据出土简报，简书《文子》有与今本不同的文字六章，有些部分或系佚文。这说明了《文子》并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其佚书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具有一定的特色。

定县汉墓的墓主，据考是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宣帝五凤三年(前 55)。则简书《文子》的入葬时间可定，而其抄成乃至作成的年代当更早。有研究者认为，其成书的时代当为战国早期。

对照简书《文子》与今本《文子》，明显可见其中的窜乱之迹。据出土简报，从几个与今本相同的章节证明，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问答的先生变成了提问的学生，这无疑是传播者意欲把文子之言归于老子而标榜黄老学说的正统性和增强其影响力所为，从而也为后人疑其伪书提供了诱因。

就文体而言，《文子》既有语录体，又含议论文，近于《墨子》。但仍有明显的诗化特征，许多段落富有韵味，但较《老子》的诗体特征而言则更为散文化了。修辞手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高，文字更加审美化，文辞也更加艺术化了。其中杂有较多的议论文段落，显示了散文的发展趋向。

4.《孙子兵法》所附佚文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竹简本《孙子兵法》，其后附有5篇佚文，大部分内容不见于现存史籍，文体风格与孙子13篇亦不相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问》篇。这篇文章可能写作于智氏灭亡、韩赵魏三家自立为侯之后的战国初期，不一定出于孙武本人之手，但可以反映他的思想。孙武从田亩制度和农业税收制度的不同推论政治成败，认为“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公数战”者先亡;“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者可以固国。这表明，他反对剥削太重、养士卒太多、急功好战，而主张“厚爱其民”。这和春秋战国之际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大致接近儒家，而与稍后的法家大相径庭。“四人帮”时期有人把孙武说成法家，显然牵强。此文采用对话体，层次分明，文字浅显，不避重复，风格颇近《墨子》。

另一篇《黄帝伐赤帝》，是以“孙子曰”开头的独白式论文，讲述黄帝伐赤黑白等四帝，以及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历史经验，其共同点是“右阴、顺术、倍冲”。这是当时阴阳家的术语，《尉缭子·天官》《韩非子·饰邪》曾批评过这种观点。然而古代兵家差不多都受阴阳家的影响，孙武也不例外。

另一篇《见吴王》，属于记叙文，文体不类竹书《孙子》，基本内容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孙武见吴王阖闾，以兵法试妇人的故事大致相同，唯中间关于斩吴王爱姬以殉军一段缺损，开头和结尾多了两段关于军事理论的文字。看来司马迁很可能参考过这篇文章。

5.《孙膑兵法》及其他兵书

史载孙武之孙孙膑也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 曾著录，但后来亡佚。失传一千七百多年后，1972年在银雀山汉墓中被重新发现，从而证明它确是不同于孙武兵法的又一部兵书，解决了今本《孙子兵法》作者是谁这个长期争论的悬案。

《孙膑兵法》共16篇，其思想显然继承而又发展了孙武，然而由于出土的竹简严重残缺，难现原书全貌，整理过程中是否部分掺杂了其他失传兵书的章句，也尚难断定，故其文体多样，风格不一，语句错综不齐，又与《孙子兵法》有所不同。

第一篇《擒庞涓》属于记叙文，主要情节与《史记》《战国策》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司马迁记庞涓在桂陵之战13年后的马陵之役中被杀，竹简本则说“击之桂陵，而擒庞涓”。以时代论，后者似更可信。其余各篇，有3篇是对话体，记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对话。有时亦能表现语气和神情。有3篇是语录，由若干段“孙子曰”组成，体裁有如《墨子·兼爱》等篇。其中《八陈》篇说明王者之将应具备的条件，行文利落，语言简劲。

还有几篇是长篇独白，皆以“孙子曰”开头。其中《兵情》篇以矢喻士卒，弩喻将帅，射者喻君王，认为只有三者协调，才能胜敌。文章先列总纲，然后分论，比喻生动有趣。又如《延气》篇，首先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然后再分别论述五气之所由来。《五教法》篇也是如此。这种章法，显然仿效《孙子兵法》。

同时出土的还有不知书名和作者的论兵论政之书。其中15篇曾收入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孙膑兵法》下编，后来经过研究辨析，发现它们与孙膑著作不是一本书，所以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没有收入重新厘定的《孙膑兵法》中。但是这部分著作无论思想和文字都是值得注意的。它们都是专题论文，与《孙子兵法》都有渊源关系。其中《十陈》篇论述战斗队形，先列十陈名目，然后分论十陈方法，写法与《孙子兵法》之《形》《九地》篇相同。《五名五恭》篇前半段论述用五种方法对付五种不同敌军，后半段论述军队进入敌境后，“恭”、“暴”两种手段要交替使用，是对孙武观点的补充发挥。《将义》篇提出将帅应该具备的品质，是对《孙子兵法》所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发挥。五段皆用排比句，每段皆用顶真格，最后皆用身体作比喻，井井有条，文字明晰而形象鲜明。又如《将失》篇分析将帅作战失利的种种情况，一连列举32项“可败也”，写法与《韩非子·亡征》列举47项“可亡也”相同。这些文章分析都比较深入细致，充满了辩证法，文字技巧都相当成熟老练。

6.《黄老帛书》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是帛书《老子》乙本卷前4篇佚文的合称。4篇分别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共一万一千余字。4篇古佚文在语言运用上比较统一，同一词语往往在各篇中都有出现;在思想阐发上比较一致，都是本《老子》要旨而融通诸说以论治理天下之道;显然为同时写就，其思想体系属于黄老学派，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书。据学者研究，其写作时代可能在战国中期，这部佚书的发现，为研究古代思想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首篇《经法》约五千字，包括《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变》《论》《亡论》《约论》《名理》9篇文章，都属于专题论文，每篇中心明确，哲理性强，散句为主，间或用韵。全书主旨是提倡农战，强调法治，主张统一。

《十六经》约四千五百字，共14篇，均有小标题，多采用黄帝君臣问答形式，谈论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其中记载了一些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如：

黄帝遇之蚩尤，因而禽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㗱之。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远古部落战争的残酷性。《观》和《果童》篇记叙了黄帝令力黑、果童周游四国，私行察访，考察社会现象的故事。皆假托古人以宣扬作者的政治主张。此外还有 “黄帝四面”，远古大庭氏之时，“不辨阴阳，不志四时，而天开以时，地成以财”等传说的片段。《十六经》在叙述神话故事时，也同时阐发观点，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来说明道理、议论观点，这也成为帛书的一大特色。《十六经》基本上是语录体散文，许多篇章都采用对话体行文。而且，各篇问答的内容大体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题旨而展开，带有专题论说的特点。

《称》篇约一千六百字，汇集了许多类似格言的话，言简意赅，互不连属。与《文子·上德》篇、《说苑·谈丛》篇体例相近。

《道原》篇约四百六十字，是一篇独立的哲学论文，主旨是论述道的性质以及如何掌握运用。以四言为主，杂以五、六言，大部分有韵，文字清丽流畅，风格与《韩非子·解老》篇解释“道”的一段十分接近。战国至秦汉之际，描述“道”的文章很多，如《庄子·大宗师》《管子·白心》《文子·道原》《鹖冠子·道端》《新语·道基》《淮南子·原道》等等。比较其间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文字风格的异同，将是很有意义的。

7.《晏子》

1972年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一号汉墓。整理出来的《晏子》共有102枚竹简。是由数百枚残简缀连而成的。其内容分为16章，无篇题。散见于今本8篇之中的18章。据出土简报，该批竹简长约27.6厘米，宽约0.5—0.9厘米，厚约0.2厘米，每简书写字数一般在35字左右。简上下两端各空出1至2厘米，为天头地脚。简本《晏子》除第15篇《仲尼之齐》章篇首无“○”外，其余14篇篇首都有“○”号，表示一章之始。此外，简文中有统一的重文符号和标读符号。简本《晏子》的篇章分合与今本也不尽相同，如简本第10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上》之《景公问忠臣之行如何晏子对以不与君行邪第二十》和《景公问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对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两章。简本第11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下》之《叔向问意孰为高行孰为厚晏子对以爱民乐民第二十二》和《叔向问吝啬爱之于行何如晏子对以啬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两章。刘向《晏子》叙录云“定著八篇二百十五章”，今本亦8篇215章，简本仅存16章，疑当为节选本。

《晏子》竹简的出土解决了人们长期的怀疑：可以肯定其为先秦古籍，而不是伪书。

8.《尉缭子》

1972年，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尉缭子》残简一批，与今本相同者共计6篇，即《兵谈》《攻权》《守权》《将理》《原官》及《兵令》等篇。此书《汉志》杂家著录29篇，兵家著录31篇，皆与今传24篇之数不合;又今传首篇《天官》为梁惠王与尉缭子答问，与《孟子》首章仿佛。故自晁公武以下，姚鼐、姚际恒、钱丙四诸先贤于其真伪价值，颇多疵评。根据出土报告，银雀山汉墓为汉武帝初期的墓葬。那么，这批出土的兵书的书写年代应该为时颇早;又从富有篆体味道的隶书字体以及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可见抄书年代应在汉朝统一以前。而著作时代，根据学者研究认为，大致不出梁惠王年间，即公元前370—335年间。则后人臆断《尉缭子》为假托之辞，实有疑古过勇之嫌。其价值当重新估量。

《尉缭子》全书以对话体为主，主要记录了他向梁惠王讲道理，献教令的过程，其间不断有“听臣言，其术……”、“听臣之术，是使……”、“听臣之言，行臣之术……”、以及“臣闻”、“臣谓”、“臣以为”等保留其向梁惠王献说时的身份语句。其次，《尉缭子》议论多喜引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所引人物上自黄帝、尧、舜、文、武，下讫齐桓、孙武、吴起，而以提及吴起的次数为最多。就引历史事件而言，以引证吴起以法治军、与士卒共甘苦为最多，最详细。再者，《尉缭子》一书多处明引暗用《孙子》、袭用《孙子》理论，以及词汇、句型及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孙子》的军事思想，且有所发挥，反映了当世的军事思想。

9.《战国纵横家书》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高约23厘米，长约192厘米，共325行，每行三四十字不等，共约一万七千字，首尾基本完整，后面留有空白。分27章，其中11章与今本《战国策》《史记》大致相同，另外16章不见于其他古籍。其中史实大都发生在战国后期，主要内容是纵横家的言论和活动，所以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据学者研究，其写作或编定年代至迟在秦统一以前，而且大部分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故《史记》《战国策》未能采录。其体裁包括书信、游说词、对话记录等等，以记言为主，少数兼记事实。绝大部分篇章无作者或游说者姓名，编排次序也不按事件的时间先后，每篇文字长短不一。内容基本完整，大致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1-14章，都是关于苏秦的史料，有12章像是苏秦写的秘密书信。有的研究者认为，也许就是早已失传的纵横家书《苏子》的一部分。关于苏秦其人，汉初已有许多传说附会。《史记·苏秦列传》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所以《战国策》中有些托名苏秦之文，年代和人物关系相抵牾，难以契合。近人甚至因而怀疑苏秦其人是否存在。这批帛书的发现，订正了现存古籍的讹误，有助于恢复苏秦的本来面目。旧说苏秦与张仪是同学，现在看来此观点肯定有误。这批文章也颇有特色，处处表现出毫不掩饰的纵横捭阖的作风。从第六章可以看出，苏秦当时实际上是为燕谋齐的间谍，齐王未能识破，故把燕将攻齐、齐将从攻宋前线撤兵的情况告知苏秦和薛公，苏秦马上密报燕王，劝燕王暂勿攻齐，并且不要把他的身份暴露出来。这封信把苏秦如何为燕王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又如何说明自己的处境，希望保全等心理状态表现得十分真实具体，语言真率，不加修饰，有的话竟似密室而叙，能见出苏秦这个谋士的本来面目。

第二组是15—19章，除第17章外，均已见《战国策》或《史记》。第18章左师触龙说赵太后是文学史名篇。“触龙”，今本《战国策》作“触詟”，《史记》与帛书均作“触龙言”，可证是连写之误。解决了版本上的悬案。

第三组是20—27章，前5章已见《战国策》或《史记》，后3章是新发现。第25章《李园谓辛梧》尤为重要。从中可知李园杀春申君后曾任楚相，关于文信侯受燕城之事亦可补史阙。其中描述燕国使者蔡鸟带剑胁迫文信侯的场面，气氛紧张，人物神态毕现，堪与《战国策》唐雎见秦王、《史记》毛遂盟楚王等故事相比。

《战国策纵横家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与《战国策》是完全一致的，但文章风格却很少有《战国策》那种铺张扬厉、骈偶排比的情形。句子大都参差不齐，以达意为宗，而不以能文为尚。这说明，今本《战国策》中一部分骋词使气的华丽之辞，不可能是当时谈话的真实记录，而是经过后人修饰加工的结果。

10.《儒家者言》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共27章，除4章佚失外，其余23章，在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十多种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和它相对应的相同或类似的记载。从竹简形制和书写的情况来看，这部分竹简平均长11.5厘米、宽0.8厘米，厚薄也基本一致;每章都从简首开始，首尾无符号标示，亦不见篇题和尾题，每简的字数和字体一致，满行14个字，字体规范，大小间距一律;“而”字多假为“如”字。《儒家者言》的内容，上述商汤周文仁恩德泽，下及乐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最多。共22章，所言多为仁、信、忠、孝、礼、智以及对孔子的称颂。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贯穿全书，体裁类似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一章便是一篇完整的记言或叙事，前后章在内容上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字短小，一般在百字左右，短的二三十字，最长不过三四百字。从思想、内容到体裁也都是完全统一的。

《儒家者言》的绝大部分内容虽然都见于古代著作中，但是从汇集成册的情况看，这是一部佚书当无疑问。简文与今传各书相比较，语言通顺朴实，保存了比较原始的面目，其中很少有抽象的泛议道理，很多都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或事例以阐述相关的伦理的。叙事生动，饶有风趣。如《孔子之楚》之“渔者献鱼”不是为了敬贤献媚，而是因为天暑得鱼，卖又卖不出去，才来献送的。孔子不但不拒绝，反而再拜接受，引起弟子的发问，致使他说出了“务施不腐余财”的道理。文字短小，叙事曲折。又如《子贡将行》，向仲尼告辞，本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但他不直接讲出孔子的赠言，而是插进一句：“赠若以车乎? 言乎? ”引人深思。

另外，简文中还发现了与《孔子家语》10章相同的内容，但分章不同，文字差别也比所有其他各书都大。因此，《家语》的真伪也可以探讨。

11.简书《论语》

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论语》简文约有传本《论语》的一半。其中有的篇章，简文几乎达到传本的百分之六七十。《学而》篇只有1枚简，20字，是最少的了。另有尾题残简10枚。简文《论语》与传本仍然有不少差异，比如以分章而言，不仅尾题所记的章数很少有相符的，而且分章也不一样。简文分为一章的，传本分为两章或几章，简文分为两章的，传本却分为一章。在文字上与传本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如《为政》“攻乎异端”，攻作功;《述而》“夭夭如也，”作“沃沃如也”;《卫灵公》蹈水火章中两蹈字均作游字。如把“之”、“也”、“矣”等虚词都算在一起，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所不同。这次发现的简文不仅是时代最早的、保存文字最多的古本《论语》，而且还是鲁论、齐论、古论三论并行时的一个本子。它的发现为研究三论流传、演变的情况，校勘传本《论语》，都提供了极好的依据。

12.马王堆帛书《周易》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三号墓，墓主可能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儿子。帛书《周易》写在整幅的帛上，包括《六十四卦》《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诸篇。帛书《系辞》文同今本《系辞》相比，无今本《系辞》上大衍之数章，其他所缺章节，见于今本《系辞》下者，又分别见于帛书本，其他部分见于《子曰易之义》中。

帛书本《系辞》文与今本相比，有些文句的差异较大。突出者如“易有大恒”，“圣者仁勇”，“古物定命”和“易之马(象)也”四条。有学者认为，此或系出于笔误，或系另有传本。

13.双古堆汉简《周易》

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阜阳汉简《周易》共整理出752片，计3119字，其中属于经文的有1110字，包含卦画5个，卦名、爻题、卦辞、爻辞等内容，属今本《周易》没有的。卜辞有2009字。阜阳《周易》为竹质，残破不堪，且字迹模糊。保存最长的简宽0.5厘米;长15.5厘米，存23字。其余均长短不一，存字多少不等。

阜阳汉简《周易》与今本和帛书本的显著区别，是在卦、爻辞的后边保存了许多卜问具体事项的卜辞。卜问的事项很广泛，有卜病情、婚嫁、夫妻、产子的，有卜罪囚、逃亡以及攻占、军旅、出行的，有卜居家吉凶、居官是否升迁的，也有卜雨霁星否的。这些占卜的卜辞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为今本和帛书所不见，反而与睡虎地和放马滩秦简《日书》所占卜的语辞相类，与《史记》里由褚少孙增补的《龟策列传》传文中所列卜事更接近。

阜阳汉简《周易》保存下来的卦画仅5个，它们是：大有卦、林(临)卦、贲卦、大过卦、离卦。这五组卦画里被称为阴爻的都写成八字形，图形与今本不同。

阜阳汉简《周易》经文与今本《易经》亦有不少异文，多为通假字。如《豫卦》中“盱豫”的“盱”字作“歌”，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