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散文·古文醇雅宗风的形成
在文学史上，某个时代的文学借用前代典范作为祖师，从而显露此一时代的文学导向，这种情形以宋人对杜甫的选择最称典型。如果要举出较为类似的例子，清代文章家对明代归有光的选择可谓引人注目。无疑，归有光在桐城派的谱系中被确认为远祖，他对桐城派性格形成的作用力是显然的。不过，还值得考虑的是，桐城派选择归有光，这不仅说明了该派的取向，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透露出清代散文演变与发展的某些内在需求。
事实上，早在桐城派形成之前，清初的一些有识之士已对归有光投注了阐扬的热情。这与清代古文复兴的历史起点是相关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尧峰文钞提要》所指出的：“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①问途于唐宋以谋求自立，成为清初文坛的某种共识。
敏感到一代“古文复兴之机”的，应以由明入清的钱谦益为最初的代表。他个人的古文创作，经历了由追随明代前后七子到笃好唐宋派归有光之文的转变。归有光在文坛上备受瞻仰的地位，就与他发端表彰有关②。钱基博指出钱谦益的卓识在于：“极推欧阳修，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而下开归氏;又翘归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发其指。然后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归氏以踵欧阳而窥太史公，姚鼐遂以归氏上继唐宋八家，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胥出钱氏之绪论，有以启其涂辙也! ”③在钱谦益看来，归有光富于时代意义的吸引力在于，一方面是继踵唐宋，遗貌得神，这也就隐然触及清代古文复兴所面临的新课题;另一方面是通经汲古，以“经经纬史”之学救天下文章结习，钱氏《赖古堂文选序》称：“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来学问之谬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袭习纶轮，酝酿发作，以至于此极也。”这种持论方式与语气，“和清初学者有些相近了”④。黄宗羲也特别看重归有光学古而能出神入化：
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迂回曲折次之。
——《郑禹梅刻稿序》
唐宋派在创作思想上优于秦汉派之处，是对古文传统的取资较为宽博，宗法唐宋古文大家而不废学习秦汉; 秦汉派虽高自标置，不屑于读唐以后书，但正如黄宗羲所说：“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引导文坛的结果，反而是“便其不学”(《明文案序》下)。不难看出，清初文坛讲求“唐宋以来之矩矱”的取向，也包含了对文章家学问背景的重视。
清初以文名传世的“三大家”，即侯方域、魏禧、汪琬，基本上也是以取径于唐宋而展示才华的，其中尤以汪琬对归有光最称笃好①。汪氏的古文实践与传授也是颇见成效的。稍后而取径相似的还有邵长蘅，曾博得“今之震川”的美誉。这种矩矱有余而不乏精粹的古文实践，体现着清初文坛走向醇雅的方向。
尽管归有光在清初以来赢得了不少文人的倾心②，但最善于从归有光的创作境界中提炼古文艺术法则的，则以方苞为最具理论深度。这一理论深度与创作上“归方”并称的名声，也说明方苞在清代古文发展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方苞对归有光是以异代相知者而自命的③，他由表彰归有光而生发出“言有序”、“雅洁”等古文审美宗尚，这些在桐城派的理论系统上成为关键性的命题。其《书归震川文集后》曰：
昔吾友王昆绳目震川文为肤庸，而张彝叹则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据司马氏之奥矣。二君皆知言者，盖各有见而特未尽也①。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于《艮》五爻辞，释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传，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
清代前期的古文家鉴于明代文学效古之失，对所谓“肤庸”之病甚为警觉，即使比较倾向于取法唐宋，仍希望是形超神越的传承。方苞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者，他特别表彰归有光的长处在于“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自然本色之美与“言有序”、“雅洁”的人为讲求得到统一②，从而解决如何在传统的审美格局中发展自我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方苞对归有光的重提，既是对古文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古文的展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使上代的归有光变成了桐城派的出发点。
“归方”并称还基于两人在创作上的某种异代相契的素质。尽管桐城派后起的中坚人物为突显归有光的地位仍大有所为，如姚鼐以选本形式确立其在桐城文统中的祖师形象①，但习惯上仅见“归方”并称连名的情形。对此，褒之者喜言两人之文都有经学根柢，议之者又责其文风均有谨近之失，也许都有助于从某个角度说明“归方”并称的缘由。曾国藩从性情的“质朴纯厚”上认识归、方之同，应该是更为擘肌分理之论：
明惟震川，近惟望溪，不受八家牢笼。震川为人疏通知远，盖得力于《尚书》，而为文根源全出《史记》;望溪为人严气正性，盖得力于《三礼》，而为文根源于管、荀，故文章整饰严峻。二人皆性情醇古，每出一语，真气动人，其发于亲属叙述家常文字，尤质朴恳至，使人生孝弟之心，此真六经之裔也。姚惜抱文略不道家常，意在避俗求雅，然惜抱性情萧疏旷远，至于质朴淳厚，实不及归、方，即便效之，亦不能工。
——《曾国藩日记》乙未六月
归、方都是问途于唐宋的，这里却表彰他们“不受八家牢笼”，这是桐城派传人的明智之举。尽管从气质与学养上看，归、方各有自己的得力之处，但他们都实现了儒家之文的某种审美极致，即在“真气动人”的古文表述中展露“性情醇古”的人伦内美。这种基于性天的“质朴淳厚”之美，既来自所持道义，又出于性情需要。所以，归、方的契合所提供的典范意义是有分量的。方苞曾特别欣赏归有光的那些“事关天属”而“情辞并得”的家常文字;根据曾国藩的理解，方苞本人也擅长于做到这一点。从方苞集中叙人伦之情的文字来看，确实可以证明。如其《先母行略》写其母“卧疾逾年，转侧痛苦，见者心恻，而母恬然，时微呻，未尝呼天及父母。既弥留，苞及小妹在侧，无戚容悲言，恐伤不肖子之心也”。于轻描淡摹中寓母子深情;又其《弟椒涂墓志铭》记儿时同胞之情曰：“兄赴芜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屡不再食。或得果饵，弟托言不嗜，必使余啖之。”这种家常文字中的伦常之美，体现出胎息于六经的醇厚气韵。尽管后来具有各种学养背景的文士，都可能在笔下写出怀念亲族的感人文字，但桐城派尤其看重这种题材的文学意义。直到晚清民初，吴汝纶看到马其昶寄示所作《先母行略》，感到不惬人意，以至叹曰：“吾县文脉，于今殆息矣。”(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答张廉卿》)可见这一题材对桐城“文脉”的重要性。
由于方苞文章的醇雅风度，他在清代散文史上成功地占据了“一代正宗”的地位，后人尤其是桐城派传人屡有评价。如《四库全书总目·望溪集提要》称之为“源流极正”;张维屏认为：在清代前、中期古文家中，最能体现“文体之正”的，应推举方苞(《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四二)。当然也有人在称赏之余，指出方苞醇雅端严有余而雄肆宏放不足。如姚鼐四大弟子之一的方东树评曰：“先生则袭于程朱道学已明之后，力求充其知而务周防焉，不敢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辞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宏放也。”(《书望溪先生文集后》)晚清吴汝纶认为：“大抵望溪之文，贯串乎六经子史百家传记之书，而得力于经者尤深……文章之道，绚烂之后归于老确，望溪老确矣。”(《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肯定方苞的雅正，几乎是为后学所公认的。
方苞的雅正，是桐城派的一面旗帜。不可否认，后学出于某种维护之心，可以在经学根柢、审美倾向等方面有所护持与开拓，这也是桐城派能够在相当时期内富于持续性的重要原因所在。关于方苞的经学根柢，由于它是文学价值的古典依据所在，桐城后学在理解时是不乏强化之论的，这也往往关涉到“归方”并称的再认识问题。本来，如《明史》本传所述，归有光的古文是“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的。但仍有人不满于归有光的经术，如姚鼐对他的某些“肆訾宋儒之非者”，大不以为然①;戴均衡认为方苞在“根柢经术，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学者之心，而羽翼道教”上，归氏“无以及之”(《方望溪全集序》)。还有人粉饰归有光声名播扬的某些过程，用以维护“归方”并驾的形象②。手法虽可能相反，但都有雅正化的用心。其实，方苞对于归有光文章的思想内涵，并没有刻意拔高，且能欣赏其天真而“语无忌者”。方苞的佳作如《狱中杂记》等文，如果缺乏某种真诚无忌的立言态度，也很难想像能如此感人。
作为清代文坛振起醇雅之风的早期标志，“归方” 连称无疑具有树立正鹄的意味，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醇雅或正宗的要求仍是有一定弹性的。表现在一方面肯定“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的自然之美，这与清初诸大家不甚刻意讲求技法格调的倾向也取得了潜在的呼应;另一方面，由接续归有光而唤起了对古文传统的较为宽广的理解，可能引发介于奇正之间的审美趣味。清中叶思想开朗的袁枚说：“文学韩，诗学杜，犹之游山者必登岱，观水者必观海也。然使游山观水之人终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复知有匡庐、武夷之奇，潇湘、镜湖之妙，则亦不过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与稚存论诗书》)以“游山者必登岱”来比喻“文学韩”的必然性，这意味着清人在此已形成的一种共识，也是清初以来推进散文醇雅化的一种自然结果。归有光除了搭起通向唐宋诸大家的桥梁，他更是以善学《史记》而著称的。可以这样说，《史记》 的意趣风神通过归有光而在清代文坛得到了多样的阐扬与继承。就《史记》的文学精神而言，除了深具摇曳生情的气韵，也有恢诡奇崛的意趣，这后一点有时是与正统气氛相抵触或补充的。
注释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② 钱谦益《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谓:“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牧斋有学集》卷一六,《四部丛刊初编》本。案,归有光曾孙归庄倾心于唐宋派传统,孜孜以光大归有光道德文章自任,乃至他拜师钱谦益,也是因为赞佩于钱氏推尊欧阳修、归有光一脉的文章宗尚。参见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第15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③ 《明代文学》自序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① 参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第66、90页,《安徽古籍丛书》本,黄山书社1989年版。② 文家在命名文集时亦体现此意,如张符骧《依归草》、薛熙《依归集》。更有选编、精校归集者,如张士元有《震川文钞》、俞岳精校归有光集等。参见《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一,同上。③ 《与刘大山书》曰:“自古文之不敝于永久者,往往当其时则郁焉。韩、杜之文,其暴见而大行,乃在北宋中叶。近世归有光,同时人亦不相知。”《方苞集》集外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于此可见王、张二氏对方苞的启迪。关于方苞受师友影响的情形,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指出:“方苞成为古文宗师,如其传记所述,多受师友影响,有万斯同等是其受益之人,其他如魏叔子门人且以文著称的王源(昆绳,有《居业堂集》)、张自超(彝叹)等,在他入京师后相与知交; 居乡时的友人则有兄长方舟、同为桐城人的戴名世(《南山集》)等。”《清朝の制度と文学》第141页,みすず书房1984年版。② 曾国藩所作的祖述更明确了这一点,其《书归震川文集后》曰:“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秦汉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① 姚氏《古文辞类纂》于明仅录归氏一人,当代仅方、刘二氏,可窥其宗派观。序跋类录归有光2篇、方苞1篇、刘大櫆2篇,赠序类录归有光8篇、方苞4篇,传状类录归有光7篇、方苞2篇、刘大櫆3篇,碑志类录归有光7篇、方苞2篇、刘大櫆1篇,杂记类录归有光8篇、刘大櫆3篇,哀祭类录方苞2篇、刘大櫆3篇。《四部备要》本。① 其《张贞女传》曰:“昔归熙甫作贞女论,以为女在父母家,不应以身属人,所许嫁者亡而为终守,不合于义。吾谓熙甫是言过矣。”《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归有光写作《张贞女狱事》《贞妇辩》等一组文章的事因,参见沈新林《归有光评传》第8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② 有文献记载徐渭因途中嗟赏壁间所写归有光文,以至延误宴会。但方东树以为事出杜撰,认定他“非能深解熙甫之文者,恐好事者为之”。近人李详《愧生丛录》评方东树此举“轻慢”,《李审言文集》第51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