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意识与汉魏六朝志人小说的发展·东观著作的修史传统与汉末说部的兴盛
中国人的史家意识异常强烈。司马迁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乃是这种史家意识的典型心理。东汉以来的史学著述多集中到东观进行。这是因为，这里的收藏最为丰富。《后汉书·张奂传》载，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深感四十多万字的《牟氏章句》浮辞繁多，精简为9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由此来看，这些文人雅士多利用这里的丰富藏书校订史籍。《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上疏：“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可见考订典籍是东观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大规模地整理典籍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诸儒校订五经。杨终作《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认为“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议，“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爱徐列传》)。当时班固任校书郎，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白虎通》一书盛行于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召曹褒校订典籍。《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桓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为首校订五经，并将定本镌刻于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①。三次校订史籍，东观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特别是修撰当朝史迹更是东观著作的重要工作。所以《史通》说：“中兴之史，出自东观。”东观的修史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班彪父子修撰《汉书》，大约始于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当时，班彪34岁，东归洛阳，为司隶茂才，拜徐令。《后汉书》本传记载说：“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案袁宏《后汉纪》：“建武十二年九月，窦融与五郡太守诣京师。”所谓“好事者”，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②建武三十年，班彪死。这一年，班固23岁，归乡里继续父亲未竟之事业，努力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后汉书·班固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本传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依建初最后一年的建初九年(84)逆推二十年，则班固受诏作书当在永平五年(62)前后。《后汉书》本传称其“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二十多年，至汉章帝刘炟建初七年(82)，班固51岁时，《汉书》才大体完成。汉和帝刘肇永元四年(92)，班固被杀，时年61岁。这年六月，班昭受诏续作《汉书》八表。《后汉书·列女·班昭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
第二时期以马融为中心，张衡、蔡邕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校书。《通典·职官八》“秘书校书郎” 条：“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明帝召班固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 又刘珍与校书郎刘��、马融校定东观五经、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定正文字。”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91)，马融13岁即校书东观。《北堂书钞》引谢承《书》云：“融年十三，明经，召为太子舍人。”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七年(105)，班昭续《汉书》初成，马融伏于阁下，从而受读。这一年，马融28岁。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马融32岁，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李贤注：“谢承及续汉书并云为校书郎，又拜郎中也。”所谓郎中，即校书郎中，以郎中居校书之任。《东观汉记》的撰著开始于此。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二月，刘珍等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后汉书·安帝记》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李贤注：“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全数也。”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光武，讫乎永初。事业垂成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 《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烈功臣《孙程》《郭愿》①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由是而知，李尤、边韶、崔寔、朱穆、曹寿等本年均在东观撰史。此外，李尤亦参与《东观汉记》的写作。
第三时期以蔡邕为中心，建安七子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集中在校订五经。蔡邕还与诸人修订《东观汉记》。见《史通·古今正史篇》：“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蔡邕校书东观始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元年(172)，终于熹平七年(178)，前后整整六年。熹平元年，蔡邕40岁。这年前后，由河平长召拜郎中，出任东观著作，作《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汉书·十志》的撰写约始于此时。《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上汉书十志疏》云：“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案蔡邕之被流放朔方，事在光和元年七月至十一月间事，此后流亡在外，离开东观。若以“前后六年”上推，其入东观事当在熹平元年。文中又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尉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难者皆以付臣。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逐于边野。”其“被罪”时年方46岁，作《上汉书十志疏》，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续补《汉书·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后汉书》本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十意》，李贤注：“《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以意逆之，或许还有《地理意》和《天文意》，然只字未传。《十意》，《隋志》已不著录。案《后汉书·律历志》载灵帝光和二年曾敕曰“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是其《十志》已为朝廷上下所习知。这篇文章近似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披肝沥胆，感人至深。
综上所述，可以注意到东观著作有下面几个特征。
第一，从时间跨度来说，东观著作始于明帝，终于灵帝。明帝永平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刘��， 章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黄香和班固，安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马融、刘珍、张衡等，桓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边韶、崔寔、朱穆等，灵帝时期的东观著作的代表人物是蔡邕等人。由此可见，东观著作几乎贯穿东汉始终，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多执掌东汉文坛牛耳。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东观著作的身世多属高门，入直东观是其晋身之初阶。《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刘陶上疏陈事曰：“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从这段话来看，东观与高门可以画一等号。
第三，东观著作多博通经史。《论衡·别通篇》：“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柷，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何谓通人?《超奇篇》曰：“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但是，经学与史学之间相比，东观著作显然又多偏重于后者。因此，他们不能称为纯儒，多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通典·职官八》也记载：“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所以《史通·核才》说：“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即便是郑玄的老师马融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与其说是经学家，毋宁说是重要的文学家①。而在当时，文史是不分的。许多文学家就是史学家，反之亦然。
东观著述修史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人。特别是随着造纸术的进步与普及，书写字体的多样化，著述修史较之以前更加便利。随着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也为了显示自己政权的正统地位，每一个朝代都建立了修史的专门机构。如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就建立了史学馆，梁武帝还亲自挂帅修撰《通史》。当时的文人，为立德扬名考虑，也多以著述修史作为最便捷的途径。曹丕就说过，扬名于世，“莫若著篇籍”。裴松之注《三国志》，宋文帝以为不朽。其后人裴子野著《宋略》也视为名山事业。《隋书·经籍志》称“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这些史书绝大部分都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作品，因此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之史学界》 中指出：“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
注释
① 详见刘跃进《蔡邕行年考略》,《文史》第62辑(2003年第1期)。② 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迹详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的考证。① 郭愿、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系“郭镇”之误。① 有关论述,详见刘跃进《雄风振采——汉代文学通览》中论述马融 一节,中华书局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