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用几十万字的篇幅来论述清代文学，显然要比论述以前各个朝代的文学更为困难。困难不只在于清代产生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比以前历代更多，而更在于清代文学研究的积累总体上还很薄弱，可以参考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较少。与历史研究相比，文学研究由于对象本身具有强烈的价值属性，因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常基于一定的审美价值判断。不同时代的文学，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受研究者关注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甚至可能是很偶然的。清代因其社会现象复杂，传世文献又丰富，20世纪以来一直是历史学的宠儿，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深度都相当可观。而清代文学却因文学史价值判断的偏颇，一直被学界所冷落。除了显学《红楼梦》外，迄今对清代文学各部门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历史上其他时代文学的研究。
这一结果，当代学术显然应负更大的责任。20世纪以来，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观念及近代“文学进化论”的影响①，又接受西洋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的熏陶，当代学者大都视戏曲小说为清代文学的主流，以为精华是在，学术投入明显向此类通俗文学倾斜，而诗古文辞等传统文学样式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这导致清代文学研究各部门之间严重失衡，有关《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作品的论著层出不穷，而诗文辞赋的研究寥寥可数。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若具体分析现有成果，则20世纪以来的清代文学研究又呈现盛衰不一的波浪式轨迹。
对清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朝人的总集编纂、别集注释和诗文批评。清代是个学术史的时代，清人对本朝文学的关注和批评超过任何时代，其搜集作品之热情，编纂总集之勤奋，撰著诗话之专门化，无不显示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自觉意识。由于明清易代所包含的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出于保存文化记忆和心灵历史的动机，清初文人曾编纂了大量的诗文总集，尤以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三集为翘楚。此后，以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王昶《湖海诗传》、符葆森《国朝正雅集》为代表的大型选集，都发挥了淘汰、遴选和批评一个时期诗歌的功能，至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而集其成，从而使距离我们时代很近的清诗也部分地被经典化。骈散文、填词创作同样由若干种有影响的选本勾画出历史线索和创作规模，而戏曲、小说则在搬演和说唱中得到传播和整理。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和姚燮《今乐考证》虽系通论古今的著作，但清代戏曲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后者甚至著录了部分道、咸间流行的地方戏。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诗集以及王昙骈文集，清代已有注释研究，赵执信、查慎行、乾隆三大家、郭麟及姚莹等人诗都有人做专门的批评。数量众多的地域文学总集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则覆盖了整个清代文学的主要作品、作家，与数量众多的诗话、文论、剧说，与选本的评点相配合，交织成密集的批评之网，给后人留下了当代评论的丰富资料。
进入民国以后，战乱频仍，学术难得安宁的环境。学界对前清文学虽无太高的评价，但出于保存文献的动机，也出现了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陈乃乾《清名家词》、叶恭绰《全清词钞》、陈衍《近代诗钞》、柳亚子《南社纪略》、阿英《鸦片战争文钞》、丁福保《清诗话》等清代文学和批评的总集、丛书，还编出了黄人《小说小话》、王国维《曲录》、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刘复、李家瑞等《中国俗曲总目稿》、李家瑞《北平俗曲略》、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傅惜华《子弟书总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工具书，此外杨守敬、董康、鲁迅、王古鲁、吴梅、向达、刘修业、周越然、伯英等学者的著作都对戏曲小说文献的搜集和著录做出了贡献。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对清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一些作家只承认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有血缘关系，对清代诗文则予以批判，对影响直达晚清的桐城文派，钱玄同直斥为“桐城谬种”;另一方面，受西洋文学观念影响，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也蔚为大观。“中国新世纪第一个文艺批评家”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对当时的《红楼梦》和清代小说研究产生极大影响。学界“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归(有光)方(苞)”的结果，是诗文辞赋等传统文学样式受到冷落。当时鲁迅倡言“好诗被唐人作尽”，闻一多也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上也就完了”，影响所被，乃至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将狭义诗歌的历史截止于唐末，并断言“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而删去”，这无疑是很偏激和狭隘的见解。幸而不是所有人都持这种立场，一些著名学者仍用传统的批评形式，包括陈衍《石遗室诗话》、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蒋箸超《天演阁清诗话》、郭则沄《十朝诗乘》、杨钟羲《雪桥诗话》、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秦佩珩《秋窗呓语》等，对清代诗词做了各有特色的研究，甚至还出现了徐珂《清代词学概论》、梁乙真《清代妇女诗歌史》、杨鸿烈《袁枚评传》、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等专著和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顾敦��《明清戏曲的特色》、汪辟疆《论高密诗派》《近代诗派与地域》、曾克耑《论同光体》这些很专门的论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新文学源流》二书名为当代文学，内容却多回溯前代，实际是在新文学语境下反思明清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也着眼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和发展，对晚清文学史有一定的总结性质。1928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被孙俍工以《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之名译成中文，对国内的批评史研究产生一定影响①，这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明清诗论的论述可以约略看出。1947年出版的钱锺书《谈艺录》，虽然成就绝不限于清诗一端，但仍然应该说是民国年间最深入的清诗研究著作。他对众多清代诗人的批评鞭辟入里，至今仍代表着清代诗人论的最高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狭隘的文艺观念的主导下，清代文学研究呈现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小说受到学界重视，成果较多，《红楼梦》更因特殊的政治背景，成为学者趋之若鹜的显学。但迄今仍不减其学术价值的成果，却是傅惜华于1961年编成的《清代杂剧全目》，该书直到1981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相比之下，诗文研究则只集中于顾炎武、王夫之等少数“进步诗人”，成果寥寥，显得远为冷落。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邓之诚遗著《清诗纪事初编》，是这个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它启发了后来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张舜徽的《清代文集别录》虽偏重于学术，也有相当的文献价值，它直接启发了袁行云的《清集叙录》。那个时代留下来的论著，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迹，时过境迁，到今天已很少有参考价值，只有侧重于文献学研究的著作毫不褪色，不失其学术价值。类似的成果，还有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这是今人纂辑的第一部清代诗集注本。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资料选编或旧籍点校，如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文论选》及刘大櫆《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林纾《春觉斋论文》等，便于使用。
清代文学研究的高涨，尤其是诗文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0年《文学遗产》刚复刊，郭绍虞先生就建议赶快组织力量编辑全清诗、全清文、全清词、全清曲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献。苏州大学中文系随即成立明清诗文研究室，并编辑出版“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年，程千帆主持的《全清词》编纂工程在南京大学启动。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合办的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在苏州举行，学者们基本形成共识，对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终结阶段的清诗应给予较高的评价。翌年《文学遗产》在第2期辟“清诗讨论专辑”，发表苏州会议的论文，对清代文学研究产生一定的的推动作用。1985年举行的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则对“五四”以来评价桐城派的偏颇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随着对过去研究中一些被回避、扭曲的问题的重新认识，清代文学研究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清代文学史开始得到认真的对待。
在新时期的清代文学研究中，苏州大学的学者做出了最引人注目的成绩。钱仲联先生以耆年宿德大力倡导清代诗文研究，不仅出版了 《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梦苕庵专著二种》《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等著作，还培养了一支清代文学研究的专业队伍，拿出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陈少松《评梁启超的艺术论》、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赵永纪《清初诗歌》等最初一批清诗研究成果。他此后指导的马亚中《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历程》、沈金浩《性灵诗与明清文化》、魏中林《清代爱国主义诗歌研究》、严明《清代广东诗歌研究》、罗时进《虞山诗派研究》、马卫中《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赵杏根《乾嘉代表诗人研究》等一批博士论文，都成为清诗研究中很扎实的成果。另一位清代文学专家严迪昌先生，以《清词史》《清诗史》两部专史，奠定了他在清代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部在多年搜集研读清代文籍的基础上写成的力作，将清代诗词研究的整体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阳羡词派研究》也是高水平的地域文学流派专论，给后人多方面的启发。苏州大学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继承郑振铎、孙楷第先生开创的小说研究传统，以吴世昌、蒋和森、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石昌渝等先生为代表，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其中刘世德先生的小说版本研究，石昌渝先生的小说史研究以扎实的文献功夫将当代明清小说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近年石昌渝先生主持完成了收书约4000种共计300万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为清代小说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山东大学以袁世硕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在清代戏曲小说和清初诗文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成绩突出。南京师范大学除有陈美林先生成绩卓著的吴敬梓研究外，李灵年、江庆柏、陆林等学者在清代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已有《清人别集总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基础性成果，后劲十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做出引人瞩目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以后，清代文学研究走向广阔和深入，其突出标志是涌现一批有分量的文体史研究专著，包括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周妙中《清代戏曲史》、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朱则杰《清诗史》、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张俊《清代小说史》、欧阳健《晚清小说史》、郭英德《明清传奇史》等。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则有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康保成《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苏州剧派研究》、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曹虹《阳湖派研究》、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诗汇考》、许建忠《明清传奇结构研究》、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程亚林《近代诗学》、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等著作，多方面地拓宽了清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作家，如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王士禛、袁枚、蒋士铨、赵翼、黄景仁、龚自珍、魏源、黄遵宪，而通俗文学作家如李渔、金圣叹、蒲松龄、吴敬梓、曾朴、刘鹗等又受到更多的关注，涌现许多造诣精深的专家。曹雪芹和《红楼梦》就更不用说了，仅列举著名专家也将是一个很长的名单，重要著作都已列入附录的研究书目，读者自可参看。就整个清代文学研究而言，后期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梳理中，近代文学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都有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清末同光体和改良派作家梁启超以及新旧时代过渡性人物王国维等，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港、台地区的清代文学研究，虽不如大陆成果多，但内容似更广泛而专门。不仅钱谦益、吴伟业、袁枚、赵翼、翁方纲等著名作家有研究专著出版，重要的文学流派如桐城派文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尤信雄《桐城文派学述》、叶龙《桐城派文学史》、唐传基《桐城文派新论》三种专著。而学界较少注意的女性文学，近年有钟慧玲 《清代女诗人研究》 和胡晓真《才女彻夜不眠——清代女性弹词小说论集》 两种新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最具开拓意义。对清代诗学的研究，台湾学者也走在了前面，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作为清代诗学研究发凡之作，大体勾勒了清代诗学的概貌和流变，附录“清代诗话知见录”收书346种，是对清代诗学文献的最初考察。张健《明清文学批评》以独特的形式整理了明清文学批评问题，不无见地。专题研究则有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等，与香港学者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同为很专门而深入的探索。台湾中山大学每年举办清代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他们还编辑《清代学术研究通讯》，对了解台湾地区清代学术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此书中《台湾地区清代文学研究博硕士论文提要》部分，更有参考价值。台湾以清代作家为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相当多，除已出版的赵翼、翁方纲等评传外，如谈海珠《顾亭林诗研究》、单文惠《笠翁十种曲研究》、廖淑慧《金圣叹诗学研究》、江仰婉《冯班文学批评研究》、陈惠丰《叶燮诗论研究》、丘慧莹《唐英戏曲研究》、王熙铨《贺裳〈载酒园诗话〉研究》、陈茹琪《查慎行诗歌研究》、林秀蓉《沈德潜及其弟子诗论之研究》、吴晓佩《薛雪诗学研究》、赵太顺《翁方纲研究》、张春荣《姚惜抱及其文学研究》、刘韵苹《龚自珍诗歌研究》、吴明德《王闿运及其诗研究》、柯梦田《刘熙载〈艺概〉诗歌理论研究》等，也是选题很值得重视的成果。
相比之下，海外有关清代文学的研究，涉及面较国内为窄。西方学者多用力于戏曲小说，无论在版本研究方面还是叙事研究方面都有丰富的成果。日本学者则不仅在小说文献研究上贡献突出，在诗文和俗文学的研究上也多有开拓之功。日本老辈学者都在清代文学上下过很大工夫。狩野直喜清末在中国留学归国后，任京都大学教授，1918年到1923年之间讲授清朝文学课，1984年东京みすず书房出版了他的讲义录 《清朝的制度与文学》。铃木虎雄1922年出版《支那诗论史》，其中对明清诗论的研究对中国学者影响极大，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是第一部清代文学批评史，书中不少论述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吉川幸次郎对清诗用功最深，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的《吉川幸次郎遗稿集》第三卷“清初诗说”，是1961至1963年为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授读清诗的讲义，从清初讲到乾隆三大家，极有心得。近年研究清代文学的学者似比过去减少，但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仍不断涌现。清水茂、竹村则行、松村昂、大平桂一等学者的清诗论文，都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忽略的问题，如明亡后一度遁入空门的方以智、金堡、钱澄之等人的创作，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试对文坛的影响等，其他如松下忠、船津富彦的清代诗学研究，田仲一成的清代地方戏研究，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说研究，都可以说成绩斐然，可惜除清水茂的论著外①，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还没有翻译介绍。今后有必要加强沟通和交流，相信日本学者的成果会不同程度地拓展国内学术界的视野。英语世界的学者译介和研究诗文的兴趣远不如小说那么强烈，但他们的一些研究从论题到思路都很给人启发。如L.C.Goodrich《乾隆对文学的查究》(1935)、D.S.Nivison《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966)、A.R.Zito《作为文本和实践的献祭： 十八世纪中国的仪式与写作》(1989)在角度和方法上颇具特色。其他如桐城派古文、仪征派骈文、袁枚、郑板桥、龚自珍等人的诗歌，都有研究专著出版。华裔学者叶嘉莹对清词和王国维词作、词学的阐释，在20世纪词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王靖宇于1972年出版《金圣叹》一书，以对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深入剖析，引起西方汉学界对金批小说的热烈关注。有关英语世界的清代文学研究，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一书有较详细的评述，可以参看。新加坡学者杨松年著有《王夫之诗论研究》、《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论析》等著作，对明清之际诗论的历史特征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其中揭示的文学批评史编写中的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早年以《中国诗歌美学》著闻，现执教于新加坡大学的萧驰，最近将历年所撰的六篇论文结集为《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一书，将王夫之诗学的阐释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目前我们对海外清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了解得很不够，今后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和沟通。
注释
① 梁启超在1903年《新小说》第七号的《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话之文学是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① 近代以来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多受日本学者的论著启发,自王国维的甲骨文、敦煌曲子研究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都是典型的例子。铃木书出版于1922年,也许中译之前就已对国内学界产生影响。① 清水茂《清水茂汉学论集》,蔡毅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内收《清诗在日本》,对日本接受和研究清诗的情况有扼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