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清代文学的时代特征
无论从哪方面看，清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最复杂的时代。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日和现代社会的前夜，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它是一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疆域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清廷既崇尚汉文化又压抑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使满汉关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和斗争的紧张状态中。明清易代之际，士人以文学寄托亡国之恨和对清朝统治者的仇视;鸦片战争以后，国势的衰亡，使汉族士大夫的排满意识重新在政治改革的呼声中高扬。面对清廷的政治禁锢和文字狱恐怖，文化启蒙和个性解放的欲求始终在文学中涌动，并借助于某些时机迅速地澎湃开来;置身于封建社会末世，对国运世事充满失望和无奈的感伤心态，接触西方近代文明而产生的新奇感受和进退失据的复杂心情，无不反映在文学中，使文学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表现内心情感的深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更兼政治、法律、教育乃至新闻制度的滞后，许多本应由政治、法律等承担的思想文化建设被转嫁给文学，使文学负荷了过于沉重的思想内容。以致清代留下的大量文学文本常首先被作为政治、经济和思想史文献来阅读，而各种《经世文编》和《清诗纪事》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下编纂的，无形中将人们对清代文学的注意引向经世而非审美的方向。
事实上，当代学者眼中的清代文学，首先在纪实性和叙事性上显出特色。相对于历来的文学传统，清代的文学创作首先表现为叙事文学的繁荣。在传统文学形式中，诗歌的叙事性最引人瞩目。“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蔚为有清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幅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明越元、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①。从吴梅村《永和宫词》《圆圆曲》、胡天游《烈女李三行》到王闿运《圆明园词》、刘师培《癸丑纪行六百八十八韵》、王国维《颐和园诗》，这类叙事性的长篇巨制已同人们对清诗的联想联系在一起，成为清诗标志性的特点。骈散文章中叙事性和纪实性作品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重大事件、人物传记、祥瑞灾祸乃至奇闻异事，都被热心地记述和书写，充实着叙事文学的库存。不能不提到的是，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城市生活的繁荣，造成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意识的通俗文学的长足发展。戏曲、小说以及鼓词俗曲等说唱文学，不仅成为市民阶层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甚至也深入到士大夫及其眷属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审美趣味和文学素材带进士大夫的写作，对士大夫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士大夫文学传统的分裂和变形。
明清时代，传统形式的文学写作与前代最大的不同就是遭受科举严重的侵害。正如黄生所说：“谈诗道于今日，非上材敏智之士则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习之，为父兄师长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于攻文业举之暇，以其余力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则于此中未必能专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传之处。”①士人只有少年得志方能究心文学，否则白首场屋，精力消耗于举业，文学难以有成。这，总体上决定了明清两代传统文学形式的创作难与前代争胜的结局。时人很清楚这一点，并深感绝望，使他们更加气馁，丧失与前人争长的气概②。严酷的科举竞争将大批失意才人挤出仕途，而商业化的通俗文学领域适时地接纳了他们，甚至诱惑他们。通俗文学市场的商业竞争造成新的人才流向，市场竞争机制与刻书业的发达相呼应，共同造就了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同时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格局。而作家的才能也适应这种变革，走向多元化，涌现出吴伟业、丁耀亢、金圣叹、尤侗、黄周星、董说、蒲松龄、廖燕、曹寅、吴绮、孔尚任、洪昇、徐大椿、吴敬梓、郑板桥、蒋士铨、屠绅、黎简、王昙、舒位、姚燮、汪端、魏秀仁、苏曼殊等一大批在传统文学和通俗文学两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的作家。他们在通俗文学方面的成就也许更为今人所瞩目，当代学者编纂的文学史已表明这一点。
比起戏曲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来，清代传统诗文的写作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光彩夺目之处。在今人撰著的文学通史中，清代诗文词赋已退居较边缘的位置，被用简略的笔墨轻轻地带过。诚然，清代传统文学领域的创作，确乎不如通俗文学那样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这决不意味着通俗文学的总体成就超过了传统文学，或者说通俗文学取代传统文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毫无疑问，传统文学依旧是清代文学的主流，只不过它已丧失了在前代拥有的强大势能而已。对文学来说，最大的困难永远来自形式方面，如何用一个新颖的或者说是独特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东西，是每一个有作为的文学家无法摆脱的苦恼。生当封建时代的末世，似乎古汉语的一切表现形式都已被前人用完，甚至连要表达的东西也都被前人表达过了。当近代社会姗姗其来迟，作为传统文学创作骨干的士大夫阶层似乎已失去了表达新东西的冲动。传统文学形式正在变成无源的死水，还有什么能在死水上激起微澜呢?
清代是个学问的时代，学人未必都能诗，但一定能写文章，而诗人也很少没有学问的。于是在一部分作家手中，学问成了他们向前代作家挑战的利器——以学问为文，以学问为诗，甚至以考订议论为诗。朱彝尊《斋中读书》五古组诗滥觞于前，赵翼、洪亮吉、翁方纲、施朝干等人扬波于后，在乾、嘉之际煽起一股以诗论学的时尚，招致袁枚“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批评。尽管如此，清人仍以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出奇制胜之道，所谓“竹垞以经解为韵语，赵瓯北以史论为韵语，翁覃溪以考据金石为韵语，虽各逞所长，要以古人无体不备，不得不另辟町畦耳”①。虽然他们努力的结果，无论在当代在后世都鲜被认可，批评家往往在负面的意义上指出清代文学的这一特征，但他们的努力本身还是值得肯定的。“另辟町畦”的意识毕竟反映了一种力图反抗文学传统的强烈要求和企望超越前代经验的创新精神，在这股思潮的驱动下，人们以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尝试了更新诗文写作面貌的努力。
然而所有的努力，方向和结果是不同的。古文在充实以学问的同时，也在向日常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桐城文章游刃于经师论说、幕客案牍和文士闲情之余，没能在精神境界上重现清初古文的宏大气局，更不能再造唐宋文章那蓬勃的气势和酣畅的笔调。当桐城教师爷半天下，文士操觚无不奉行桐城义法时，桐城文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堕落到琐屑而匠气的地步。诗歌的情形略有不同，以文为诗、以考据为诗，只是某个时期的短暂风气，在更多的时候，抒情传统仍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只不过当一切抒情题材都被写遍，一切感情经验都变得不新鲜，变得日常化以后，反抗日常经验成了诗歌写作中一种最迫切的要求。清代诗人为此付出了种种努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力开拓旅行和怀古题材，通过旅行接触新异景观，通过怀古想象历史情境，作家由此摆脱日常经验的包围，磨去日常感觉的厚茧，获得全新的感觉和体验。
浏览清代别集，我们一定会对数量众多的以“游草”命名的纪行、游览诗专集和怀古组诗留下深刻印象。诸如游览一地风景，如叶封《嵩游诗》、蔡铎《观光堂游草》、陈文述《岱游集》、丘逢甲《仓海君庚戌罗浮游草》;或一次旅程，如王士禛《蜀道集》《南海集》《雍益集》、乔莱《使粤集》、徐兰《出塞诗》、叶燮《己畦西南行草》、吕履恒《使滇草》等等。有些诗人的诗集甚至全是以纪行草构成的，比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戴曾诗集稿本和抄本，即由《圣湖草堂集》《滇南草》《上谷草》《粤游草》《东粤草》《大梁草》《北游草》《庆阳草》《晋游草》《台游草》《豫游草》《塞上草》《魏塘十咏》《禾中草》《西湖怀古诗》《漫游草》《豫章草》《金台草》《古北草》《海亹草》《伴岩草》组成。这数量众多的专集，留下不少成功的范例。田肇丽《送卢抱孙之任洪雅》云：“才子方宜西蜀去，渔洋标格许谁同? ”①王渔洋典四川乡试写作的《蜀道集》为诗坛树立了一个“得江山之助”的典范，追慕者固然竞相仿效，即不满者也不能摆脱它的影响②。以致像桑调元《庚辰四月十七日赣州登舟纪程》七绝163首，题下注“一日一首”;袁嘉谷《卧雪诗话》卷二所载其师棨门先生自云南入京《纪程诗草》百二十首，“每驿必作一绝句，每诗必提明驿名”③，后来成为清人别集中习见的形式，也可以说是清诗的一个特色。至于怀古所包括的咏怀古迹和咏史两类，虽都是传统样式，但清人扩大了规模，由组诗发展为专集。咏怀古迹如郭士璟《广陵旧迹诗》、陈文述《西泠怀古集》、汤濂《金陵百咏》等，咏史如张笃庆《明季咏史百一诗》、鲍瑞俊《桐华舸明季咏史诗钞》、谢启昆《树经堂咏史诗》等，不胜枚举。咏史的亚类宫词以及介乎游览、咏古之间的竹枝词，也都有数量庞大的组诗和专集传世，共同构成了清代诗歌的新奇景观。很显然，这些游览胜景和尚友古人的诗篇，正是诗人们脱离狭窄的有限的日常生活，自觉扩展、更新经验世界的记录，我们可以沿此进入诗人的写作，理解他们的感觉和表达方式。
与旅行和怀古相通，摆脱日常经验的另一种方式是拓展写作题材。歌咏题材广泛是清诗的又一大特色，几无物无事不可入诗。写日常生活，有咏鸡蛋、大头菜、醋，咏煤球，咏裹脚，咏痔;写新奇事物，有咏眼镜，咏淡巴菰，咏摄影，咏显微镜。马位见法华老衲有咏棺诗，乃劝其补足衣、衾、棺、椁四首，并一一和之(《秋窗随笔》)，这种题材前代少见。清人咏物之作往往连章叠韵，剌剌不休。吴梅村作《八幻诗》，海内多和者，林鹤招和至百首①。杜甫连章诗只到八首，而清人动辄数十首。晚清朱庭珍说“近人尤好以一题顺押上下平韵作三十首，甚至咏物小题亦多至数十首，且有至百首者”②。元代中峰和尚和冯海粟《梅花百咏》，叠用神、真、人、尘、春字，已称奇观。清初赵吉士依韵答于仪部七律四首，自后一直叠此韵作诗，竟得千余首，名《千叠余波》，又有《叠韵千律诗》二卷。清代诗社雅集，也常以叠韵的方式咏物、赋题。清代的诗社不像明代那样讲究组织形式，也很少政治色彩，往往是不定期集会，分题赋咏，其题不像唐宋人多取咏物，而常是咏歌一种人物角色或情境。如佚名《养拙山房诗草》有《社课十老吟》咏十种老人，又有《社课十六声》分咏读书、度曲、弹琴、敲棋、卖花、煎茶、夜蛩、山禽、寺钟、牧笛、捣衣、纺纱、窗雪、阶雨、流泉、落叶。史善长《秋树读书楼遗稿》卷一六有《戏作二十四影诗》，分咏松、竹、梅、桐等二十四物之影;李铸《次青小阁诗集》卷下有咏月27首，分咏芦月、宫月、团月、无月等27种赏月情境;林鹤年《福雅堂诗钞》有《山居杂咏》，以山为题，分咏山鸟、山花、山泉等30题。秋也是诗人们热衷歌咏的题材，黄来《友鸥堂集》卷三有咏秋诗61题，徐谦《秋兴杂诗》分咏信、影、心、气、声、色、曛、月、汉、露、风、云、烟、雨、霜、霁、阴、晓、晚、宵、山、嵩、岱、华、栈、原、邙、瀑、海、湘、江、涨、潮、舫、滩、帆、郭、宫、寺、圃、闺、漠、燐、塞、猎、戍、驿、旅、樵、渔、获、梦、觞、别、笳、砧、笛、斥、钟、漏、琴、屐、衣、扇、簟、灯、帘、鹤、隼、鹰、雕、燕、雁、骑、猿、蝉、萤、蛩、蝶、鲈、兰、菊、莼、芦、蕖、藓、林、梧、枫、箨，共90题，为古来罕见。即使纯粹的咏物诗，清人也每出以奇异的主题。如张贞生《庸书》卷一七咏船诗26首，分咏漕船、钦差官船、现任官船、新任官船、去任官船、假归官船、遣归官船、巡河官船、武官船、龙衣船、商客船、抽丰客船、游客船、汛兵船、盐船、进香船、渡船、渔船、柴船、酒船、月船、雪船、顺风船、避风船、冰船、雨船，在咏物中融入了各种人情世态和生活体验。
诗歌是古代最普及的文学体裁，也是文学生活中最受重视的对象，通过诗歌我们能把握一个时代文学的精神脉搏和一般风貌。清代诗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我们呈现了清代文学的整个生态和发展趋势。如果说清诗的阶段性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清代文学史运动的基本轨迹，折射出清代文人在不同时期的心态和文学观，那么清代诗人在诗歌语言上的多样化开拓，则反映了古典文学向近代转型的总趋势。与题材和内容的丰富性相应，清代诗歌的语言从语料到表现力都有大幅度的拓展，成为清诗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清人的学问基础普遍胜于前代，谙熟传统典籍，究心地域文化，兼之文艺兴趣广泛，多方面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素材，带来不同文体的相互渗透，体制和修辞层面的变异、更新。像靳荣藩指出吴梅村诗俗字俚语都入陶冶①，朱庭珍指出赵翼“街谈巷议、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说、传奇演剧、童谣俗谚、秧歌苗曲之类，无不入诗，公然作典故成句用”②，再如施闰章《浮萍兔丝篇》摹写《警世通言》中“范鳅儿双镜重圆”③，王士禛《秦淮杂诗》用《牡丹亭》“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曲词，《落凤坡吊庞士元》以《三国演义》的虚构内容为史实，李渔诗的语言洋溢词曲风调，曹雪芹、魏秀仁以小说表现诗才，黄遵宪摭拾大量新名词入诗，直到光绪中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④，凡此等等，绝不只是个人癖好，而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益复杂的城市生活，日益世俗化的生活趣味，必然带来语言素材的更新，最终造成诗歌风格的异化和传统文学体制的裂变。如果说明代以前的诗古文辞演进更多地表现为声律、句法和结构的因袭或创变，那么清代文学的变异更多地表现在语言风格的多样化上，举凡古近体诗、骈散文、辞赋、词曲、戏曲、小说、说唱莫不皆然。由于语言色彩的变化比较微妙，不像声律、结构乃至题材等方面的变化那么显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造成清代文学缺乏鲜明特征、缺乏创新力度的一般印象。这是清代文学研究不足所导致的结果，它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反过来又对清代文学研究的投入和成果估量产生影响。在阅读和研究清代文学之前，我们首先要破除这种迷执。
清代文学是丰富的，但也是良莠不齐、有待淘汰的;清代文学总体上是缺乏创造力的，但也是复杂多样、有待认识的。在习惯于厚古薄今的中国，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往往最不为人重视，文学史上的清代就是如此。迄今为止，清代文学研究还是投入最少，成果积累最薄弱的领域。在今天用几十万字的篇幅通论清代文学，恐怕谁都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本卷的论述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希望它有限的呈现能引发读者阅读和探讨清代文学的兴趣，和我们一起投入对清代文学宝藏的探索和发掘中去。
注释
① 涂晓马《犹有壮心歌伏枥——钱仲联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① 黄生《诗麈》卷二,《皖人诗话八种》第85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② 参见本书中编第六章《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①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光绪八年刊本。① 卢见曾辑《国朝山左诗钞》卷四一,雅雨堂刊本。黄臣燮《平泉诗稿》卷首张应麐题诗云:“蜀江水碧蜀山青,襆被曾为万里行。到处留题传绝唱,不教能事让新城。”末句自注:“渔洋诗以《蜀道集》为最。”道光十四年刊本。② 《湖海诗传》卷三“论王峻诗”云:“其诗宗尚两冯,参以赵秋谷、何义门之说,不独前后七子深加摈斥,即渔洋尚书,亦多未惬。然集中黔行诗最为清矫刻削,转似 《蜀道集》,何也?”③ 《袁嘉谷文集》第2册第52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① 王原《西亭文钞》卷三《林鹤招百幻诗序》,光绪十七年不远复斋刊本。②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张国庆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第269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① 参见靳荣藩《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四《芦州行》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 参见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张国庆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第290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③ 详见沈金浩《论清代诗歌戏曲小说间的联系渗透与互补》所举,《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第18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④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5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