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清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清代文学的历史分期较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困难，难点在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上横跨着一个比附政治史上的“近代”概念而生的“近代文学”概念，其起讫是道光二十年(1840)至民国八年(1919)。以鸦片战争为界，清代前、后期的文学被分属于古代和近代两大文学史时段。在尚未受“近代”概念影响的早期文学史著作，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还能简单地将清代文学分为清初遗臣文学、康熙文学、乾嘉文学、道咸以后之文学四期，后来的著作几乎都不能摆脱“近代”概念的影响。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三期七段的划分，上古期(3世纪以前)先秦、秦汉，中古(3世纪到16世纪)魏晋至唐天宝末、唐至德至南宋末、元至明正德末，近古(16世纪至20世纪初)明嘉靖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清代文学实际上是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王朝为单位的李修生著《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将清代文学史分成三个时期，前两段与一般看法相同，第三段则以近代文学史的起点为限，将道光二十年以后划为晚清文学。这样的处理虽“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①，但不可否认其中仍有对政治史分期的依赖。政治史分期是否可以成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文学史的阶段是否与历史时代的演进相吻合，还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②。本书既按王朝分卷，仍以清代为自然时段来考虑其分期。
但即使以朝代为单位来划分时期，依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文学发展到明清两代，除了社会和精神内容的空前丰富外，创作格局上一个最明显的态势就是文学样式齐备，诗文辞赋、戏曲小说、弹词说唱和文学批评各领域都涌现出数量可观的作品。文学样式的丰富和创作的多元化，已使文学史叙述难以作单一视角或标准的分期。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 是少有的按文学的总体倾向来给清代文学史分期的尝试，分为顺康雍、乾嘉、道光至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五年至清末四段。第四段以光绪十五年为起点的理由是前一年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本年又是光绪亲政的开始。虽然作者说这只是约略的划分，前后几年也没关系，但这仍是个政治视角的划分，要适用于众多文体，恐怕还有一定困难。文学样式间的不同步性，决定了文学史著作的分期不得不顺应文学生态的变异而变通，文学史叙述只能是多线式的，不同文体分别对待。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63)将清代诗歌分为清初、康雍、乾嘉、鸦片战争前后、诗界革命及清末五期，而散文只分三期。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前后两部分外，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期，而代之以不同作家群和不同文体的分论，都反映了文学史叙述的这种特殊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编纂的十四卷本文学通史，明清两代干脆按文学样式而非时期来分卷，也不失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只有进入文体发展史的内部，我们才可能谈论一种具体的阶段性，从而避免庞杂、混淆的解释和不必要的纷争。这一工作是留待给正文的任务，绪论不能成为各种文学门类的历史进度表。绪论要讨论的是较能体现整个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它通常集中于较能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精神和风格特征的文体，就清代来看仍然是诗歌。这不只因为诗歌拥有最丰富的作品和相关参考文献，还因为诗歌最直接和全面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容和艺术趣味。
关于清代诗歌的分期，学术界的看法基本是四期，只不过具体年代的划分有所不同。晚清杨希闵在《诗榷》中曾将清代诗歌分为四期，其断限分别为清初至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中至道光末(1850)及咸丰以后①。杨书成于同治至光绪中叶，其分期基本对应了清代诗歌的几次转折，很有历史眼光，但此书只有稿本存世，未产生影响。后陆草《清诗分期概说》(《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一文见解与之大致相同，差别只在第二期始于康熙二十年，终于雍正末。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只写到龚自珍，而将道光以下归入近代，合顺康、雍乾、嘉道三段实际是四期。严迪昌《清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分顺康、乾嘉和道光以后三段①，但顺康段分上下编，分别讨论遗民诗人群和新朝诗人群，其实是将顺治、康熙前期和康熙中后期、雍正分为两个阶段。我们的看法，康熙中期、乾隆中期和咸丰初分别是清代诗歌发生转变的关节点，其间的雍正、道光属于过渡时期，究竟从前还是属后，按不同的诗歌史解释会有不同的归属。所以粗分则为四期，细分则为五期，差别只在道光以后是否再分为二。1923年陈衍在《近代诗钞序》中曾从诗坛盟主的更替来划分清诗的时期：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简标举神韵，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风则《绿衣》《燕燕》诸篇，雅则“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风”诸章句耳。文悫言诗，必曰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删诗，《相鼠》《鹑奔》《北门》《北山》《繁霜》《谷风》《大东》《雨无正》《何人斯》 以迄《民劳》《板》《荡》《瞻印》《召旻》，遽数不能终其物，亦不尽温柔敦厚，而皆勿删。(中略)夫文简、文悫生际承平，宜其诗为正风正雅，顾其才力为正风则有余，为正雅则有不足。 文端、文正时，丧乱云，迄于今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尽废而诗亡也不远矣。
他没有提到清初的诗坛盟主钱谦益。正是由于钱谦益的鼓动，王渔洋继而提倡，这才有清初诗坛炽盛一时的宋诗风气，是为清诗一变。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武功告成，肇兴文治，开博学鸿词科，王渔洋以新朝诗人领袖羽仪风流，宏奖后进，影响所及，整个康熙中后期直到雍正间，神韵诗风成为诗坛主潮，清诗为之一变，而自家面目出。雍正后期延及乾隆中，康熙朝名家逐渐凋落，神韵诗末流弊端渐显，沈德潜以耆年宿望主盟诗坛，以格调之实救神韵之虚，守成而已。乾隆中袁枚声名日盛，以性灵说摧廓传统的羁绊，最大限度地发挥诗歌的自我表现机能，天下向风，百态杂陈，清诗于是又一变。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鸣盛撰《苔岑集序》云：“集中所录，类皆弄草拈花，模山范水，或吊古而伤逝，或送别而怀人，风月之外，绝少慨慷;酒歌之余，都无感慨。在曲论者，漫以浅易见遗;而深识者，正复以高奇见贵。何者?(中略)吾侪生长升平，优游熙洽，立言固宜尔尔，孰谓闲适之文，无与于论世之助，必无病呻吟，乃系名教哉?”这不只是当时文士为他们歌舞升平、风流自赏的辩解，言下也曲折地流露出避忌文网的意识。嘉道之间，学术盛而诗不济，与学风的调和汉宋相应，诗歌观念也趋于折中与融合，文章写作则出现不拘骈散的倾向①，文学创作总体以流连光景、嘲风弄月为主流，度过一个最平庸的时期。
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向来被视为中国社会历史产生突变的转折点，此后的80年被称为近代史，道光二十年后的清代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称近代文学。学术史研究者认为，最早把近代文学史界定为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是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吴文开宗明义，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块画时期的界石”②，其观点显然是比附于政治史分期的。但文学史的节奏毕竟不同于政治史。照梁启超的看法：“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③而具体到文学，我们看到的情况恰好相反，文学史的年代似乎总比政治史后走一步。吴文祺指出，在鸦片战争促发的诸多变动中，文学的变动最晚，直到戊戌变法后才开始，突出标志是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运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和“章炳麟的文学主张”。的确，鸦片战争对文学的影响并没有近代文学史分期所象征的那么大——那毕竟只是天朝的边警，仅仅在广东和长江下游部分作家的作品中略有反映，而未曾在文坛激起广泛的反响。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远影响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为人们品味出来。当时真正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内战给文学带来的影响，不单是 “沉重地打击了以孔孟为核心的文艺观”①，而是整体冲击了传统的礼乐社会及其思想基础②，从而使整个文学的创作风貌发生转变，连带文学批评也随之变异，诗文中正面或侧面涉及战乱的作品层出不穷，诗话也出现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徐贤杰《三山诗话》、盛钟歧《崇道堂诗话》等热衷于记载时事之作。这可以理解为清代文学第四期的发端，从此以后，文学风气日渐由轻浮转向质实，由流连光景转向干时济世。
历来谈清代学术，通常说清学凡三变，顺、康间为程朱、陆王之争，乾、嘉间为汉、宋学之争，道光以后为古、今文经学之争。实际到咸、同之际，又出现了第四变——中、西学之争。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国际事务;同治六年(1867)设同文馆，聘请西人教习西语西学，举国上下，风气为之一变。以致时人感慨： “今之以学外夷为经济者，遍天下皆然。其始盖犹以汉学为名，近且公然横议，号曰西学。”“盖自寇乱平而洋教兴，儒生诵习，亦惟时务是趋，人人骛于功利矣。”③这是清代社会进入变革时期的显著标志。黄人《清文汇序》论太平天国平定后的思想文化变革态势说：“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文学精神也随之嬗变。陈衍《近代诗学论略》云：“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弛，诗学乃盛。故《近代诗钞》断自咸丰之初年，是时之诗，渐有敢言之精神耳。”与敢言相伴的，不仅是时事内容进入诗歌，艺术风格也出现了醒目的变化，即陈衍指出的，同光以后“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切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由此看来，最早阐释近代文学发展的胡适以曾国藩卒为象征性标志，将同治十一年(1872)定为近代文学的开始①，还是可取的。
至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戊戌维新为近代文学的起点，认为直到此时“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才是“中国文学有明显变化的时候”②，乃至刘纳认为文学的观念、主题、形式的变化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才开始③，都有各自的道理。事实上是甲午的战败，彻底打消了国人最后一点盲目自大之心，于是士大夫竞讲新学，议富国强兵之道，社会风气因而自由开放。戊戌维新后，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风靡天下，与方兴未艾的西洋文学翻译相呼应，造就了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文学的变革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急剧并迅速传播，最终接引新文学运动的到来。问题是，既然以变革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就应该考虑到渐变和突变的不同。突变可以取转变之点为断限，而渐变通常只能以滥觞为断限。正如上文所述，咸丰初是晚清文学渐变之滥觞，取为分界点是适合的。顺便提一下，民国间学者的“近代”概念，有可能受日语名词的影响，是指今之所谓的“现代”。呈现在学术史视野中的有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文学分期的歧见①，部分原因是术语的歧义，部分原因是学者们在分期依据上缺乏共识。这暴露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元理论上的薄弱，有必要加强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进一步反思文学史“近代”概念成立的依据②。
注释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参见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载章培恒、陈思和主编 《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① 杨希闵《诗榷·国朝人诗补录》,江西省图书馆藏稿本。其中收入同治元年所撰《诗轨序》,此书当编成于同治间。① 参见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的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① 参见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② 原载《学林》第1期,1940年11月出版。转引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第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③ 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中华书局排印本。① 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第11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② 参见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第198—299页,钱竞、王飙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③ 孙葆田《校经室文集》卷三《复徐季和先生书》,刘承干刊求恕斋丛书本。① 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② 参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第3页,中华书局1929年版。作者在一年后出版的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中又将近代文学的起点上推到甲午战争(1894)。又,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也是“从同光讲起”,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年版。③ 参见刘纳《开始于一九○二、一九○三年间的文学变动》,载《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① 有关近代文学的分期及断限之争,可参见北京出版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中裴效维、牛仰山撰《近代文学研究》第二章《近代文学史的分期与断代研究》,此书对近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争都有清楚的梳理。② 近年学界主张取消“近代文学”的见解,见郑利华《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复旦学报》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