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先秦两汉文学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先秦两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是独特的，它不同于中国后世某一个朝代的断代文学，而是在中国早期历史文化背景下，标志着中国文学从奠基走向独立这一完整过程的特殊时段的文学。因此，要认识先秦两汉文学，我们不仅要了解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其阶段划分，还需要掌握先秦两汉文学的基本特征，并认清其历史地位。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 漫长久远的历史传承与包容宽广的文化内容
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先秦两汉指的是东汉末年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从洪荒远古中走来的中华民族，到东汉末年汉帝国衰落之时，不知走过了多少万年的艰难跋涉之路。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逐渐学会了取火、盖房、用网捕鱼、种植庄稼;学会了歌唱、跳舞、吟诗;学会了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活动，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他们还试图用自己的知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了神话和哲学。正是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养成了自己的民族习惯、性格、思维方式，确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也就是传说中的炎黄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再经过自夏到商的发展，到了公元前1044年周王朝的建立，中华民族已经相当成熟，于是，他们迎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并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
正因为先秦两汉文学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历史积累，在每一类作品中莫不蓄积了久远的文化内容。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神话，每一个都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等。传世的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 《尚书》，其作品也是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开始。至于《周易》这部书的产生，则有“人更三圣(伏羲、文王、孔子)，世历三古”(上古、中古、下古，见《汉书·艺文志》及韦昭、孟康注)之说。《诗经》的最终编辑成书是在春秋中期，但是其中最早的作品却是殷商时代的颂歌，而像《豳风·七月》那样的作品，其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周民族在豳地的生活甚或更为遥远的时期。以《离骚》《九歌》《天问》为代表的楚辞，虽然产生于战国时代，其内容则与上古神话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文化上的深厚沉积本是诸子之学的特质，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莫不有着追寻中华远古文化的不解情结。如墨家所崇拜的人物是治水的大禹，儒家把尧舜当作圣君的典范，道家把自己的“至德之世”定格在“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远古时期。至于倡导“治世不一道，变国不必法古”的法家，他们的思想理论也是在对往古社会的历史思考中得出的。以《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传文学，虽然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不出西周到战国这一时期，但其中所体现的文化视野却早已超出了这一时期的范围而直溯上古。如《左传·昭公元年》中写子产论高辛氏二子在晋地早年的历史以及汾河之神的来历;《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讲述绝地天通的故事等，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些著作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含量。而产生于汉代的司马迁的《史记》，则以其少有的恢弘气度写出了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到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并对这漫长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中华民族政治的衰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等等做了深刻的思考。总之，正是这种漫长久远的历史文化继承，使先秦两汉文学不同于后世一般意义上的断代文学。它里面所体现的每一个观念，所表述的每一个意象，以至传达信息的每一种方法，莫不有着文化原型的意味。所以，认识先秦两汉文学也不同于认识后世的断代文学，它不但告诉了我们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得以形成的过程。
先秦两汉文学具有纵深的历史文化继承，自然也承载着宽广的文化内容，并形成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富有特色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早已包含于神话、传说、诗歌、诸子、史传等先秦两汉文学的各种体裁之中。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夸父可以与日逐走，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大禹劈山凿河治服洪水，后羿上射九日而下杀长蛇。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类的文明都不是上帝的赐予，而是他们自己的智慧创造。有巢氏发明了筑巢，燧人氏发明了用火，伏羲氏发明了结网捕鱼，神农氏发明了农业和药草。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表现了他们主宰宇宙的情感和愿望：“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蜡辞》)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很早就确立了自然人本的思想，确立了人具有和天地并生的地位，“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天地组，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同样，在先秦两汉时代形成的社会意识里，记述人自身活动的历史才是人最可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如《春秋》早就被中国人推重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治国经典……总之，这种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文学传统，早已充盈于先秦两汉文学的各种体裁样式之中，并贯穿于几千年中国文学的历史里。从创作方面讲，它是构成中国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文化内容之一，也是形成中国文学最基本的情感形式要素;从文化心理方面讲，它是中国人对现实生活进行理解的思想核心，也是体现在文化原型中的民族精神在他们心中的激荡。它以审美艺术的方式培养着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同时也教育和引导着后代文人保持和发扬这种优秀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去面对现实，关注人生，去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指出战争、瘟疫、灾难、昏君奸相、贪官污吏、强盗土匪等对人的种种伤害，去批判社会各种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等不公平现象和道德堕落、腐败荒淫等罪恶行为，号召人们向黑暗的现象斗争;同时，它也向人们展示什么是人类美好的品质，什么是社会值得赞扬的行为，唤醒人类至善的天性，激发他们互助互爱的感情，鼓励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奋斗。总之，因为先秦两汉文学是在中华民族成长初期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所以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感召力。它是后代开掘不完的宝库，也是让人永感亲切的乡音。它是中国文学的原点，无论在何时何处，要认识中国文学，总是要回归到这个原点。在世界走向现代化和一体化的21世纪，我们更需要重新回到这个原点来认识中国文学传统，这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 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与文学的文化之美
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化的开创期和奠基期，先秦两汉文学也有着远比后世文学宽广得多的内容范围，它体现出一种文史哲浑融一体的综合形态。所以如此，是因为早期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三种基本形式——认知、评价、审美——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发生着作用和影响。以后世的文学观念看，先秦两汉文学中除了以《诗经》《楚辞》和汉赋、汉乐府为代表的诗歌之外，其他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即便是诗歌本身，当它在初始的时期，也仍然扮演着文学、历史乃至宗教、应用等多方面的角色，具有多种实用功能，同样不能等同于后世以审美为主的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而存在，已经是人类社会产生很晚的事情。这期间，它走过了从非文学到文学、从实用到审美、从综合形态到单一形态的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是先秦两汉文学的重要特质。也是我们把握和认识先秦两汉文学的一个重要基点。文学是什么?如果从现在比较通行的观点看，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形式，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把先秦两汉文学和后世文学相比较，我们固然会觉得后世文学在形式方面更为成熟，在表现技巧方面要比先秦时代更为精致和高超，但是在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却远不及先秦两汉文学那么丰厚多彩，浑莽宏阔。在先民们那些深情缈绵而又浪漫怪谲的神话里，讲述的是中华民族早期的一个个历史故事，也是先民们对于宇宙万物和大千世界的具有诗性智慧与审美意识的解释。在 《诗经》《楚辞》那些音韵和谐而又句式整齐的诗歌中，同时也包含着周人和楚人对于历史和哲学的思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楚辞·天问》)。这种以诗的形式对于历史的叙述和对宇宙起源的拷问，使这些早期诗篇的思想文化蕴含远远地超出了后世的一般诗歌作品。反过来，在那些见于行事而不尚空言的叙述，诉诸形象而不干枯的说理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先秦两汉时代人们所具有的那种极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诗性的智慧。他们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甚至用审美的方式来解释宇宙、社会、人生等最基本的问题。在他们的心目中，天是有情有义的天，地是有德有信的地，大自然中的一切，如江河湖海、三山五岳、草木虫鱼、风云雷电等都具有生命色彩，甚至于像“道”这样代表宇宙本体和事物运动规律、被后人视为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在先秦人那里也同样是充满了人情味，需要靠审美的方式才能够真正体验和把握的东西。“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当我们阅读这些先秦两汉哲人的论述之后，有谁不会为他们这种诗意的哲学而感动，为他们的诗性智慧而惊叹呢?哲学如此，历史也复如此。《左传》在开篇就讲“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那“黄泉相见”丑剧的精彩描写，郑庄公等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与声情并茂的语言，和后世的小说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史记》中传记人物的生动性，让后世许多小说家和戏曲家自叹弗如。文学、历史和哲学这样水乳交融，既是先秦两汉文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它独具魅力的地方。它产生于人类社会走向成熟的早期，是用诗性的智慧凝结成的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看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凡是被人们所称誉的伟大作品，没有哪一部仅靠它的艺术技巧而成名，全部都是因为其包容深刻的思想性内蕴、丰富的文化精神、生动的生活内容，乃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时代面貌才享誉世界的。从这一角度讲，文史哲本来就不可分割。先秦两汉文学之所以对后世产生了深而又广的影响，就因为它是先民们用那个时代特有的形象语言方式所表达的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最鲜明地体现了文学的这种特质所致。
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与纵深的历史文化继承相互表里，赋予了先秦两汉文学以特殊的文化之美。它显得那样朴拙而厚重，又是那样的真挚而浪漫。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里，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在《诗经》的颂歌、雅诗以及各地风诗里，在《尚书》对于尧舜禹等中国早期历史英雄事迹的追述中，在《论语》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行里，在《庄子》以“三言”说理的荒唐叙述中，在《春秋》以一字寓褒贬的记事里，在《战国策》策士们口若悬河的雄辩中，在汉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描写中，我们总是体会到或朴拙或厚重，或真挚或浪漫的美的境界，这使它与后世文学的纤细、狭小、精致、造作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对比。历史似乎总是在矛盾悖论中前进。当后人用理性的眼光把“文学”看成了一个独立的范畴，看成是需要努力经营才能得到的东西，并且美其名曰“文学自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走出了原本与历史和哲学所组成的共同的文化大家园而去经营自己的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他们已经不可能像自己的祖先那样把认知、评价和审美有机地融为一体，用艺术的方式来把握一切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随时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进行精神的追寻，才不至于断绝自己的民族之根，不至于使自己的诗性智慧枯竭。
(三) 各种文学体式的渊薮和文学观念的奠基
先秦两汉文学虽然呈现出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却是中国后世各种文学体式的文化渊薮，中国后世各种文学体裁，都能在先秦两汉文学中找到它的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体是诗，而诗歌的生成与发展以及其民族特征，在先秦两汉文学中看得最为清楚。在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命题，并同时指出了诗歌与音乐歌舞的亲密关系，“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以后，在《楚辞》中又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观念。中国的诗歌以抒情诗为主，而抒情诗的艺术形式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孕育并在先秦完成的。作为代表中国诗歌传统源头的《诗经》和《楚辞》，不仅是四言诗和骚体诗的典范，也对后世如五七言诗、杂言诗等各种诗歌体裁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①。而从《诗经》中总结出来的“风雅”精神与“比兴”原则，经过《楚辞》的发扬光大，更成为中国后世诗歌的根本大法。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他在评价屈原作品时指出其值得肯定的四点，“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就因为它是“同于《风》《雅》者也”(《文心雕龙·辨骚》)。钟嵘在《诗品》中评品诗人，说陈思王曹植“其源出于《国风》”，是因为其“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阮籍“其源出于《小雅》”，也因为其“可以陶性灵，发幽思”，“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元稹在称赞杜甫时，也首先说他“上薄风雅”①。后世诗人在批评不正诗风时，也往往打着《诗经》“风雅”与“比兴”传统的大旗，如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是“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②。白居易也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月，弄花草而已。噫!风月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③正因为“风雅”与“比兴”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它才会被后人视之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④。
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与诗赋相区别的另一大文体类别就是散文，其典范自然就在先秦两汉。“《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⑤。此话不假，先秦文章，一向被后人视为学习的榜样。北齐颜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人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⑥无论是从功利应用的角度还是从审美欣赏的角度讲，颜之推都把先秦文章视为典范，这代表了中国古代人的基本思想。散文由六经而至诸子，如《孟子》的情深气盛、雄辩多姿，《庄子》的想象奇幻、浪漫夸张，《荀子》的雍容大度、论证绵密，《韩非子》的锋芒锐利、冷峻峭刻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为后世文章提供了最佳的范本。在先秦，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是像《左传》《国语》《国策》中的生动叙事，《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的寓言等，已经开后世小说之先河，其中个别篇章如《庄子·盗跖》、《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国语》中“晋公子重耳出亡”等，已经可以和后世小说相媲美。至于像《穆天子传》那样的著作，不妨看作后世小说的前身。不仅如此，中国小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如以史为鉴，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甚至特别强调历史时空意识的叙事方式等等，都可以在先秦两汉诸子与史传散文中找到它们的源头①。中国古代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形式，以歌舞娱神的传统以及中国早期专职艺术家“巫”、“觋”的出现，也可以说从多个方面为戏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开篇所做的论证，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至于闻一多把《楚辞·九歌》当做中国古代最早的歌舞剧来看，虽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材料为其提供佐证，但是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戏剧因素是不可否认的，与后世戏剧文学自然也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两汉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诸体大备的时期，无论是散文的各种形式，还是戏剧、小说，都是如此。诗至两汉乐府和五七言诗的产生，唐以前的中国诗歌文体已经基本完备。关于先秦两汉文学对后世文体的关系，今人已经做过不少的工作②，但是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开拓空间。
先秦两汉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各种文体的渊薮，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学观念的奠基期。了解中国人的“文学”观，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文学” 一直是一个具有民族特殊蕴含的概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中国人老早就认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字的本义即指文采与文饰，在甲骨文中写作“
”、“
”，其字形“像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并且“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①。可见，此字一出现就带有审美的意义。《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广雅·释诂》曰：“文，饰也。”这两部书正好从形象和功用两个方面对此字做了完整的解释。因为“文”的本义如此，引而申之，“文”字可以指一切有文采的东西。《周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曰：“五色成文而不乱。”“文”在古代又和“章”连称，其本义也是指错杂的色彩和花纹。后来“文章”指以文字连缀成篇的文辞，也不仅仅指散文，甚至包括诗在内，我们上引颜之推的话可证。杜甫《偶题》诗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二字用的也是这一概念。而“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中，是指博学文献经典，所谓孔门弟子四科之一，后来泛指文献经典，如《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一月诏曰：“选豪俊，讲文学。”从“文”与“文学”的这种概念演化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文”的审美因素的重视。
然而在先秦两汉人的文化观念里，却不把“文”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范畴，也不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存在。他们认为“文”是事物的形式与现象，是附丽于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礼记·礼运》);“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周易·离卦·彖辞》)。这自然生成的日、月、星就是天之文;山川风物、五行四时、百谷草木之类，就是地之文。“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文心雕龙·原道》)。同样，“情动于中，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这由人心感物形诸语言声音的表现就是人之文——即广义的文学，它包括形诸语言和文字的所有的物质表现形态。但无论天文、地文还是动植之文，都是“道”的自然表现，同样对于人来说，“文学”只是人的思想感情自然表达的结果而已。
先秦两汉时代对于“文学”的这种理解是中国人一系列文学观念产生的基础，由此而推衍出的就是以善为美的美学观。强调作文的条件首先是做人，只有道德人格完善，才能做出天下之至文。即便是无意为文，也照样文采焕发。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①因此，作文的途径只有从“原道”、“征圣”、“宗经”入手(刘勰《文心雕龙》)，“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严羽《沧浪诗话》)。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早就把先秦两汉经典推崇备至，不但视为后世文学之楷模，也是后世做人之必读，“《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正是在此基础上，汉人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其中和“文学”相关的方面，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三大部分。其后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文体的划分和作文的总归上也仍然沿袭了这一传统。尽管中国后世文学已经和哲学史学分流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改变这种对于“文”的认识，也从来不曾放弃对先秦两汉经典的学习，从而去认识文学，理解文学，进行文学的创造与欣赏，并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理论。从这一角度讲，产生于中国文化发生期的先秦两汉文学，不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而且还因为它奠定了中国人对文学理解的文化心理基础，规定和引导着后世文学创作发展的方向和文学批评的方向。
注释
①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于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钟嵘《诗品》:“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① 元稹《杜甫墓志铭》,见钱谦益《钱注杜诗》第7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②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四部丛刊》影明本《陈伯玉文集》卷一。③ 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④ 杨载《诗法家数》,《历代诗话》下册第72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⑤ 李塗《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与《文则》合版,第59页。⑥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① 参见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参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虽然并没有特别系统地讲先秦文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学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在追溯每种文体的源头时都谈到了先秦文学的影响。另外,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中的个别篇章也可供参考。①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995-996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① 刘勰的《文心雕龙》之所以把《原道》《征圣》《宗经》称之为“文之枢纽”,正是源自于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这种理解。其实,要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学理论,我们也必须从先秦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论述中入手。在这方面,李炳海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从先秦文化哲学等方面抽出一对对范畴而进行深入解释,可谓把握住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根本,此处可参考李炳海《周代文艺思想概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