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20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几乎在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每一个研究对象方面都有所涉及，都有超越前人的独立之见。综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的先秦两汉文学学科的建立
在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自然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也没有独立的“先秦两汉文学”，对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只能混杂于先秦两汉经典的阐释之中。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和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也相应的与先秦两汉史学、先秦两汉哲学研究等区分开来而得到极大发展。区分的过程也就是对先秦两汉文学重新认定的过程。按现代的观点看，在先秦两汉的所有典籍中，只有《诗经》、楚辞、汉赋、汉诗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学，而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研究自然也成为20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成就最为突出的方面。依照新的文学观，学者们打开了蒙在《诗经》之上“经”的面纱，开始从文学的角度对它进行新的观照。
1920年，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关于《诗经》一书性质的讨论是最初的发端，到1925年顾颉刚发表著名论文《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身份正式被学人们确定①。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诗经》的文学研究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而楚辞、汉赋、汉诗的研究，也得到了全面的开展。在这种鲜明的新文学观念的指导下，20世纪的文学研究者对于以《尚书》《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历史著作，以《老子》《庄子》《论语》《孟子》等为代表的哲学著作的研究，与史学和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日益有了明确的分工。他们不再研究这些文献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其中的相关方面，并分别赋予这些先秦两汉经典以“诸子散文”、“哲理散文”、“历史散文”、“传记文学”等不同名号。从这一点来讲，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范围，比起传统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范围缩小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20世纪的学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要比过去明确得多，对于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也比以往深入得多。
还以《诗经》为例。在20世纪以前的《诗经》研究，一直受儒家诗教观的影响而没有大的突破。虽然古人也特别看重 “风雅”、“比兴”等从《诗经》中总结出来的文学形式与内容问题，虽然也有朱熹等人早就把《国风》中的大部分看做是“里巷歌谣之词”，但是，对于《诗经》中丰富的文学内容以及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古人并没有多少研究，是20世纪的学人们才对《诗经》这部经典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学开掘。同样，20世纪的楚辞研究、汉赋研究和汉诗研究，也都比以往要深入得多。对于《庄子》的文学性、《左传》的文学描写、司马迁《史记》传记文学的伟大成就以及其他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的全面开掘，其成就更是前无古人。不仅如此，正因为20世纪的学人们有了这种新文学观，所以，当研究在中国文学中具有发端地位的先秦两汉文学时，他们把先秦两汉经典中所有具有文学性质的材料都纳入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并从文学发端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本求源性的研究。从研究对象讲，20世纪的学人们把对先秦文学的研究扩展到最古老的口传歌谣、甲骨文、金文、《山海经》《周易》以及兵家、名家等著作中去，从中探寻中国文学的起源，并指出它们与中国后世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从研究的课题来讲，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神话问题、寓言问题、中国古代歌谣问题等等，都是过去很少涉及或为新开辟的领域。
同时，由于把文学从历史、哲学等其他门类中独立出来之后，客观上并不能割断文学同这些学术领域的深层联系，于是，关于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史学、经学、宗教学、艺术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的联系，也逐渐成为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要课题。从这一方面讲，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比起以往的研究范围又扩大了。总之，无论是20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范围的缩小、扩大还是研究的深入程度，都与具有现代意义的先秦两汉文学学科的建立紧密相关，这也是20世纪以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最大成就。
(二)20世纪对先秦两汉文学的价值重估
先秦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最古老的部分，因此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其中的多数作品都被后世奉为经典。在封建社会里，这些作品也因此而享有崇高的地位。可是，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如何重新认识这些经典，就成为20世纪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20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取得历史性进展的重要方面。
从大的方面来讲，20世纪对于先秦两汉文学的价值重估，大体上经过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主要阶段自五四运动至二三十年代。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五四运动中，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这对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19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口号，并认为“《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①。陈独秀的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的价值评估定下了基调。它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内容方面，凡是在先秦两汉文学中属于贵族阶级的、统治阶级的、文人阶级的，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而凡是属于平民阶级的、被统治阶级的、下层劳动人民的，都受到了较高的评价。以诗歌为例，在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中，《诗经》中的《国风》、汉乐府中一部分来自民间的歌唱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也相对更高。而《诗经》中的《雅》《颂》，汉乐府中的贵族歌唱以及主要是文人们创作的汉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的大多都是批评。对于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著作，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著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则被视为封建社会的落后思想，被否定的多而肯定的少。第二是形式方面，在先秦两汉文学中，凡是通俗的、来自民间的文学样式，都受到了高度肯定;而那些属于文人的、贵族的、庙堂的文学样式，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否定。胡适说：“中国每一个文学发达的时期，文学的基础都是活的文字——白话的文字。”①“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②胡适的这种文学观，对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郑振铎等著名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50年代以后，“出于民间，死于庙堂”甚至被总结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条规律。今天看来，这些论述显然有些过于偏激，也不合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但是在当时却对推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推翻了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第一次提高了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地位，而且也改变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格局，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
由于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导致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文化本位论之间的大论争，到了30年代以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逐渐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相应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进入了第二个主要阶段。批判地继承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显然，这样一种态度和标准有助于学者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先秦两汉文学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首先，承认先秦两汉文学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左传》《史记》《论语》《老子》等著作中都有非常优秀的可以继承的东西，同时也排除了民间文学中心论的偏见，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一条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线索。杨公骥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詹安泰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和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一)代表了这一时期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尤其是在先秦两汉各种文学作品的内容研究和时代背景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如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对于《诗经》的分析，詹安泰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对楚辞的分析，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对于《史记》的分析等，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此外，在中国文学的起源、神话和诸子散文方面也都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
批判地继承本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指导思想，但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学术界受极“左”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地继承”的口号逐渐被“彻底打倒封建文化”的口号所取代，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度过了最为萧条的10年。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新的价值评估，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进入了第三个主要阶段。这一个阶段的重要特点，就是人们在经过了“五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而认识到：“传统并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而是已经复制在我们身上的原初基因;传统也不是和现代相对立的一堵高墙，而是培育现代化成长的土壤。正因为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如此，所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既不应该是‘五四’式的反对，也不应该是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传统之外的‘批判继承’，而应该是把传统和现代水乳交融，是立足于传统土壤中广泛吸收现代营养的新陈代谢。”①因此，当代学者把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深入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多方探讨先秦两汉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弘扬优秀的先秦两汉的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楚辞》《老子》《庄子》《论语》《孟子》《左传》《史记》以及汉赋、汉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等各个方面，都有大批的新成果问世。特别是《诗经》与《楚辞》研究的空前活跃与汉赋研究的兴起，代表了这一时期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向和最新成就。
(三)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和多样化
20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和多样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考据学方法，这也是20世纪初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在清代，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从宋明的义理之学转向而来的考据学方法。清人在先秦两汉文学的考据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清人的考据学基本上是建立在复古尊经的基础上，同时缺少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所以考据所得的结论只是为了证明经典在封建文化建设方面的权威意义。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则完全变了。虽然当时的学者们大都坚持考据学的方法，但是由于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考据研究的对象与目的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考据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影响最大。他们“在继承了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吸收了现代的科学知识，接受了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并运用考证学等研究方法，把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而向世人揭示了‘经书’的真相，指出那些千百年来曾经被绝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中国的上古的历史原来是后人用‘层累的方式’造出的，这不但是对中国上古历史记载所进行的一次最大的史料分析与考证，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以科学研究的事实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成为‘五四’反封建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当然在今天看来，古史辨派对于先秦两汉的古书的态度有些偏激，他们的考证结果有些也是错误的，并对以后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样，20世纪末期学人们对古史辨派学术思想进行反思之后，以李学勤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新口号①。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派所取得的成就。
以进化论的观点和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乃至40年代中一直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当时的一大批学人，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之前，大都相信这种理论的有效性。郑振铎1927年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就把“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并且说这样就好比“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耙，有了他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②。当时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学者运用这种方法，也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游国恩研究楚辞，冯沅君研究古优，罗根泽论中国文学的起源、乐府诗与五七言诗的起源等，都受这种方法的影响。当然，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方法等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颇为人所赞同，但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考据学无疑是主导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随着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和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分析法逐渐取代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考据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之所以优于进化论，首先因为它不是从形式层面而是从内容层面、不是从单纯的艺术层面而是从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来确定文学的本质，来认识文学发展的。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它引导人们去深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文学家的社会出身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由此入手进入文学的内容，再从内容扩展到形式。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就不再是一部简单的文学形式进化史，而是一部以语言艺术的方式来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思想史了。显然，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对先秦两汉文学的思想内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掘。杨公骥的《诗经》研究，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在《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中，他创造性地从《诗经》中找出一些周民族的原始祭歌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证。他把周代社会的历史情况、礼教特征和诗三百篇的结集成书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他从周诗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 《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周诗的文学成就和历史价值，并对《诗经·商颂》的时代问题及其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分析问题的深度以及所用材料的丰富性，迄今仍少有人可与之相匹①。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系统地建立了一个以社会发展为经，以作品的思想内容分析为纬的文学史表述体系，其中对屈原生平身世的研究与《离骚》等楚辞作品分析的有机结合、对司马迁的《史记》思想内容的分析等等，都显示出这种研究方法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一定程度上讲，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分析方法，是20世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出现了新的转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人们打破了思想上的禁锢，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术方法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文化学、心理学、民俗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等各种研究思想与方法同时并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这其中，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研究方法论，则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来自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的反思，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发现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严重的僵化与教条现象，那种把文学当成是社会政治附庸的理论也不符合文学发展实际。其二是在当前中华民族现代化和世界文化大交融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文化的民族化的重要性。因此，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其中，由于先秦两汉文学处于中国文化源头的特殊位置，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原型批评理论等在《诗经》、楚辞和中国古代神话领域的研究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百花齐放的20世纪末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发展期，这种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也没有形成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那样独领风骚的局面，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体现为一种倾向，是在众多研究方法中所渗透的带有共同性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先秦两汉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新的进展，由于这些进展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在这里不再举例详述。
20世纪末期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值得注意。随着一大批地下文献的出土，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内容有了新的对象。同时，面对着这些新发现的实证材料，人们不仅在纠正着以往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错误认识，也在思考着以往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崇尚务实的研究态度而反对主观臆测的空论，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仅需要实证，其实也需要新的思想。
总之，当我们回顾一个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成就巨大。而这些，又集中体现在文学观念的变革、对先秦两汉文学的价值重估、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三个方面。至于具体到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不同内容，所取得的成就高低并不完全相同。20世纪末期，学人们开始对一个世纪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最新成果。
注释
①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① 《独秀文存》第95-9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① 胡适《白话文的意义》,《胡适作品集》(24)《胡适演讲集》(一)第217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三节《汉朝的民歌》。① 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18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① 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23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① 参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②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第2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第45—264页、第464-4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