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诗歌·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因为这些诗都产生于汉代，又无作者姓名，故被后人统称为“古诗”。“古诗”原来数量很多，《昭明文选》选录了其中风格内容比较相近、艺术成就较高的十九首编在一起，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名称的由来。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历来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说它产生于西汉早期，其中有枚乘的作品;有的人说它只能产生在东汉末年，或者建安中曹、王所制;还有其他说法，各能讲出自己的道理，但又难以完全说服持异论者。
结合上文对东汉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分析，特别是结合对班固《咏史》和秦嘉《赠妇诗》的分析，我们把这些诗篇的产生年代定为东汉的中早期，也许是比较恰当的。其理由是：1.五言诗在西汉以前已经出现了不少，从秦时的《长城谣》到汉成帝时的《黄爵谣》，从戚夫人的《舂歌》到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的发展过程看，东汉中早期的文人已经具备了创作这种五言诗的可能;2.班固《咏史》从情采上看固然是“质木无文”，但是从它的语言形式看，却已经相当完整，甚至在章法句式平仄韵律上也相当讲究，这说明当时的文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五言诗的创作技巧，完全可以创作出《古诗十九首》这样的五言诗;3.从秦嘉《赠妇诗》有明显地模仿《古诗十九首》的痕迹看，说明这些作品在秦嘉之时已经广泛流传，它的产生也应该是在东汉的中早期;4.《古诗十九首》中多处写到当时城市的繁华景象与歌舞升平的生活，但是却没有末世的人心惶恐和民生的萧条，从时代背景看亦应该属于东汉中早期的产物。
从内容看，《古诗十九首》所写无非是游子思妇的相思与伤别，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抒怀，世态炎凉、怀才不遇的感叹，充满了感伤情绪，抒情格调并不高。但是在它的后面却潜藏着一种深刻的中国文化背景，具有丰富的思想内蕴和生动的生活内容，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动地反映了汉代文人士子游学求仕的艰辛生活。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诗，但是它并不是得志文人之诗，而是失意文人的创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沈德潜《说诗晬语》) ，他们大都是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求仕而游学四方，或奔权门，或谒州郡，或入京师，为此而抛弃了家庭幸福和夫妻欢爱，吃尽了离别之苦，看透了世态炎凉，希冀于谋得一官半职而飞黄腾达。但是，社会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即便是在承平盛世，真正能够实现自己仕宦理想的也只能是少数。因此，这般失意的文人倍感矛盾与苦闷。他们或怀念家庭和妻子，伤自己在外之飘零，叹如今有家而难归，如《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或羡慕那些身居高堂大屋的冠带权贵，怨同门幸运者不能举手相援，愤人情浇薄世态炎凉，如《明月皎夜光》《今日良宴会》;或敏感于光阴之流逝，于贫穷潦倒中及时行乐，如《青青陵上柏》。正是在这种抒情中，深刻地反映了汉代文人士子游学求仕的艰辛，表现了他们的生活痛苦和思想矛盾，从而能引起后世文人士子普遍的心理共鸣。
2.真实地袒露了汉代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
《古诗十九首》不是政治抒情诗而是世俗抒情诗，它最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汉代中下层文人们的世俗心理，是以真情感人的艺术。作者不隐讳自己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也毫不隐讳自己的享乐意识，“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还能直率地坦白自己的男女相思之情，“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无怪乎连近代学者王国维，也认为其中有些诗篇“可谓淫鄙之尤”。但是，正因为这些世俗的情感出自于他们的内心，来自于他们的生活，表现的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真情实感，因而才具有最为感人的艺术力量。虽为淫鄙之词，“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①。正因为它第一次真实地袒露了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塑造了他们作为平凡世人的生动形象，写尽了他们的世俗生活情态，具有浓郁的世俗人情味，因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3.深刻地表现了汉代文人的生命意识。
感叹人生短促是汉代兴起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从汉初的《薤露》《蒿里》，到汉武帝的《秋风辞》和《郊祀歌》中的《日出入》，已经把这种人生的感伤表现得那么深切。汉代文人在这种时代思潮感染下，更从自身经历中强化了这种生命意识。他们汲汲于功名利禄的追求，为此却要付出巨大的自我牺牲，以个体人格的压抑、青春生命的煎熬为代价来换取，然而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得到名利的报偿。正是在这种切身经历中，他们才更深刻地体会了生命的真实价值，那不是官场倾轧中的胜利，功名利禄的获取，更应该是和平安稳的世俗生活，真挚无比的男女情爱，千金难买的青春光阴。而且，只有这些才更为真实地属于自我。在这种新的生命观念启悟下，回顾自己的艰难追求，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自我的悲哀。于是，他们就带着这种生命的真诚，去抒发自己的情感怀抱，表现自己对人生的领悟。在他们看来，男女离别的痛苦不但在于相思，而且还在于光阴的流逝。久别的夫妇虽然还会有团聚的日子，但青春的年华却一去不返，它已经像盛开的兰花一样枯萎凋零(《冉冉孤生竹》);功名利禄虽然可贵，但是它怎能和家庭团圆相比(《明月何皎皎》);既然人生都不免一死，求仙又不可能，何不抓紧时间及时行乐(《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这些看起来似乎有些消极的作品，却具有生命哲学的深刻内涵，表达了人类情感指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深化了汉代文人的世俗之情，也深化了这些诗篇的思想意蕴，谈理玄微，用意警绝，让后人思之不尽，品之愈浓。
《古诗十九首》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其真挚自然的抒情风格，尤为人们所注重。前人评价《古诗十九首》，多用“真”和“自然”等语，如元人陈绎曾在《诗谱》中说它“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它“自然过人”。这正是《古诗十九首》的最主要特点。它们没有标题，如随口吟唱，只是凭外界景物对灵感的偶然触发，突然把蕴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感受倾吐出来，毫无矫饰地向人们袒露了他们那真实的内心世界，因而读来特别亲切感人。如《今日良宴会》，情从宴会而起，欢乐的场面真是难得。但是作者却由乐而悲，因为他突然想到今日来参加宴会者都是些“含意俱未伸”的贫士，“欢乐”只不过是暂时的麻醉，“贫贱”和“苦辛”却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烦恼。作者由此而感愤，痛苦，怨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诗人的情感就这样由宴会的触动自然生发开来，饱含热泪，步步深入;诗的创作也自然地延伸下去，不加思索，顺口成章。但是诗人多年来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蓄积却全在其中，深深地打动着读者。《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驱车上东门》《凛凛岁云暮》等诗与此皆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诗十九首》具有整体浑成的艺术境界。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古诗十九首》，说它“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费锡璜《汉诗总说》中则说它“不可句摘，章法浑成，句意联属，通篇高妙”，都是指它的这一特点。这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章法浑成，难以摘句;第二是情景相生，意象生动。这两者又往往融合在一起，构成所谓“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境界。如《东城高且长》：“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先从章法来说。此诗以客中游冶所见眼前荒凉秋景写起，由秋草枯黄想到光阴流逝之速，由晨风、蟋蟀的啼叫想到人生短促的悲哀，由人生短促想到应及时行乐，由及时行乐想到燕赵佳人，由燕赵佳人的悲曲想到她们与自己的同病相怜，由同病相怜想到与她们共吐心曲，互诉衷肠。整首诗的句法连接和情感连接相承不断，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再从意境来看，此诗由景生情，景为眼前景，本无特别着意处，高高的东城，曲折绵长，旋转的秋风，吹黄了秋草，晨风(一种鸟)在飞，蟋蟀在叫。可是，当这种眼前景突然触发了作者的情怀，它便具有了无限的意蕴，那萧索荒凉的城郊正映衬着他的沦落孤苦，那绿草在秋风下的凄然瑟索正是光阴飞驰的诠释，晨风在悲叹不能超然远举，蟋蟀在哭泣生命即将终结，这一切，不正是一幅人生苦短的悲凉图画、失意游子的象征写实吗?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王国维所推崇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不隔”的“境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等皆如此。
《古诗十九首》采用了雅俗相融的语言形式。它用语浅近自然，不假雕琢，但又含蓄蕴藉，耐人品味。浅近自然源于抒情的坦率和对乐府风格的学习。《古诗十九首》所抒写的是文人士子的世俗之情，从这一点来讲，它与乐府诗有一定的相同性，也深受乐府的影响①。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几句诗就直接取自乐府《西门行》，《去者日已疏》与《长歌行·岧岧山上亭》在情感的表露上也有些类似。而含蓄蕴藉又明显地属于文人诗特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然不是为卖弄才学有意为文，而是有所感发直抒胸臆，但是在他们的抒情中却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化进去，处处体现出文人气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那些成语典故和前代典籍的随心化用。如化用《孟子·公孙丑》“夫子当路于齐”的话而言“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引用伯牙钟子期的故事而云“知音”(《西北有高楼》)，化用《诗经》与《离骚》诗句言“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引申古人常用词语“同心”言“同心而离居”(《涉江采芙蓉》)等等。有时一首诗中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多处这样应用，如《青青陵上柏》中“青青陵上柏”、“忽如远行客”、“驱车策驽马”、“冠带自相索”、“戚戚何所迫”等句，都可以从前代文献典籍中找到其出处。此外，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秋蝉鸣树间”，“促织鸣东壁”，“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等也是如此。可以这样说，《古诗十九首》既是文人的诗歌，又是世俗的艺术。世俗化使它在情感的抒发上不同于传统的文人雅诗和骚赋; 而文人的艺术修养又使它不同于一般的乐府歌谣。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再加上它所采用的五言诗形式，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既有乐府诗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既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典范。
除了《古诗十九首》之外，今存汉代文人五言诗中还有一部分诗被后人称之为“苏李诗”，“苏”指苏武，“李”指李陵。但是这些诗是否为苏李所作，争论较大。钟嵘在《诗品》中对李陵的诗就有相当高的评价，把它列为上品，并说：“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大体来讲，在唐代以前，虽然也有人对李陵的诗提出过怀疑，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自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但是由于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大多数人还是相信的，所以苏李诗在后代也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但是自20世纪初之后，苏李诗又被许多人怀疑为伪作，尤其是苏武诗，疑点更多。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把这些诗共21首集在一起，题名为“李陵录别诗”。这些诗篇产生年代不一，既有汉代之作，也有魏晋以后的代言或拟作。这些诗篇从整体风格上接近于《古诗十九首》，在抒写男女兄弟朋友别情方面甚至有更突出之处，如《良时不再至》《携手上河梁》《嘉会难再遇》《骨肉缘枝叶》《结发为夫妻》《黄鹄一远别》等，情悲意切，真挚感人，值得我们展开新的研究①。
注释
①王国维著、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第103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① 《古诗十九首》和乐府的关系,古今学人早有论述。此处可参见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第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① 对李陵诗的真伪之争,20世纪基本上以否定说占主导地位,但近二十年来有新的观点,认为应该承认李陵诗的真实性,如雷树田《试论李陵及其几首五言诗的真伪》,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