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北朝三书·郦道元和《水经注》
《水经注》是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详细注释。作为一代学术名著，《水经》的作者，在唐以前的著录中没有记载。刘宋范晔《后汉书》称《水志》，郦道元序《水经注》时亦未著撰者姓名。唐初编《隋书》，刘知几《史通》等亦未著录作者姓氏。玄宗时编《唐六典》始题汉桑钦著。杜佑《通典》根据《水经》所载地名，有的是东汉顺帝时更改的，所以推断这部书作于东汉顺帝之后。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察《水经》中的地名，有的是魏晋时才有，因而相信《旧唐书》的记载，推测这部书是郭璞的著作。不过，这两种说法均有不少问题。第一，郦道元注中屡称引桑钦的话而不言是经，可以断定《水经》非汉桑钦所著。此说见姚宽《西溪丛话》。第二，郭璞注《山海经》引《水经》，可以断定《水经》非晋郭璞所著。此说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代以来的多数学者认为，桑钦所著书为《地理志》，没有《水经》之名，从而证明《水经》创自东汉，晋人陆续有所增删，似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戴震、赵一清、杨守敬等著名郦学专家一致认为，《水经》大概为三国时人所作，其下限不过晋代。《水经》内容简略，文字也较枯淡。魏晋以来，注释《水经》的学者有两人，一是郭璞，注为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代杜佑犹见之。另一注本为郦道元所作，以近二十倍于原书的篇幅作了补充发挥。全书40卷，三十余万字。郦道元字善长。其籍贯，《魏书》作范阳人，《北史》作“涿鹿人”。按《魏书·地形志》范阳郡有涿县而无涿鹿县。北魏涿鹿属广宁郡。《北史》显误。《水经注·巨马河》：“巨马河又东，郦亭沟水……于迺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据此推测，郦道元当为涿县郦亭人，而非涿鹿人①。曾祖绍，任濮阳太守;祖嵩，任天水太守;父范，为青州刺史。郦道元初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其执法清勤，引为治书侍御史。迁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安南将军、御史中尉。生卒年史无明文。《巨洋水注》：“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川。”这里可能用《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的典故，谓16岁左右。郦范于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曾再度任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其时道元十六岁，则生于皇兴三年(469)。也有的学者认为，“总角”典出《礼记·内则》“拂发总角”，比喻童年。郦范第一次出任青州刺史约在拓跋宏延兴年间(471—476)，这时郦道元系童年，“假设延兴的最后一年郦道元为五岁，则他可能出生于公元472年”。赵贞信《郦道元卒年考》以为生于和平六年(465)或皇兴元年(467)左右②。关于其卒年，赵文考订在孝昌三年(527)。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所认可。郦道元作《水经注序》称：“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偏;《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故“访渎搜渠，缉而缀之”。全书约三十万字，记载全国大小水道一千三百多条③。其叙述范围：东起朝鲜贝水，东临海;南极扶西屠国;西南至印度新头河摩诃刺;西北跨安息、西海北;北至流沙。该书是地理学史上划时代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描述了北魏时代的地理概况，同时也描述了北魏以前的地理概况。郦道元除了进行一般区域地理的研究外，还进行大量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本着“因水以记地，即地以存古”的编写原则，广征博引，大量占有资料。采用书籍多达437种(据洪业等编《水经注引得序》)。其中最为丰富的当然是地理学论著。所以清人陈运溶《荆州记序》称：“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麓山精舍丛书》)从内容上分，既有全国地理资料，如《禹贡》《汉书·地理志》等，也有分区地理资料，如《山海经》等，也有问世不久的新著，如《扶南记》《佛国记》等。许多古籍藉郦氏的征引得以保存一鳞半爪，集腋成裘，历来为学林所仰重。论其学术价值，堪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颜师古《汉书注》并驾而齐驱。郦道元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比较异同，细致地考察各水道的源头及流向，特别记载了各水道流经地域的山陵岗峦、陂池湖泊、水利工程、名胜古迹、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风土民情、动植矿物、土特名产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丰富内容。《水经注》不仅是地理学著作，更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即使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
1.现存抄本。《永乐大典》本是现存最早的抄本，庋存国家图书馆，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而且还保存郦氏477字原序，原序多为各本缺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续古逸丛书》影印，1998年出版。又有《小山堂五校钞本》，藏于天津图书馆，成于乾隆三年(1738)，是全祖望33岁的作品，正文外，批注甚多，其要旨与赵一清《水经注释》完全符合，所以批注由赵一清释当无疑问。这部抄本实熔清代著名郦学家全祖望和赵一清二人业绩于一炉，很值得重视。又有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藏于南京图书馆。又有两部抄本，分别藏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此书取殿本、赵释本之长，在佚文辑录和疑难梳证方面有独到之处。
2.现存刻本。现存最早的《水经注》刻本是南宋版，仅存12卷，收藏在国家图书馆。 明刊存世较多，以朱谋《水经注笺》为优，分清经注，订正讹误，简要释义，使这部当时不堪卒读的古书，渐能通读。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以此书为底本，参校宋元明众本，加以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据以整理排印而成《水经注校》，最易获读。可惜此书标点错误多得惊人。
在朱本基础上而成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为清代郦学名著，刊于乾隆十九年(1754)，属“数十年考订苦心”的结晶。20年后，四库馆臣戴震完成武英殿本《水经注》，汇集世间不易看到的各种版本，特别是《永乐大典》本，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殿本是历来所有刻本中最好的版本①。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校点本。该书的校点者陈桥驿又以殿本为底本，参校33种版本、一百二十多种地方志以及其他三百多种文献，包括前人郦学研究成果，撰著《水经注校释》，简明扼要，方便参阅，该书已由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正式出版发行。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是清代最后一种刻本，以殿本为底本，把朱笺、赵释及孙星衍校的成果收录一书，是清代《水经注》研究的总结之作，有光绪十八年刻本。巴蜀书社1985年据光绪二十三年重刊本影印，极便阅读。
3.现代注本。杨守敬、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是现代最著名的校释本。杨守敬毕生从事《水经注》研究工作，民国初年完成120万字的疏证初稿。他辞世后，助手熊会贞又用二十余年修订补充，经过六七次的校勘改定，终于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最后的定稿本。可惜此本竟被人私自盗卖，至今下落不明。不过，在他最后的定稿以前，曾陆续有几部抄本传出。1957年科学出版社据其中一个抄本影印出版。另有一抄本辗转至台湾，1971年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台北本比北京本后出，是目前所知最接近其最后定稿本的本子，由是可以考知北京本有不少错误。江苏古籍出版社委托段熙仲校订北京本，又约请陈桥骄复校台北本，逐字对勘，将台北本成果逐一移录，于1989年排印出版。
作为一部包罗各种学问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水经注》，历来学者对它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水经注》自然是文学史家的任务。不过，脱离了《水经注》研究的其他方面内容，空洞地从词章方面研究《水经注》，是很容易流于空疏的。明人欣赏《水经注》就不免此弊。朱之臣曾把《水经注》在词章上特别出色的卷篇摘成一书名为《水经注删》，仍存刻本于国家图书馆。钟惺、谭元春甚至认为《水经注》除了词章之外，就“空无一物”，于是以《水经注笺》为底本，对各卷各篇，品词评句，任意发挥，有崇祯二年(1629)刊本，这就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钟、谭评点本《水经注》。这种学风自然受到清初征实学派的严厉批评。黄宗羲《今水经序》称：“今世读是书者，大抵钟伯敬(钟惺)其人，则简朴之诮，有所不辞尔。”这是我们从文学角度研究《水经注》应特别引起警觉的一点。
当然我们不是研究《水经注》的科学价值，而是考察它的文学意义。但是，对这样一部流传千古而又讹误百出的历史地理学巨著，如果不在版本校勘、历史地理等方面有所涉猎，如果不对《水经注》研究的过去和现状有所了解，如果不具备其他相关文化知识，要想对它做出有深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文学研究者需要关注考据学派和地理学派的研究成果，用以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方面，范文澜《水经注写景文钞》、郑德坤《水经注故事钞》及谭家健等《水经注选注》做得比较理想，可惜只是选注本，且所选多为山川描写及故事传说的片断。我们期待着从更高层次上考论《水经注》在中古北方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审美价值的专著早日问世。
注释
① 参见辛志贤《郦道元籍贯考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2期;又参见桂郁编《涿州风物与名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参见赵永复《郦道元生卒年考》,《复旦学报》历史地理增刊1988年版;陈桥驿《爱国主义者郦道元的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4期;赵贞信《郦道元卒年考》,《禹贡》七卷123期合刊。③ 据辛志贤《水经注所记水数考》,实际数字是1389条,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3期。① 这两部清代郦学名著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十分接近,当时不少学者纷纷披露戴本实抄袭赵释的证据,而戴震的学生段玉裁为老师回护。20世纪以来,由于《永乐大典》本的影印流传,人们发现戴震所说的很多出自大典本之例不可信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等均著录有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本,而赵本又确实呈进四库,戴震当然寓目,因此,王国维、杨守敬、孟森、钟凤年、余嘉锡等纷纷介入论战,认为戴书袭赵殆无疑义。唯胡适多方考证为戴辨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