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唐代诗论·选集
关于选集的起源和作用，《隋书·经籍志》曾这样指出：“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③所以，从挚虞开始，选集就有区别优劣，也就是文学批评的作用。不过，唐以前的选集，现存较完整者仅《文选》和《玉台新咏》，另外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李充《翰林论》，仅存佚文数则。从这些文献来看，早期选集表达文学批评的意见，主要是通过选集的序文以及选目的多寡或以何种作品入选来体现的④。虽然《文章流别集》和《翰林论》中都有明确的评论意见，但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来看，它们和选集本身是分开的①。
唐代的选集颇为发达，以诗歌选集而言，即多达137种②。如果把敦煌遗书中的写本材料考虑进去的话，为数当更多。从这些唐人选集中可知，他们利用这种形式进行文学批评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更有所新创。从选集的类型来看，有通代诗选，有断代诗选，有诗文合选，有诗句选集，有唱和集，有送别集，有家集等。从选集的发展来看，通代诗选在前，而断代诗选在后。从将唐诗作为六朝诗的延续，到将唐诗视为独立的一体，这体现了时人对唐诗的自觉。如崔融《珠英学士集》5卷、孙翌《正声集》3卷、佚名《搜玉集》10卷等。有些选集的批评观念集中体现在序文中，如元结《箧中集序》、楼颖《国秀集序》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将评语和选诗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可能从殷璠开始，这一创体也较好地体现了选集的批评功能③。这一类的选集，在唐代最为著名的是《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等。
殷璠《河岳英灵集》二卷，有叙有论，每个诗人名下各系以评语。这种方法，显然是对于钟嵘《诗品》的继承④。他在“叙”中写道：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①
在“论”中又写道：
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②
殷璠在这部选集中标举盛唐之音，而他所理解的盛唐诗的特色，就在于风骨和兴象并重。他指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③，又评陶翰的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④。这是在融合南北文风的基础上(所谓“声律风骨始备”、“文质半取”)又超越了前朝文学(所谓“既闲新声，复晓古体”、“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而达到的艺术成就。这种标举的方式，既有理论上的鼓吹，又有实际作品为样板，所以容易产生影响。郑谷曾有诗云：“殷璠裁鉴 《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⑤毛先舒《诗辩坻》卷三云：“殷璠撰《河岳英灵集》，持论既美，亦工于命词。可以颉颃记室，续成《诗品》。”⑥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受到殷璠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即指出其“如《河岳英灵集》例”。如二书同为两卷，同以五言诗为主，同在人名之下系以评论等。在选诗的时间起迄上，与《河岳英灵集》也正相衔接，显然含有续选之意。而他特别推崇大历时期的诗人，则与殷璠有所不同。另外，他更为重视摘句的运用，列举的佳句较多。虽然这反映了大历以来的诗风，但这种手法也从另一个侧面扩大了选集的包容性。此后，姚合编选了《极玄集》，仍然继承了高仲武的选诗标准，以大历诗人和五言律诗为主。
总之，宋代以后，选集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包容性极大、因而易于扩大影响的批评方式。如方回的《瀛奎律髓》、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在汉文化圈中，影响最大的文学读本，也往往是一些选本，如周弼的《三体诗》、蔡正孙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古文真宝》以及托名李攀龙的《唐诗选》等，在日本和朝鲜都有很大影响，对推动汉文学的写作起到积极的作用①。同时，在这些国家本身，也产生了不少有重大影响的选本。如日本的《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文粹》等，朝鲜的《青丘风雅》《东文选》《国朝诗删》等。选集的批评功能，乃日益丰富;其社会影响，也日益广泛。推溯其源，这和唐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注释
③ 《隋书》卷三五,第1089—1090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④ 如《文选》和《玉台新咏》表现的文学观念不尽相同,在序文中就表现出不同的主张。前者强调“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后者则偏重于艳情,所谓“唯属意于新诗……选录艳歌”;在选目上,《文选》所选诗歌最多的诗人是陆机,共45首(《玉台新咏》选其13首诗);而《玉台新咏》所选最多的诗人是沈约,共27首(《文选》选其13首诗)。同样是沈约的诗,《文选》所选的是较为严肃的作品,而《玉台新咏》所选则多为艳情诗,相同之作仅一首。① 《隋书·经籍志》著录《文章流别集》41卷,注云:“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又《文章流别志论》2卷。《翰林论》3卷,注云:“梁五十四卷。”此书原名可能是《翰林》,这是当时总集通行的命名方式之一,如《集林》《词林》《七林》《书林》等。② 此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说,文载《中国诗学》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③ 殷璠曾编有三部选集,其中《荆扬挺秀集》已佚,《丹阳集》尚有遗文,体例类似于《河岳英灵集》。④ 有关《河岳英灵集》与钟嵘《诗品》的关系,可参看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第八章《历代〈诗品〉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②③④ 分别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07页、第108页、第107页、第14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⑤ 《读前集二首》之一,严寿澄等《郑谷诗集笺注》第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⑥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如日本林道春《三体诗古文真宝辨》就指出:“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学诗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专以《古文真宝》。”(《罗山文集》卷二六)又如朝鲜时代李石亨有《三体诗和白乐天早春韵》(《樗轩集》卷下),金时习有《得古文真宝》(《梅月堂集》卷九),洪暹有《以古文真宝后集赠明仲弟》(《思斋集》卷一附遗),金隆则有《古文真宝前集讲录》(《勿岩集》卷四)等,均为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