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代文学·辽代的散文·辽代散文的艺术风格
辽代的散文的基本风格走向比较清晰，大体上说与中原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 由简直到繁复的文化 “变征之音” 图式。辽太祖、太宗、穆宗三代只有很少的作家作品流传下来，有的多是原始性的简约直率的诏谕类应用文字。辽太祖《征渤海诏》云：“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所谓两事，据《辽史·耶律铎臻传》，指东征渤海，西讨西夏。西夏已被征服，所以说一事已毕;要征讨渤海，却声称世仇未雪。没有繁文缛节，未必就想到统一北方，也没有春秋时代“请与君之戏”式的幽默，表现出一种野蛮时代的打就是打的顽童般的天真，弱肉强食，简约率通，充满雄放张力，传导出部落群体以家代国的精神气息。这种好公斗而文理不张的诏文就是辽初文坛的代表作。太宗、穆宗时代，略有实质性的进展。到了景宗时，他即位以后立即下诏说：“书皇后亦言称朕暨予。”称呼的改变，标志着氏族制文化的解体退化和封建形态的确立。因此，辽文从圣宗或景宗时渐向繁复化、规范化发展，辽文亦藉此分为前后两期。虽然这其中有些长制，但从书写款式文辞看乃捉刀之作，非真正辽文。总之，辽初的诏谕没有称呼，没有体式，随意为之，简约而率直，充满霸气。随着辽的汉化，三教的影响以及自身诸条件的变化，便显得斯文起来。写于1004年澶渊之盟的《契丹圣宗誓书》说：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事具咨述，不宣。”
这是一篇典型的强盗宣言，竟然能写得娓娓动听，写出友谊和感情来，作者之妙笔显然是生花了。时间、地点、人物、内容、过程、誓词排列谨然有序，俨然似誓书正宗。在文体上，辽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其写法;在时间上，采用干支纪年法，改变了辽人结绳纪事的记录方式;在誓言上，不仅涵盖萨满教崇拜的天地，也提到了神明; 在内容表述上，采用委婉机辩的深层语汇：“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把强掠说成相助，且言辞巧妙，真可谓“巧夺天工”。
(二) 鲜明的黑土气息。辽代文化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古代文化的精神和形制，最终形成具有黑土地气息的漠北范式。文化的先进与武力的先进不成比例，武力征服也并不等于文化征服，但武力可以摧毁文化，武力可以强迫文化的接受，而接受也就是征服。一旦形成定式，尽管也会有反渗透和影响，征服也就完成了。太祖八年《刑逆党后宣谕》云：“此曹恣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实不得已而为之。”此曹、不道、忠良，皆汉语中的文化语词，辽太祖精晓汉语，所以无意识中实现了“接受”与运用，可以看到汉文化的背影，但“昔有万马，今皆徒步”的语汇方式则完全是辽代的文化景象。中原作家无数次地表达过乱世之悲：白骨、饥妇、猿啼、醉吟、悲歌，本来主要行动方式多是徒步，所以绝没有用无马代步来形容国家衰败之举。又 《慧峰寺供塔记》(卷八)云：“德不孤而邻者自孚，唱弥高而和之亦广。如风偃草，如蚁慕膻。”“如风偃草，如蚁慕膻。”只是眼前景物，随手捡来，就像江南的桃红柳绿，绝不像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样惊奇和赞叹不已。所以无论诗歌还是散文，虽然唐代或者之前很多作家写过很多优秀的作品，但都相当于观赏文字，没有也大多难以对北方文化进行深入的或本质的表现，不能成为“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地道的北音。又《祐唐寺创建讲堂碑》说：“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蓟门为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襟河控岳，当旗戟之奥区。”文章从祐唐寺的地理环境着笔，然后用工整优美的对句写其优美的生存环境和战略地位。用词色彩鲜艳，气象萧森磅礴，是典型的辽海风貌，反映了契丹人尚武的心理。从出土的辽代文物来看，很多菩萨都着军装就不必奇怪了。游牧民族往往采取军事、游牧相统一的双重生存结构。辽人纪事抒情多自然雄放，直截表述契丹的自然景物及人的心性、行为。后期思想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黑土地气息没有变化。在语言形态上，契丹文也显示出黑土地气息。另外，出于风俗习气等原因，辽文中常常杂入用汉字记音的辽语词汇。如卷一二《宫中语》云：“孤稳压帕女古靴，菩萨唤作褥斡么。”辽汉语相杂，辽代语汇的形成和使用，是辽文鲜明的个性。
(三) 质实丰赡，因时事造文。辽赋不传，详情已无从查考，只能从现存赋题上得到一点信息。辽文皆根据需要写作，除了一些诗序之类以外，皆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反映，完全消闲的罕见。辽文从实用出发，注重真善、直质，虽然也提出尽善尽美、道真文懿的主张，但在实践上，仍尚前者，文质兼美的文章不多。现存的辽文诏谕、敕制、哀册、书状、牒、碑铭等皆是应用性文体。如数量最多的墓志铭，写作时力求准确、真实。凡涉及世系，皆要考诸史书和家牒，不构荒词;引述经典，争取准确无误。对于一些无奈之事，虽不讳言，但亦不予虚构。《全辽文》卷四《刘继文墓志》说：
至乾三年，高祖崩逝。少帝承翰才立，祸发萧墙。逆臣郭威，僭行篡夺，徐州太子，册而又诛，可谓日月无光，乾坤失色。崇坐河东，为北平王，一闻之而大怒，攘臂恨以发盟，切齿为仇，誓当剪灭，乃集貔貅万队，士卒千群，振雷霆之威，吐风云之气，直欲生擒逆党，活捉奸邪。其奈天数未时，攻讨莫下。
墓志写刘继文之父讨郭威之事，实际上打了败仗，但在和尚文秀笔下，乃败在天时而非人力，一句话就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叙述中竟然有板有眼地显示了正邪之争中刘氏的英雄气概，乃屡败屡战笔法。构思巧妙，“乃质乃文”，不是虚誉。
辽代的文章也注重修改润色。《全辽文》中收有天祚的《降金表》二种，其见于《北盟会编》(卷二一)的十分简略，但见于《大金吊伐录》(卷四)的却在原来的基础上加进了许多内容，显然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改稿。尽管文字经过润色，但具体的事实没有减少和变化，二者皆体现了辽人重质实，因时事造文的特点，又追求文学的兴味。
(四) 优美生动的意象描述。辽文在意象的塑造上往往用朴质的语言，白描的写法，以叙述为主塑造摹画一系列生动传神的人物、景物、意境和事件，赋予特定的文化含义。如《耿延毅墓志铭》写耿延毅的相貌说：“为人姿貌魁梧，面紫黑，蚪髭，赫怒之时，鬓毛如猬，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寥寥30个字，一位魁梧的草原英雄的形象便跃然纸上。魁梧的身姿，紫黑的面庞，如猬的鬓毛，不力自武，不怒而威，写出了契丹人勇武的形象。对于女性形象，辽文中表现更为出色。如写辽道宗皇后萧观音，耶律乙辛《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说：“著紫金百凤衫，杏黄金缕裙，上戴百花髻，下穿红凤花靴。”珠光宝气，凤鸣花放，可谓浓艳绝伦，不亚贵妃之华。更多的是写昭君之美，淡雅素泊。《王悦墓志铭》同时写两位女子，又各有千秋，说：
长女兰芳惠茂，仪静体闲，将贞顺以成风，拟河洲而叶咏。
次女妲哥，玉肌珠胫，螓首蛾眉，以礼自持，其仪不忒。
墓志铭写王悦的两个女儿，写长女重在表现成熟之美，兰慧之操，宛顺之性;而次女则重在仪态之美，丽质之貌，教养之好，传文雅家风，美潇湘风仪。可以说各具风韵，可见辽文在表现性情、刻画人物方面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
辽文在物象的表现上，往往通过审美活动赋予对象以文化精神。《尊胜陀罗尼幢记》(卷一二)说：“其幢也，上圆像乾覆之功，下方拟坤之普载，行分则犹贯华之妙，彩镂银字，若文星之点碧空。讽咏者，无善而不臻;瞻仰者，无殃累而不剪。其功也难算，其利也难量。”写了幢的形态是上圆下方，象征乾坤，幢上刻有行行彩镂银字，雍容华贵，内容具有教化作用。但同时又写出了幢形，书写的由来和文化内涵，再由幢的内容引申其未来功德。在结构上互相照应又层层推进，在时空上表现出心游万仞的审美理想，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特征。不题撰人的《造长明灯记》(卷一○)是辽文中最出色的一篇。文中说：“大辽国幽燕之北，虎县之东，龙门乡兴寿里邑众杨守金等久弘善念，特建灯幢。”交代了地理、区划、人物、造幢由来，起笔轻松自如，平平淡淡。但文章笔锋一转，马上掀起层层波澜：
夫天地之大，在昼则明，在夜则晦;日月之朗，在显则烛，在隐则遗。照日月未照之所，明天地未明之时，唯我长明灯乎?
这篇乾统五年写的《造长明灯记》声情并茂，意味深长。“照日月未照之所，明天地未明之时，唯我长明灯乎”，写出了人类文明、长明灯的形象、结构、功能，又赋予佛的精神。从逻辑上，层层推衍，互相映照。在表达上，运用明暗效果，采用时空交织的方式，虚实结合。在审美上，调动审美主体的生活体验和精神需求，意象直观而飘逸，用日月衬托人类创造的长明灯，表现的似外物，寄托的是内在的心灵之光。
辽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还注意修辞手法的运用。除了比喻、象征、夸张、对偶、对比等习见方式以外，还有状字、顶真、叠字等。如《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卷一○)说：“状如丰字，因号曰丰山。”以字形状物由来已久，如《大唐新语》卷一云唐太宗与臣僚打趣说：“耸膊成山字。”又《郭药师降表》(卷一○)说：“待时而动，动静固未知其常;顺天者存，存亡不可以学察。”在对偶分句中用顶真手法实不多见。又如《郑之恪墓志铭》(卷九)说：“不为儿女喜喜之行，抑有大丈夫望望之志也。”喜喜、望望汉语中很少叠用，辽人用此叠字，加重表达分量，可谓别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