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文学批评·宋代的词学批评·词学批评资料的收集介绍
唐圭璋编校的《词话丛编》初版于1935年，收宋词话7种，元词话2种，清词话41种，民国以来词话6种。书前有吴梅的序，称其“广罗群籍，会为兹编，校勘增补，用力弥勤。所收诸书，多出善本……洵词林之巨制，艺苑之功臣矣”③。但此书只印了200部，流传不广，而且有的重要词话未能收入。1959年后，唐圭璋对此书开始进行增辑修订，新辑入词话25种，并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了《词话丛编》的增订新编本。共收词话85种(计宋代11种、元代2种、明代4种、清及近代68种)，历代重要的、有影响的词话，基本上都收录了。其“所收范围，大抵以言本事、评艺文为主。若词律、词谱、词韵诸书，以及研讨词乐之书，概不列入”。又“前人所作诗词话，诗词杂陈，非专论词者，不以入录”④。因此，还有许多的词学批评资料该书未收，如词籍的序跋、评注，以及诗话笔记中的零星词论等。张惠民、王恒展等人于历代词籍中搜捡爬梳而成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尤其是随后张惠民编的《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对宋代的词学批评资料进行全面清理，除了从宋人的诗话、笔记里抄录汇集词话片断外，还将宋人词集的序跋和词作的题序一并收入，整个宋代较为完备的词论资料可谓规模已具。此外，钟振振等主编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分唐五代卷、宋代卷、金元卷、明清卷和近现代卷，是继清人张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后编成的《词林纪事》和唐圭璋的《宋词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之后的集成之作，其特点如钟振振写的丛书《总序》所说：“规模大，收录全。校勘精，编次严。纪事则以唐证唐，以宋证宋;会评则荟萃百家，通贯千年。保留《宋词纪事》之一切优点，避免《词林纪事》之一切弊端。”①不仅体例较为严密完善，而且所收资料皆荟集原文，为词学批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收集汇编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属于词学批评研究的基础工作，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较为科学的词学批评之学呢?早在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于《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指出：应该把“批评之学”作为现代词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他说：“词家‘批评之学’，在宋代诸贤，如杨湜之《古今词话》、胡仔之《苕溪渔隐丛话》，已引其端绪。逮明代杨慎之《词品》、王世贞之《艺苑卮言》，乃至清代诸家词话之作，几如‘云蒸霞蔚’，不可指数。”②他认为以往词学批评的通病，在于所作评论率为抽象之辞，无具体之剖析，往往令人迷离惝恍，莫知所归，有待后起者补苴罅漏，因其端绪而作进一步的研究。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宋代部分，对两宋的词论和词话有简要的介绍。他认为在词话兴起之前已有词论，如苏轼曾力倡“词为诗裔”，以文学的观点评词，而李清照论词“别是一家”，偏于以音乐的观点立论，“后来论词者虽各有所见，但大体仍是这两种观点”。当时所见的宋代词话，除唐圭璋《词话丛编》(初版)所收的7种外，还有赵万里《辑宋金元人词》中所辑的宋人词话3种，而以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为最早的词话(采梁启超说)。但他认为杨绘之作偏于隶事，体同于本事诗，“宋代词话有新意见的止有王灼、张炎、沈义父三家”①。在 《唐宋词研究》中，青山宏认为“宋代出现了数量较多的诗话，但是没有写出与词的盛行相对等的词话书”，尤其缺乏带有理论性、体系性倾向的词话，故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书籍中的资料。“而更困难的问题是散见于诗话、笔记中的记事未必与词论有关。多数不过是与词的实相无缘，只是关于词人、词的插话而已。只有各种词集的序跋，就其性质而言，由于不得不多少言及词的评价，故而成为探讨词论最合适的资料”②。
在《宋代词论鸟瞰》中，杨海明说宋代的7种词话，“其中除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和沈义父《乐府指迷》等几种外，大都比较散漫零乱，缺乏系统性”。但他认为研究宋代词论，不必仅局限于这些词话，凡是宋人著作涉及到词的言论，哪怕是只言片语、逸事趣闻，也是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宋人词论的归纳整理，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宋代词论的一个总的轮廓，得到一个初步的总体印象。这就是：宋人对‘词’这种文体抱着比较轻视的态度;宋人论词，偏重其艺术性而往往不注重其思想性;宋人以‘艳科’、‘婉约’为词的‘本色’。而视词中的革新派为‘别调’，宋人论词，主‘雅’反‘俗’”。他就对词体的认识、论词之标准、关于词的“本色”等问题，对宋代词论进行总结评述，认为“由于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又加上宋人不重视词体，所以宋代词论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对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都缺乏很深刻的分析，这就要由后代(主要是清代)的词论家们来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了”①。除一般性的介绍之外，如何使古代的词话能为今人易于理解和把握，如何能将传统词论的概念术语融入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也是现代词学批评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刘庆云编著的《词话十论》一书，按缘起说、特色论、功用论、作家论、写作论、借鉴论、风格论、流派论、流变论、鉴赏论十个论题编选词话，认为古代词论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北宋为词论的初兴期。词论的主要形式“以笔记小说、诗话、序、跋的零星载录与评论为主，但从内容看，已涉及到有关词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词的起源、词的本色、词的社会功用、作家风格、作品鉴赏等，对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南宋为词论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已产生了理论性较强的专门著作。“前期词坛以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的悲壮雄杰之词为代表，后期词坛以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人的婉丽、清空之作为标志。豪放与婉雅两大流派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现，从而形成了两股不同的潮流。……《乐府指迷》与《词源》是对南宋婉雅一派创作经验与审美要求的最高理论总结”。(三)清代为词论发展的高峰时期，词论著作繁富，词论家在许多词学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论述②。
对以往词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批评自身，而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把词的批评之学，与词学观的变化、审美追求的多样性，以及文学思想的发展等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历史考察。张惠民的《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从审美的角度切入，探讨宋人的词学观念和词学理论。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本于诗词的比较与词体之美，对苏轼及苏门文人的词学观和李清照《词论》的理论内涵，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并就宋代词学的词体风格论、宋代诗学对词论的影响，宋词声韵的历史特征等，进行理论的归纳总结。下编以士人文化精神的分析为基础，探讨宋代词学的审美理想，如认为清真词的浑厚之美，与当时士人忧患深广的压抑伤感心态相关连，周邦彦词极其感慨而深于哀乐的“沉郁”，“既是一种审美风格，又是这种审美风格所由产生的文化心态”。又认为词的寄托观念产生于北宋，自觉则在于南宋，北宋词多身世风雪之悲，南宋词多家国兴亡之恨，以“香草美人寄托放臣逐子之感”，是“比兴传统与臣妾心态的结合”①。
顾易生、蒋凡等人撰写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设专章论述“宋代词学思想与理论批评”，认为“宋代词人与词论家大都将抒发感情为创作主要目的，强调‘情’为人之固有，天所赋予。其专注于歌咏男女爱情者，具有冲决封建禁锢意义;其突出爱国家、爱自然豪情者，也表现强烈的主体意识。这里闪烁着个性解放的新兴意识光芒，为当时文学批评领域灵秀之所钟。宋代词论中也有不少探讨词艺风格、体制者，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理论遗产”②。从词人的创作目的、创作风格、精神风貌等方面阐述其词学思想，广取宋人有关词的各种理论批评资料作深入的分析。无论视野的广阔、取材的宏富，还是理论阐释的细致，于宋代词学批评的研究而言，都是非常突出的。
注释
③④ 分别见第一册第3页、第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金元词纪事汇评》“总序”第5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② 《词学季刊》第一卷第4号,1934年。后收入《龙榆生词学论文集》。① 《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249、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 第269—2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① 《文学遗产增刊》第16辑,1983年出版。② 参见《词话十论》“导论”,岳麓书社1990年版。① 第2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② (上)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