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交通·交通与行记文学的发达

晋唐间，随着交通的开启，出现了一种新的纪实性文体——行记，专门记述古人在祖国各地或域外的旅行见闻，史料价值高，因此最重视行记的都是史家。文学研究者认为其古拙无文，加之存世无多，研究难以深入，遂将其置于研究视野之外。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起源、性质、类别、存佚状况、文体特征与职能演变仍很不清楚，甚至认为它与游记没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如此，尤其应下大力气对其展开文学研究，可以考虑建立行记文学研究这样一个新的学科领域。鉴于行记的文学研究十分薄弱的现实，首先应积极致力于行记文学研究的基础建设，探究行记这一特殊文体的内涵;其次应弄清它的起源、背景与它在晋唐间的发展历程，它的流别。而行记研究的核心则是它的文体特征、职能演变、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它对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僧传、志怪志人笔记的借鉴，它与山水游记、楼台馆阁记等抒情散文的区别和联系，特别是它与游记的合与分，唐人行记与先唐行记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另外，应积极准备展开古行记的文献学研究，全面考察唐人行记的创作总貌、存佚状况、诸种行记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献的流传变异等等，为以后从事唐人行记的古籍整理做好准备。

古行记的起源、分类。不同的行旅有不同的背景、目的与任务。按照地域和记述侧重点的不同，可将古行记分为三类：凡记载域外经历者称为外国传志，记载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南朝与北朝之间的通聘者曰交聘类，其他在国内的旅行统称行役类。

诸种行记均起源于先唐。依时代先后，最先问世的是外国传志类。外国指西域、中亚、南海诸国，作品从《法显传》始，至平居诲《于滇国行程记》止，共四十余部，涉及二十余个国家。紧承外国传志之后的是行役记。它记载文人从驾、从征、迁谪、游历等行程，范围在中国王朝政区内。自郭缘生《述征记》至宋朝李用和《游蜀记》都是这类作品。交聘记晋以前很少见，南北朝时期，我国南北政权对立，后又由对立走向通和，交聘记则是南北双方互遣使节交聘的记录。唐宋续有撰写，其作品自梁刘师知《聘游记》至宋人《轺车事类》共37部。

进入唐代，行记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唐人行记无论数量、种类还是创作水准都度越前古，且令宋以后各代难乎为继。

外国传志类别多样，内容丰富。除旧有的僧人行记获得大发展外，又新增了三个小类：一曰唐官奉使西域南海记，如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二曰外国僧人来华行记，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伯3931号《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三曰僧人国内游方记，如伯3973号《往五台山行记》、斯529号《诸山圣迹志》。

奉使交聘记也非常发达。唐室一直很重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为此而采取和亲、通商等手段巩固发展双方关系，经常派遣文武官员出使周边民族政权，于是产生了大批记载通聘的行记，行役范围主要不在域外，而在唐蕃之间，如顾愔《新罗国记》、平居诲《使于阗记》。既不记求法，也不关乎交聘，专载唐人在国内的巡幸、游幕、贬谪、奉使的作品，属于行役记，如李翱《来南录》、韦庄《蜀程记》。

形式的创新 随着文学的发展，唐人行记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日记体的出现。中唐以前行记多采用综述方式，或用笔记体去逐条记载，条目独立性强，没有一个中心，内容松散。至唐中叶，日记体出现，且运用的人越来越多。它记载的是距离不太长的旅行，内容较少，目标相对集中，人们就有条件运用日记体，逐日叙事或择日记事。时间单位详细到“天”，叙事更加清楚、细致和有条理，这正好满足了一些人的写作要求。于是一些长于叙事、有史才的作家首先开始尝试使用，李翱《来南录》就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与此同时，僧人也采用这一体式。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六个卷号的往五台山行记，其中有两种采用了日记方式。不仅单篇作品用日记体，纪行专著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珍《行历钞》叙述几年的行旅也兼用日记方式。

形式创新的另一表现是韵散结合，叙事与抒情有机结合。韵散结合的形式发端于初唐，普及于中晚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首创此法。其中有六处用了骈文，五处出现了诗歌。骈文出现在文末，用于赞颂;诗歌在文中，用于抒情。这种写法直接影响了盛唐以来的行记。《唐大和上东征传》就在作品末尾附录了几位日本人哀悼鉴真大师的诗歌。到晚唐，诗歌更发达，以诗入行记的做法更为普遍。王仁裕被命使高季兴，作《南行记》述其自汴至荆南行程，录道途赋咏及饮宴酬唱达百余篇。

内容的开拓 较之于形式的创新，内容上的开拓更能代表唐人行记的成就。唐人撰作行记，既有闻见之博，又据所历为实。汉晋周隋使西、游西者无数，但都没有留下唐人那样清楚、详细、质实的记载。唐人作品时空跨度大，涉及面广，记叙体例也日趋详明，内容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宗教与社会发展面貌四大类，每一大类下都有很多小类。即使叙行程，也由先唐的一两句话的简短概述变为对路线里程、地势地貌、沿途风景的详尽记载。体例的细化使得篇幅大增，《隋志》著录的行记多在一两卷之间，唐人行记有的则多达十余卷。

思想的时代性 唐人行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内容。首先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种族优越感。唐前期国家疆域辽阔，万国来朝，国势的强盛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玄奘、辩机、王玄策等发言吐论，事事处处体现了雄视四夷，以大唐这个大“我”为天下中心的时代精神。可到了中唐，四夷侵逼，国土日蹙，无数人民陷蕃，空前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占据着文人士大夫的头脑，无论是出使的外交官还是朝中公卿，大都留心国是，防边御戎成了大事，中外华夷之别又鲜明起来，体现出有别于初盛唐而十分接近宋人的士风。在中唐，许多使蕃游边的文人都曾激起过沉痛感、屈辱感，它已经是一种时代心理。唐人这种屈辱、沉痛的情感已开宋人使辽、使金行记之先声。

文体特征与职能演变 先唐时古人尚质，行记有着很强的实用功能，所以都写得比较简古，用笔多平铺直叙，绝少作增饰夸张，描写、议论。到唐代，由于诗赋、骈文等韵文的广泛运用，文学语言更加优美，流丽，人们树立了更明确的写作意识和更高的创作要求。很多人把行记当做文学作品写，将诗赋骈文的那套手笔移到行记创作上来，行记的功能遂由专主叙事转变为叙议结合，既能备载旅行所获信息，又可抒情发感，功能扩大，容量增加，面貌也随之由古朴趋于华丽。

从中唐至北宋，行记内部开始分化，部分保持晋唐风貌，比较古朴，部分开始借鉴游记的写法，与游记在体貌上、写法上都趋于混一。因此，行记的由唐递宋，其与游记的联系和区别仍然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