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南宋四六的发展
南宋散文成就不如北宋，但四六文却承继北宋而有发展。杨囚道《云庄四六余话》说：“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东坡。”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也说“渡江以来，汪(藻)、孙(觌)、洪(迈)、周(必大)四六皆工”，此处无杨万里而以洪迈代之。不过，洪迈侧重四六文写作，其《容斋随笔》多摘录四六名句进行批评，清代曹溶从中析出，辑为《容斋四六丛谈》。可见，南宋前期四六文较好的是汪藻、周必大、孙觌及杨万里，前二人学王安石之谨严，后二人则类苏轼之宏肆。
汪藻曾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故集中多内制、外制、表启、奏疏，其中内外制多达三百七十余篇。孙觌《浮溪集序》谓汪藻四六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学士大夫传诵，自海隅万里之远，莫不家有其书，所谓常、杨、燕、许诸人皆莫及也”(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汪藻的《谢汪澥司成荐举启》谨守四六法度，颇有荆公遗风。其《隆祐太后布告天下诏》《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写南宋抵御外侮，议论剀切，慷慨激昂，当时传诵一时，后世倍加称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浮溪集》提要谓此两篇“诏令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罗大经认为前篇“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鹤林玉露》丙编卷三);陆游认为后篇“叙军兴征敛”，“最为精当”(《老学庵笔记》卷四)。
孙觌人品颇受訾议，四六却与汪藻齐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鸿庆居士集》提要说，“觌所为诗文颇工，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迈、周必大声价相埒”。周必大《孙尚书鸿庆集序》谓“其章疏、制诰、表奏往往如陆敬舆(贽)，明辩骏发。每一篇出，世争传诵”，耄年为论撰次对，亲为谢表启，“各出新意，用意属辞，少壮所不逮”。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也说“孙觌仲益尚书，四六清新，用事切当”。足见其四六隶事、切对功夫。其《贺今上皇帝登极表》“御六龙而乘乾，君临大宝;敛五福而作辟，庆浃寰区”及“上汉玺而三辞为天王，当楚璧而五拜作神主”，即为显例。他的《种师道赠开府仪同三司制》议论纵横，《叶梦得落职知杭州制》则为散体化的四六文。可见，他也有效仿苏轼“出于准绳之外”的四六文。
周必大擅长四六，朝廷诏书多出其手，从容闲雅，亲切可读。《宋史》本传谓其“翰苑六年，制度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之冠”。其《岳飞叙复元官制》末云：“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不徒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表达了慰勉死者，激励来生的良好心愿，传诵一时。孙奕《示儿编》认为《谢复益国公表》《贺王德言除工部侍郎启》及《谢刘守再送朱墨饯启》等文“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可谓文中虎也”。作为著名学者，周必大还提出了写作四六文的方法，如“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鹤林玉露》甲编卷二引)。
杨万里《与张严州敬夫书》自谓“性生好为文，而尤喜四六”。孙梅盛赞“《诚斋集》四六小简，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自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四六丛话》卷三三)。如《答吉水知县萧择可启》云：“属者鹓行，得从大阮竹林之胜;暇而无语，每传小谢春草之吟。”《除吏部郎官谢宰相启》云：“玄都之桃千树，花复荡然;金城之柳十围，木犹如此。”凡此皆属对出奇，用典灵活，精妙自然。《回吉水萧知县启》《谢除直秘阁表》及《知常州谢到任表》俱为四六名作。
南宋前期四六作手除上述名家外，还有綦崇礼、翟汝文、王安中、陆游、楼钥、李廷忠、王子俊等人。
綦崇礼入翰林五年，撰诏诰数百篇，以质朴自然、文简意明见长，楼钥以“不为崖异之言，而气格浑然天成”(《北海集序》)称评;四库馆臣以“明白晓畅，切中事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北海集》提要)赞誉。其《秦桧罢右相制》当时 “播告中外，人始知桧之奸”(《宋史·奸臣传》)。陆游四六文风与其诗风嬗变轨迹甚似，前期雄肆豪宕，慷慨激昂，晚年则渐趋恬淡闲适。前期如《贺叶枢密启》“以元龙湖海之气，参子房帷幄之筹。北斗以南一人，谁其论拟;长安之西万里，行矣清夷”。后期如《谢致仕表》“持橐甘泉，已窃奉辰之幸;挂冠神武，又叨归老之荣”。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王子俊有《格斋四六》，存文102篇，风格清淡流丽，斐然可观。杨万里谓其“四六踵六一、东坡之步武，超然绝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格斋四六》提要引)。朱彝尊亦 “爱其由中而发，渐近自然，无组织之迹”(《曝书亭记》卷五二《格斋四六跋》)。《代进光宗御表》《知成都谢到任表》及《贺少傅周益公致仕启》皆为佳作。李廷忠有《橘山四六》20卷，明孙云翼曾为笺注。李廷忠名位不显，集中启札为多。其“生当淳熙、绍熙之间，正风会将变之时，故所作体格稍卑，往往好博务新，转伤繁冗，然织组尚为工稳，其佳处要不可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橘山四六》提要)，是将李廷忠视为南宋前后期四六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
南宋后期，四六创作由前期之浩博宏肆转向追求纤丽、刻意雕琢，形式虽工整稳妥，然内容空虚单薄，渐趋衰落。《四库全书总目》云：“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迨(李)刘晚出，惟以流丽稳帖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然刘之所作，颇为隶事亲切，措词明畅，在彼法之中，犹为寸有所长”(卷一六三《四六标准》提要)。此谓李刘为“足以观风会之升降”的标志性作家。其《四六标准》40卷，门人罗逢吉编，凡71目，1096篇，明孙云翼曾为笺注。内容涉及时政、仕宦迁除、吉凶庆吊等，风格流丽稳妥，隶事亲切，措辞明畅。然亦难脱当时四六陋习，故孙梅《四六丛话》批评“梅亭四六，雕琢过甚，近于纤冗。排偶虽工，神味全失。骈体至此，发泄太尽，难以复古矣”。
与李刘同时或稍晚，刘克庄、方岳的四六也值得一提。刘克庄四六作品较多，《后村先生大全集》有《内制》7卷，《外制》16卷，《表笺》3卷，《启》8卷，上梁文与乐语、祝文、疏、青辞各1卷。其骈文理论亦颇值得重视，如《跋黄孝迈四六》谓“四六必有新意，必有警联”;《跋汤埜孙四六》又提出四六 “宁新毋陈，宁雅毋俗，宁壮浪毋卑弱”。其《谢傅侍郎举著述启》等篇，无雕镂拘泥之习，而清新畅达。可惜此类作品不多，无法与其理论相埒。
方岳四六“才锋凌厉”，“名言隽句，络绎奔赴，以骈体为尤工，可与刘克庄相伯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秋崖集》提要)。洪炎祖称许其“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①，所论甚确。
南宋后期真德秀、魏了翁等道学派及周南、陈耆卿、吴子良等浙东学派的四六创作也很有特色。
北宋道学家颇有长于四六者，谢伋 《四六谈麈》 即谓：“程门高弟如逍遥公(谢良佐)、杨中立(时)、游定夫(酢)，皆工四六，后之学者乃谓谈经者不习此，岂其然乎? ”南宋道学家写四六者则更多。杨慎《群公四六序》云：“观此集所载，若王梅溪(十朋)、胡邦衡(铨)、王民瞻(庭珪)、任元受(尽言)、赵庄叔(逵)、张安国(孝祥)、胡仁仲(宏)、陈止斋(傅良)，皆一时忠节道学之臣，鸿藻景铄之士，其英声直气，见于偶丽��绘之中， 直可与陆宣公(贽) 奏议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 ”(《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丁辑)南宋道学名家写四六的还有前期的朱熹，后期的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真德秀四六效仿汪藻，长于表启。其四六避免了古文中穷理说教的弊习，而能措辞典雅，裁对工巧，富有生气。《谢宣召入学士院备顾问表》云：“结茅屋于云边，已甘终老;瞻玉堂于天上，若隔前生。”《回生日贺启》云：“赐之盛礼，君子之酒且多;贶以高文，幼妇之词绝妙。”他如《谢贺生日启》《进大学衍义表》等皆典丽雅重，如弹丸流转，轻快自然。对此，孙梅曾给予高度评价：“南宋骈体，西山先生为一大家，华而有骨，质而弥工，不染词科之习，野处(洪迈)、诚斋(杨万里)而下皆不及也”(《四六丛话》卷三三)。
浙东学派四六作手有周南、陈耆卿及吴子良等。周南与陈耆卿都是叶适的学生，而吴子良又是陈耆卿的弟子。他们的四六创作均受叶适影响。《林下偶谈》卷二说：“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可见，叶适四六是学欧阳修的，故浙东学派作家四六也属新体。该派陈耆卿成就较高，《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虽当南渡后文体衰弱之余，未能尽除积习，然其纵横驰骤，而一归之于法度。实有灏气行乎其间，非啴缓之音所可比”(卷一六三《筼窗集》提要)。其《瑞庆节贺表》云：“良月就盈，四海纪虹流之瑞;后天难老，千官歌虎拜之篇。”《回青田陈监税启》云：“迢遥千里，邈焉同姓之追随;左右一官，幸矣邻封之遇合。”皆情挚语工，简单朴实。周南四六，“以俊逸流丽见称，制诰诸篇，尤得训词之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山房集》提要)。但其用长句、成句太多，后人多有批评。如其《追贬秦桧制》“兵于五材”一联多达6句28字，俞樾《春在堂随笔》曾讥其“贪用成句，而不顾其冗长”。吴子良四六理论有些创见，其《林下偶谈》中标榜欧阳修、叶适，门派之见甚浓。尝自谓四六“本得法于筼窗(陈耆卿)”，故对陈耆卿推崇备至，尝说“水心(叶适)见筼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欧苏王为一家，(叶)适深叹赏之”(《林下偶谈》卷二)。
文天祥四六是宋末最后的一抹余霞。其《贺赵侍郎月山启》有“慨然有神州陆沉之叹，发而为中流击楫之歌”句，用晋桓温、祖逖故事，饱含力挽狂澜、收复河山之情，慷慨激昂，悲壮感人，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称举此文“气象峥嵘，字句新颖，沿用旧式，自铸雅词。南宋四六得此，可为后劲”。其《贺江左相启》《贺荆湖汪制帅启》 皆慨然纵谈抗元大计，颇有报国之志，艺术上脱去南宋后期纤弱绮靡的陋习。
注释
① 转引自柯敦伯《宋文学史》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