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晚期吴中:精神叛逆与诗道性情
元代晚期，在今苏州一带的吴地，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区域文人群体。他们由两部分人组成，即以高启等 “北郭十友”为代表的元末吴中诗派诗人群体和以杨维桢、顾瑛为代表的玉山草堂诗人群体。在整个吴地文人中，影响最大的是由浙东入吴的杨维桢。吴地文人群体在思想上叛逆传统，文学上以 “诗本情性” 为倡导，以充分张扬个性为精神内涵，以怪艳奇崛为风格特征，早期多写古乐府辞，也写了不少竹枝词，其后又写香艳体诗，诗酒酬唱。吴中文人在精神取向和文学主张上，都与自觉维护理学道统并自觉以道学为政治服务的婺中文人集团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元代晚期学术与诗文，表现为吴中与婺中的对立。
从学术思想的远源说，吴中文人群体虽形成于吴地，但其领袖人物杨维桢却是浙东南人。要认识吴中文人群体，却要先认识浙东南一带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志高才高，追求事功，独立不阿，气盛声宏，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不受羁束，被人视为狂怪。这种文化精神在宋元之际曾有充分表现，在元中期被抑止，在元代后期的社会环境中又迸发出来。这种文化精神的渊源应追溯到宋代的陈亮等人。
浙东南一带，在宋代的永康和永嘉出现了薛季宣、陈亮、叶适等极有影响的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时代相先后，居地相毗邻，主张相接近，其为人为学与学文，对当地的文化精神影响深远。《宋史·陈亮传》载，陈亮为恢复大业，反复上疏，直言傥论，不顾权贵的侧目与切齿。而当皇帝为其言所动而“欲官之”时，陈亮的表现异于常人：
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 ”亟渡江而归，日落泊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慊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 ”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他曾先后三次入狱，不改其志，“在廷交怒，以为狂怪”。元末明初婺中文人宋濂在他的《秦士录》(《宋学士全集》卷二八)中，塑造了狂而有志有才的邓弼，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这种精神。说明这种精神在元末仍有很大影响，也说明人们在呼唤这种精神。
杨维桢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正是这种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变异。杨维桢是他们的后学，一方面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这种精神，如他前期对用世的执著，对事功的强烈追求，后期在理想破灭后的狂怪，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时代不同，处境不同，具体表现有异。其差别在于，陈亮虽屡遭打击，但始终不放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杨维桢在用世不得，理想破灭之后，便将社会责任抛掷一旁，到诗酒妇人中去尽情地感受自我。但仅此一点差别，就从屈原式的执著走向庄列式的旷放。当然，这种变异也不是杨维桢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吴中文人群体的另一支是以高启等为代表的所谓 “北郭十友”，他们没有浙东南文化精神的底蕴，呈现出与杨维桢等诗歌不同的风貌。他们的作品没有外射的锋芒，只想宣泄一己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只表达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他们的精神是内敛的，不问世事，而努力发现自我，表现自我，自适自娱。“蹑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这是与杨维桢等不同的另一种狂怪。可以说，这反映的是当时吴地的一种文化精神。如果我们把问题简单化，也不妨说，杨维桢等诗歌中表现的精神，就是陈亮等代表的浙东南文化精神在吴地文化精神影响下的变异。这种文化精神，其实就是东南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文化和战乱时期文人们特殊的人生及生命体认共同作用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以陈亮等人为代表形成的浙东南文化精神看作是吴中文人群体的学术思想远源，那么吴地文化精神就是其现实背景。
元末东南沿海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儒家文化，滋生出一种以商业经济为背景的世俗文化，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古圣先贤们认为是罪恶的利与欲，被作为人生的正当要求，大张旗鼓地去追求，去颂扬。文人对于金钱和享乐的强烈欲望，以及他们人生和价值观念的同俗，使他们走向对传统的背叛。他们的诗歌，往往浸透了这种精神。于是肯定自我，张扬个性，和表达方式的怪怪奇奇，对“温柔敦厚”、“中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古圣垂训的反叛，就成为其作品刺人眼目的特点。当时宋濂曾对这种诗文风气给予全面的批判，我们不妨从他的批判中认识吴中诗风对传统的背叛。他在《徐教授文集序》(《宋学士全集》卷七)中这样说：
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捭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庾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秾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蹋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遍举也。
宋濂对这种反叛传统的东西深恶痛绝，说它“轻儇浅躁，殆类闾阎小人聚习雅谈而杂以亵语。每一见之，辄闭目弗之视。诗而至于使人弗之视，则其世道之甚下也为何如哉”①。可见吴中之诗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严重的背叛传统，从而也使我们感受到新的文化因子浸染文人、浸润诗文后，是如何地改变着诗风文风。
吴中文人群体在元顺帝时期的吴地也即平江(今苏州)、松江一带形成。至正十一年(1351)，东南地区烽烟四起，这里保持了暂时的安宁，在“四邻多垒”中这里似乎仍然有着宁静与升平。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占据吴中，割据十年，这里似乎是大动乱大战乱中的一块绿洲。当地文人诗酒文会，又招来大批流寓文人。于是以顾瑛和杨维桢为首的一大批文人在顾瑛的玉山草堂雅集赋诗，游乐无虚日。以高启为代表的“北郭十子社”也举行着他们的宴集酬唱。但是，不管吴地当时多么升平祥和，不管他们怎样诗酒宴乐，但那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从外地避乱来的人，战争的阴影在他们的心理上是难以消除的，当地文人虽然没有怎样经历战乱，但战争的威胁却像一块巨石压在他们心上。因此，他们的狂欢始终带有最后晚宴的意味。对政治的彻底失望，对社会的失去信心，前景的渺茫，人生的无常，使得这些读尽圣贤书，深受儒家正统观念陶冶的文人们失去了常态，于是他们尽情地享受今天，尽情地发泄，尽情地寻找自我，表现自我。于是他们写出的，都是些“不中程度”的诗歌②。这就是吴中诗人在特殊时期、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的人生和生命体认对其诗歌的影响。
注释
① 《许存礼樗散杂言序》,《宋学士全集》卷九。② 参考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有关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