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散文·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散文
这个时期从公元前48年西汉元帝即位起至公元88年东汉章帝去世止，共136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由元帝即位到王莽新朝灭亡的阶段，即西汉后期;由东汉建立到章帝去世的阶段，即东汉前期。
从元帝开始，大一统政权日益削弱，中央权力逐渐落到外戚、宦官手中，到公元8年，外戚王莽终于废汉自立为帝，定国号为“新”。王莽本想托古改制，结果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社会更大的混乱，导致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公元25年，刘秀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重建汉政权，史称东汉，大一统重新得到恢复。东汉初期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封建汉帝国再一次出现中兴的局面。但刘秀复汉称帝，也同王莽一样利用谶纬之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成了凌驾于经书之上的官学。章帝时召集儒士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写成的 《白虎通德论》，使经学进一步谶纬化。从西汉元帝至东汉章帝，神学烟雾笼罩整个朝野。皇权要靠极端文化专制，要靠迷信思想体系来维持，说明政治危机四伏，大一统的体制已经陈腐、僵化。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经学教条与神学迷信充斥各类文章之中，就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了。这些文章内容荒诞不经，也没有什么文采，值得称道的倒是那些反对迷信的文章。
西汉后期，出现了图书搜集、整理的热潮。成帝时命刘向(前77?一前6)总校诸书。刘向博物洽闻，通达古今，校阅群书时所写的一些序录引证详备，分析深刻，或以古鉴今，或借灾异现象讽喻时政。其奏议辞浅理畅，意味深沉醇厚，流露出作者强烈的匡救时弊的热情。如成帝要耗巨资重筑延陵，刘向上《谏营延陵过侈疏》，劝谏成帝体恤民瘼，不可过分奢侈营建陵墓而给人民、国家带来严重危害，文中旁征博引，曲折尽致。如为说明厚葬的危害，例举了历史上一系列的圣王贤臣薄葬与暴君昏主厚葬的事例，最后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刘向又分类纂辑古代轶闻逸事，编成《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人物形象生动，意味深长，对魏晋小说的产生颇有影响。
刘向的儿子刘歆(约前53-23)与父同受诏校书，撰成《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开创了我国的图书目录学。他生活在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却闭口不谈阴阳怪异。在校书时，发现了从民间征集到的用古文字写成的《尚书》《诗经》等先秦经籍，他要求把这些古文经书也立于学官，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这种要求自然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反对，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从此，经学中出现了今、古文两个流派，刘歆成为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古文经学解释经义，重在训诂，探索经文本义，反对今文经学用谶纬迷信来发挥经义。刘歆的散文纵横凌厉，大有西汉前期散文的风气。如他的代表作《移书让太常博士》，反驳今文博士对古文经的指责，揭露今文学派因陋就寡，抨击今文学派自私腐朽，笔锋犀利，义正辞严，具有文风复古的倾向。
与刘歆同时的扬雄(前53-18)，与刘歆一起曾仕于王莽新朝。扬雄也热衷于古文经学，不满符命谶纬之说。扬雄本是出名的辞赋家，后来认为辞赋无补于世道，于是专业于文。《汉书》本传中说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扬雄不为经书作注，竟敢模仿经书“另搞一套”，确实具有“反潮流”的勇气。扬雄不慕荣华富贵，对谶纬迷信的批判态度比刘歆还要坚决，其文章言辞尽管隐晦艰深，但在迷信空气到处弥漫的情况下，他的文章确有摧陷廓清的威力。
西汉后期以奏议而擅名的散文家有杜邺、贡禹、鲍宣。哀帝元寿元年(前2)春，继地震之后又发生日蚀，宫廷内外一片惶恐。杜邺进《元寿元年举方正直言对》，以历史上的灾祸为佐证，力陈当朝外戚擅权的危害，对皇上提出了改过自新、匡救时弊的期盼。贡禹，在元帝时为谏大夫，他的《奏宜放古自节》，反对朝廷大小官吏奢侈腐化，呼吁减轻人民的重负，提倡吏治中的廉政之风。鲍宣，哀帝时为谏大夫，其奏议的内容与风格与贡禹相近。如建平四年(前3) ，他呈递《上书谏哀帝》的谏书，把百姓悲状概括为“七亡”、“七死”，矛头直指戕害百姓的贪官污吏，猛烈抨击外戚专权，《汉书》本传中称其“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少文多实”，也概括了这个阶段奏议文章的特点。
东汉前期，国家又归统一，政局比较稳定。但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改变王莽谶纬迷信那一套，并变本加厉，使神学化了的儒学和迷信谶纬更加正统化。但这一阶段的散文成就倒比西汉后期要高。
《史记》所记大致止于武帝太初年间，西汉后期、东汉初就有人接着《史记》来续写汉史，如刘向、冯商、扬雄、班彪等。但谁也没有想到要撰写一部完备的西汉史。到了班固(32-92)的时候，他历经二十多年，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其体例主要依仿《史记》，略有变更。它的资料详实，慎核整齐，叙事详明，言辞典雅，有散文骈化的特点，成为我国后世纪传体断代史的权舆，在中国散文史上有巨大的贡献。《汉书》传记文学性总的来说不如《史记》，但它是继《史记》之后最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有些人物传记写得也相当精彩。如《苏武传》，生动地记叙了苏武宁死不降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形象，其传神笔力并不在司马迁之下。
就在东汉前期谶纬迷信猖獗之时，涌现了一批坚决抵制这股强大时代逆流的思想精英，桓谭(?-56?)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他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在光武帝面前公开表示“臣不读谶”，并上《抑谶重赏疏》，言图谶之害，足见他反对图谶迷信是何等的坚决。他所著的《新论》，共计29篇，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直接向谶纬发难。《新论》说理透辟，情理兼备，既震聋发聩，又富有艺术感染力。
王充(27—约97)是东汉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其《论衡》代表了东汉前期政论文的最高成就。他以新的朴素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系统地批判了世俗鬼神、祸福报应等神学迷信观点，从根本上抨击了“天人感应”与谶纬之说。王充注重文章的实用功能，要求著文能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作用，又主张文章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反对言过其实，雕文饰辞。他的《论衡》发论大胆，明畅易晓，这两个特点都是前人少有的。
西汉前期的奏疏书表，特别是奏疏，写得很有气势，客观地表达了在崭新的大一统格局下，西汉人雄心勃勃的志向和唯我独尊的自豪。相比之下，东汉前期的奏疏书表，特别是书信写得哀怨愤切，真切地表达了东汉前期，人们在神化了的皇权专制重压下，种种精神苦闷与无奈。如马援(前14-49) ，东汉初期的名将，其著名的散文是《诫兄子严敦书》，他谆谆教诲子辈谨慎言谈，特别是要闭口不言他人之过。信中说：“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本无是非可辨，有的倒是口祸频仍，要想明哲保身不受他人谗害，就得首先对他人之过视而不见，知而不言。讲得虽不在理，却都是肺腑之言，都是人生痛切的体验。
再如冯衍，有奇才，然一生坎坷不平，光武帝建武末年，他作《上疏自陈》，恳求光武帝能力排众谗，公正对待人才，使能者见用。他认为自古贤能难免谗毁，已显达者尚且在所难免，何况位卑贫贱者!文中不平之愤，牢骚之气，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一脉相承。
东汉一朝能文的家族，以班氏为最。班彪、班固天下皆知。班固弟班超，后虽投笔从戎，但其文采不逊当时有名的文士。他有《西域诸国》多卷，晚年所作《上书求代》更为人传诵。无独有偶，还有以崔骃、崔瑗、崔寔为代表的崔氏家族，也以文名天下。崔骃博学多才，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他淡泊名利，不愿出仕，为此受到一些人的讥讽，他于是作《达旨》，以回敬世俗偏见。章帝死后，窦宪执政，崔骃见窦宪擅权骄恣，于是写了《献书诫窦宪》，列举前朝外戚干政引起的惨祸，劝告窦宪引以为戒，辞情恳切，直言不讳。如信中讲：“故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益恭。远察近览，俯仰有则，铭诸几杖，刻诸盘杅。矜矜业业，无殆无荒。”可惜窦宪对逆耳良言置若罔闻，凡是擅权者，在“福大”、“爵隆”后，有几个不是忘乎所以、飞扬跋扈的呢?
这个时期的散文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建武三十二年(56)，光武帝刘秀封泰山。马第伯作为随员相从，写下了这篇封禅记文。此篇记文不同以往封禅记，说它是一篇山水游记更合适。记文主要描述泰山的奇景壮观。在此之前，还未曾有过如此的以描写自然风光为重点的记文，它直接影响了后代山水游记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