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清代风俗论与文论中的地域意识
在探讨清代批评家对地域文学的自觉意识及其批评实践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清代批评家对文学之地域性的意识，是与明清之际文化普及和区域文化的发展，与人们对文化、风俗的地域性较以往有了更细致的认识分不开的。根据人类学家的看法，“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①。这种“文化区”以及人们对它的意识，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似乎到宋代以后，明清时期边远地区的文化开发，缩小了它们与中原文化发达地区的差距;人员流动和信息传播的频繁，使风土和文化的比较有了进一步的可能。这一点在归允肃论士大夫仕宦兴趣的差异时曾被涉及：
古今风会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异。唐宋以岭表为荒绝之区，昌黎莅任潮阳，极言其风土之陋;柳子厚以为过洞庭，上湘江，逾岭南，人迹罕至，其情词可谓蹙矣。明之仕宦无所不及，亦未见人情如此之困。今国家统一宇内，梯山航海，无远弗届。仕宦者大率乐就外郡，而尤以南方为宜。五岭以南，珠崖象郡之饶，人皆欢然趋之，与唐宋间大异。岂非以海宇宁谧，无风波之阻，为仕者乐尽其长，宜德泽于万里之外，声教四讫之所致欤?①
正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岭南才具有了可与中原相提并论的文化地位，使人们在划分风土意义上乃至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时不能不给它留下一个席位。乔钵《海外奕心》“风气”条云：“自燕至越四千里，风气凡四：燕至河一气，河至大江一气，吴至杭一气，过钱塘至海一气。”(《乔文衣杂著》，清刊本)这里将中国分为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吴越地区和钱塘江以南的南方地区四个地域，无论从方言或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都与今天的看法比较接近了。李淦《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①
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较具体。相反，若区域划分较细，从风土出发比较不同地域的人的气质，就会得出较概括较粗略的结论。如万寿祺《题佚》云：“四海之内，生才实繁。就其方隅风气所近，荆扬之人剽急，兖豫之人壅迟，青徐之人塞坟，幽冀之人确悍，梁州之人鄙实，敷其藻采，象其土风，大较然哉。”这种概括、比较不仅开眼界，广见闻，同时也有助于自我认识的深化，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形成，逐步确立起地域传统观念，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审美意识。
由风土出发进行的民俗比较，反映在文学批评中就变成一种由环境决定论出发探讨其地域特征的方法论。鲁九皋《书勉哉游草后》 曾从古者采诗之典与政治的关系，论及人与地气的关系，说“后世采诗之典不行，学士大夫有所著述，人自为书，要其声之本于地气者，识者犹能辨之”，是故“后之论诗者，论其人当亦论其所得之地，而其地气见，其人亦可见”②。这种以地域差异为着眼点的比较批评，在文学中似乎也是由南北比较发轫的。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曾说：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又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①
这里讨论了南北文学消长的大势，后人进一步比较南北诗风之异，如茹纶常《梅崖刺史遗集序》云：“近世之论诗者，每有南北之分。誉之则谓南多风雅，北多雄健;訾之则谓南多卑靡，北多伧父。”②这是很笼统的对比，道光年间济南王偁《瓣香杂记》(道光十四年刊本)卷五有更具体的评骘：
南人学诗讲用字，故精于炼句;北人学诗讲用意，恒拙于谋篇。南人之所不能者，北人能之者亦少;北人之所不能者，南人能之者或多。盖北人性笨，南人性灵之故。然则咏物之作，北人断不及南，而考据吊古之诗，南人或逊于北。
王氏对南北人才性巧拙的比较犹留有南北学风不同论的回声，但已寓有轩轾之意。自南宋迁都杭州，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元代即已出现北弱南强的局面。虽然在教育方面，每年国子监生五六百人，北人济济，南人仅数名而已。但在文学创作，尤其是传统的文人文学领域，无论作品数量、质量，北地都无法和南方分庭抗礼。以迄明清，更形成南方文学一边倒的局面。北人自伤之余，常有意强调北方文学的成就，如黄文焕《自课堂集序》云：“地有南北之分，北方风气高劲，不坠纤丽，本属诗文之区，空同、于鳞均擅北产。然南方唱和，习所渐染者多，至于以时论之，则宜少宜多又各分焉。”①王崇简《学古堂集序》论西北诗歌传统，则指出西北“山川辽阔，津梁疲远，公车制举之言或终岁弗及于境，士大夫世其学者惟左国班马及王孟李杜诸书耳”，因而有“风雅之事进”的情形②。即使承认北风不竞，论者也往往从南北比较出发思索原因。有人说南人诗占了天时地利，鄞人周容记载：“有伧父谓余曰，南人诗□好，亦生得地方便宜耳。如‘姑苏城外寒山寺’，有何心力，竞指为绝唱。若效之云‘通州城外金龙庙’，便揶揄之矣。余为之大笑，然亦可以悟诗中一境。”③伧父之言并非无理，南方非仅有好山水，还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寒山寺唐时或许还不出名，但姑苏城积淀多少历史蕴涵?那是通州城绝不能俦比的。又有人说北方出版落后，“北方诗人少，未必不由不能刻诗之故”④。还有人说北人性敦朴，不事张扬，故声名不著：
中州天下山水之会，为古今文章所归。汉贾生、唐昌黎子皆独立一代，伊洛瀍涧间，尤帝王所都。其人魁岸，为文章闳肆昌明，出所余溢，犹足以笼压天下。顾自元以还，东都不复，人日就浑朴，敛实黜华，不务为名高。至有骏伟奇杰之才足以直造古人者，天下或不能举其名。⑤
尽管这类议论在明清人的著作中往往有之，但我认为它们更多反映的其实是分裂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记忆。的确，有关南北文化、文学的差异经常是历史追溯中的内容。明初陶安《张景远诗集序》云：“在昔作者，江左宫商振越，河朔词义朴厚，当其分裂，各随风气，以专一长。逮其末也，振越者流于轻靡而意浮，朴厚者流于陋率而味寡。今风气相当，无间南北，能诗之士，杰出相望……”①到疆域划一的明清时代，南北沟通和交流的愈益普遍，带给人的是对地域文学传统的多样性感知。这些具体的感知转而深化人们对自身所属地域传统的体认，促进自我认同的形成。事实上，地域传统观念正是在这对他者的认识中逐渐明确起来，并反过来陶铸人们的审美趣味，影响人们的创作观念的。
注释
① 罗伯特·F·墨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引论》第251页,王卓君、吕廼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① 归允肃《归宫詹集》卷二《赵云六倚楼游草序》,光绪刊本。① 张潮辑《檀几丛书》二集,康熙刊本。② 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一,道光十四年桐花书屋重刊本。① 《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7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茹纶常《容斋文钞》卷九,嘉庆刊本。① 程康庄《自课堂集》卷首,民国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铅印山右丛书初编本。②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六,康熙刊本。③ 周容《春酒堂诗话》,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④ 延君寿《老生常谈》,民国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铅印山右丛书初编本。⑤ 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四《阎仲容试草序》,道光刊本。① 陶安《陶学士先生集》卷一三,弘治十三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