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的流派性
流派的多少、特征、构成(或命名)方式及其兴替影响，是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和学术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集大成”的标志之一就在于流派性。这种流派性首先表现为数量繁多，特征鲜明，持续影响时间长。
就学术流派而言，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好博而尊闻”，其特点在于“专”，“专宗汉师遗说”;有以戴震为领袖的皖派(或称“徽学”)，“综形名，任裁断”，其特点在于“精”，精于名物度数②;有由黄宗羲所开创，万斯大、万斯同兄弟所继承的浙东学派，注重史学研究;有由庄存与所奠定而经刘逢禄、宋翔凤所光大的常州学派，复兴经世的今文学;有焦循、汪中带动的扬州学派，承吴、皖二派以起，“由专精汇为通学”③;此外还有湖湘学派、桂学派等等学派。这些学术流派的互相争论切磋，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学术的繁荣。
就文学流派而言，“清代也是诞育流派最多的时代”①。在诗歌方面，仅清初江苏地区就有以陈子龙为首脑的云间派、以钱谦益为领袖的虞山派，有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派，此外还有北方的河朔派、南方的岭南派②。在浙江地区有贯穿清初至清中叶的浙派。至于清后期诗坛更是诗派林立，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就条分缕析了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等六大诗派③。在词方面，整个清代至少有云间、阳羡、浙西、常州四大流派④。清词超过宋词的地方不少，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流派众多⑤。在散文方面，除了影响力巨大的桐城派，还有阳湖派、仪征派、魏晋派等诸多流派。骈文方面，有所谓五大派即博丽派、自然派、常州派、六朝派、宋四六派⑥。在戏剧方面，虽然清代的总体成就不及元、明，但也形成了一个别树一帜的艺术流派——苏州派⑦。清代小说，虽然没有鲜明的流派，但也有带流派性质的小说类别，如鲁迅所概括的讽刺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等。
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的流派性的第二大特点，表现为地域性色彩非常浓厚。
本来在流派的构成或命名上，可以有多种因素发挥主导作用。以文学为例，如宗尚(明代的唐宋派)、领袖(唐代的元白派)、风格(宋代的婉约派)、文本(五代的花间派)、题材(唐代的边塞派)、时代(唐代大历派)、地域(明代的公安派)等等，都可以命名流派。就清代文学与学术的流派而言，虽然也有以领袖命名的，如颜(习斋)李(恕谷)学派①，有以宗尚或风格命名的，如“性灵派”等，然而，在构成流派的多种因素中，领袖、宗尚和风格等传统因素逐步淡化，而地域性则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从上述各种流派的评述中不难看出，绝大部分流派都是以地域来命名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清代文学与学术流派的地域性特征。
一般说来，流派与地域的密切关联是由于一地的风土人情天然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或学术研究，这是从《诗经》十五国风以来就有的传统②。不过，清代的文学与学术流派的地域性表现得如此突出，则有更广泛的原因。清代流行的学术交流形式(友朋互访，论学书札等)与传播范围，使同在一地的学者或作家互相影响，形成相同或相近的宗风，学者或作家之间的地域性联系具有某种交往的优先性。另外，完善的家族共同体大力资助和扶持学术文化，学者们的学术生活根植于以家庭纽带和地域性忠诚为前提的广阔的社会结构中，文化资源集中用于家族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发展，这些因素强化了学术流派形成的地域性③。清代学术流派的地域性，确实有利于地区文化资源的调动与整合。有的学者关注 “以学派传承网络为基础和行为依据的知识话语如何在近代调动乃至兑现其传统的区域文化资源”的问题，做出了富有新意的探讨④。
某些流派的兴盛，还与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有关。扬州学派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扬州是一个交通发达、商业繁荣、文化先进的都会，扬州学派的崛起以及扬州之学的汇通、融通，绝对与扬州地区社会生活的整体繁华分不开①。不仅是扬州学派与扬州地区有紧密关系，而且，整个清代文学与学术的流派大都集中在江浙地区，也与江浙地区整体社会发展水平有关。江浙地区有些流派的崛起还有更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浙派诗，之所以形成于浙江而不是全国其他地方，是因为浙人出于相似的易代契机而对宋代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地域性的文化积淀与宋代遗留下来的人文景观，应是浙人喜好宋诗的天然基础”②。对于清代文学与学术流派兴替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考察，涉及到现实或历史的一些深层次因素。有些流派的兴替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消长不无关联，如徽商就对皖派的学术繁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③，湘学派的兴起就与湘军的崛起有某种关系。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地域性在清代流派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更多地属于外部原因。流派的形成还取决于一些内部因素，比如扬州学派的兴起，除了区域经济文化外部环境的发达，还与戴震长期留寓扬州有直接的内在关系。戴震把他的学术主张带到扬州，深刻影响了扬州学派的几位大学者，如戴氏弟子王念孙、戴氏同事任大椿以及一生推崇戴学的焦循等。“戴氏的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全为扬州诸儒所继承而发展了，这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④。
在谈到清代流派与地域之间的密切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地域仅仅限于作家或学者的籍贯与居住地。有些人的籍贯并不属于某一地，但仍被划入某一地域性的流派中。如皖派的主要成员都是隶属于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学者，但其空间涵盖面也涉及江苏金坛、扬州等地的学者①。晚清“袁昶、范当世、沈曾植、陈曾寿四家者，皆不著籍闽赣，而其诗确与闽赣派沆瀣一气，实大声宏，并垂天壤”②。有些人的籍贯虽然同属一地，但不一定能列入以该地命名的流派中。如朱彝尊、毛奇龄、袁枚等，都是浙江人，他们与浙派诗人的宗风大相径庭，不能算浙派中人。浙派以宗宋为基本特征，而朱、毛都坚持扬唐抑宋，袁则是全面批判浙派而影响很大的诗人。有人误把朱作为浙派的创始人③。另外，清代学派的内涵及界限，远比人们力图界定的范围要模糊得多④，这一点也是我们谈论清代文学与学术流派地域性时应加以注意的问题。
在清代流派的地域性结构中，文学流派与学术流派之间还存在着互相依托、互相影响的多重关系。比如浙派就有一种独特的形成机制，它与过去文学史上其他流派的自然形成或后人概括追封不同，“它是以浙东学派为依托逐步发展起来的，黄宗羲师门之维系，学派学风之传承，是浙派形成的重要机制”⑤。文学流派依托学术流派而发展起来，这是清代特有的现象，它说明清代学术的发达，学术流派对文学流派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② 参见章太炎《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三)第475页;张舜徽《清儒学记》第378—379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③ 张舜徽《清儒学记》第379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①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第1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又郭延礼概括近代诗“多流派、多宗尚、多风格”,也可用来概括整个清代文学。郭说见《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绪说》中关于近代文学的宏观审视(第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② 参见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载《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③ 参见《汪辟疆文集》第293—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④ 参见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六章第一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⑤ 参见钱仲联《全清词序》,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⑥ 参见段启明、汪龙麟《清代文学研究》第215—216页,第236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⑦ 同上,第九章第二节。①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舜徽《清儒学记》第90—91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②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指出:“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尤焉。况正变十五,已肇国风。”参见《汪辟疆文集》第292—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参见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第126—12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艾尔曼《再说考据学》,《读书》1997年第2期。④ 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后记》,三联书店1997年版。① 参见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第146—15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参见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第23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③ 参见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2—4页,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④ 张舜徽《清儒学记》第380—381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① 参见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第14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②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见《汪辟疆文集》第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参见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第34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④ 参见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3页,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⑤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第29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