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通俗小说·嘉靖朝的通俗小说
明初之后小说创作进入萧条期，近二百年内无新的通俗小说问世。在明前期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条件决定下，这又是一个必然现象。首先，封建统治者以高压手段严密控制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又在全国设立儒学，命令各地只能以孔子选定的经书教诲学生(黄佐《南雍志》卷一)。在伴以酷刑强力推行儒学的阴冷气氛中，任何文学作品都必定会失去应有的生气。当时诗文只有应制、称颂的“台阁体”才被认可容纳，极度平庸乏味，却因其适合时代的环境与气氛而流行了百年左右。在元代曾极为繁盛的戏曲此时也跌落至低谷，统治者大力肯定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剧作，同时又坚决镇压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的作品，甚至严禁百姓们留藏这类刊本。朝廷的公告写得十分明白：“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国初榜文》)历来受统治者鄙视的小说更是打击的目标，《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被加以“邪说异端”、“惑乱人心”的罪名而禁毁，朝廷还通令各地：“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小说创作与传播在这时都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其次是印刷业落后的制约。文学作品只有在流传过程中才能充分体现价值，展示其生命力。诗词赋曲等其他文学体裁作品靠口诵笔录就可以广泛传播，而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篇幅较大，若不刊印成书，就根本无法广泛传播。《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成书后只有少量抄本在小范围内流传，一般人并不知道已有两部优秀巨著问世，它们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也无法产生直接的影响。明初的印刷业又十分落后，即使不考虑政府禁毁的因素，刊印小说仍是不易之事。通俗小说创作已完成由诉诸听觉向专供案头阅读的转换，可是支撑其繁荣的物质生产条件却还没有相应具备。一直要到嘉靖朝这一矛盾初步解决后，通俗小说的创作才开始重新起步。最后，明初实行的抑制商业政策也妨碍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发展。从后来明代小说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商人在势力壮大后形成的读者群对于通俗小说的发展曾起过特殊的推动作用，小说刊印成书后的广泛传播也离不开随商业发达而逐渐完善的销售网络。既然各方面条件都极不如人意，小说创作也就只能处于停顿状态了。
到了嘉靖朝，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终于刊印行世，武定侯郭勋是刊行者之一。不久，郭勋及其门客编撰了《皇明开运英武传》(后又名《英烈传》)。这部作品叙述了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统治，统一中国并建立明朝的故事，其创作多拘泥于史实，民间传说色彩淡薄，但较真实地反映了元末明初的历史。郭勋授意门客编撰小说有其政治目的。在历史上，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究竟被何人射死一直是个谜，而《皇明开运英武传》却说是郭勋的祖先郭英为朱元璋铲除了劲敌。小说问世后不久就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人们接受了郭英射死陈友谅的说法，嘉靖帝也信以为真，于是郭勋便获得晋升公爵等实际的政治利益①。在明代，将通俗小说当作政治斗争工具的事后来还发生过几起，而始作俑者则是郭勋。若单就文学意义而言，《英烈传》是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刊行后最先问世的作品，它对于通俗小说创作较顺利地重新起步，也确实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可是在嘉靖朝，通俗小说仍处于遭封建正统人士鄙弃的状态，如郭勋那样有意于小说创作或编撰的毕竟只是个别人;同时，一些官方的印刷机构与民间书坊纷纷刊印《三国》《水浒》的盛况，足以显示当时广大读者对通俗小说的热烈欢迎①。于是，急于借此牟利的书坊主与产生了浓厚兴趣的读者都遇上一个难题：除了问世于明初的那几部作品之外，并没有别的通俗小说可供刊印行世。在稿荒严重青黄不接的关头，书坊主便干脆自己动手编写。熊大木首开先例，他接连编写了四部讲史演义：描写岳飞故事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讲说汉代故事的《全汉志传》、叙述唐代故事的《唐书志传》以及铺叙五代与宋代故事的《南北宋志传》。此后，余邵鱼又编写了《列国志传》。但书坊主毕竟不具备必要的艺术素质与文化修养，更何况目的又是牟利;常常是匆匆完稿，以求销售的多与快。他们只是简单地改写或改编已有的史籍、文言小说或话本，有时甚至大段抄袭，如《南北宋志传》就几乎将《五代史平话》全都抄了进去②。熊大木等人编撰时明显受到了“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原则的影响，而且特别强调“按《通鉴纲目》而取义”(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余邵鱼《列国志传引》)，然而只要检阅作品，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不过，熊大木在编撰过程中也确有创造，《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以评点本形式刊刻行世，就是一个极富开创意义的事件，因为中国通俗小说评点的历史即由此开始③。而且，尽管这些作品艺术上十分粗糙幼稚甚至拙劣，然而当时实在没有新的作品可供阅读，这些用浅显文字讲说历史故事的作品很快都成了畅销书。在通俗小说创作重新起步之时，熊大木等人的作品扩大了通俗小说的声势和影响，并刺激了后来作家的创作，就这点而言，他们的贡献也不可抹煞。
嘉靖朝的通俗小说创作显示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那些作品的大多数出自福建建阳，这意味着此时全国的出版中心同时就是通俗小说创作中心，随着创作的逐步繁荣，两个中心合一的情况越发引人注目。自万历后期开始，全国出版中心逐渐移至经济更为发达的江浙一带，而此时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也在同步转移。这意味着通俗小说创作重新起步时，即已充分地显示出它对出版业的支撑与依赖。其次，当时主要是书坊老板在编写通俗小说，甚至可以说垄断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且还持续几十年，其原因则在于通俗小说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一旦通俗小说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渠道并获得成功，那么在供求法则的调节下，它的生产或迟或早会因受刺激而渐与流通状况相适应，而书坊主的介入加快了这一进程。总之，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通俗小说创作难以舍此而跃至繁荣。
到了万历朝，讲史演义作品已有二十多部，演说先秦故事的有余象斗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描写汉代故事有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编撰者不详的《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叙述晋代史实的有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与酉阳野史的《三国志后传》，演说宋代杨家将故事的有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等。而纪振伦的《续英烈传》、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传》、钱塘渔隐叟的《胡少保平倭记》、栖真斋名道狂客的《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与编撰者不详的《承运传》《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等作，还直接以明代史实为创作题材。这一系列作品的问世意味着讲史演义流派的形成，而它之所以会成为通俗小说创作中最先出现的流派，首先是《三国演义》刊印传播后的影响，同时也与那时书坊主兼任作家的现象有关，对他们来说，依据史书编写小说较为容易，而广大百姓们也爱读历史故事。从更深一层说，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小说与史书在长时期内并无严格区别，它常被视为史书体例中的一种，故而也称为“逸史”、“稗史”或“野史”。作家们视自己的创作为“正史之余”或“补正史之阙”。而且，作家们都面临如何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以及头绪纷繁的故事熔炼于一体的问题，对于通俗小说发展初期的作家来说，这一困难由于可供借鉴的作品太少而显得更为严重，而史书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线索安排以及结构布局设计等叙事技巧方面，恰又有相当成熟的成套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通俗小说创作重新起步阶段的作家们，便很自然地倾斜于历史题材。当时通俗小说创作领域几乎成了讲史演义的一统天下，那些作家们尽可能地根据正史记载敷演故事，但仍然不可避免地遇上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而且正史记载又常略去具体细节与对人物音容笑貌的描绘，这些都得靠作家凭借生活经验去想象和虚构。当时的讲史演义作家多未能较好地处理这种关系，或叙述一依正史，让小说兼负历史教科书的功用;或迎合读者趣味插入不合情理的传说①。这类作品对今日读者一般已不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可是在创作远远跟不上读者需求的当时，它们却仍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注释
① 明人如郑晓《今言》卷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公”条等对此均有介绍。① 余象斗《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水浒辨》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② 参见戴不凡《<五代史平话>的部分阙文》,载《小说见闻录》。③ 详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八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李大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余邵鱼《列国志引》、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