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妇女·唐人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唐人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一是士大夫文人笔下的女性。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较少，但由于是女性自身诗作的形象，用的是自己的话语，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因此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形象往往是诗人自己的写照，有宫女后妃、名媛闺秀、女冠女妓等等。由于唐代女性诗人主要是女冠女妓、后妃名媛，因此这类女性形象便占了大多数。如鱼玄机《赠邻女》中哀叹“难得有心郎”的地位低下，薛涛的《春词》里发出“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的怨声。她们表现的是闺怨、情愁。也有部分诗作中的女性形象脱去脂粉气，颇引人注目。如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中“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显现的是极具抱负的女子形象。花蕊夫人《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颇有些爱国豪气。

唐人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更多是来自士大夫文人的笔下。许多妇女形象出现在文人士大夫的诗文、笔记、传奇中。以笔记小说为例，“唐人笔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包括皇族、贵族、宦家女、宫女、侠女、妓女、尼姑、女冠、女巫、农妇、商人妇、征人妇，以及各种拥有绝技的女子如工绣女、擅弈女、绳伎等等;此外，还有大量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精灵妖魅”^①。这么多女性形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女性自身的一些变化，比如社会活动比较频繁，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文学修养等等。地位高者如杨贵妃形象也出现在文人作品中，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太平广记》就记载了很多女性，如卷六九《韦蒙妻》，韦蒙妻许氏熟读诗书，同书卷七○《戚逍遥》中的戚逍遥以及上文提及的裴玄静、孙氏等等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还有许多识大体、热爱自由、奋发有为的女性，也都充分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注意，他们愿意将突出的女性写入自己的作品中去。

文人的作品赋予女性鲜明的个性，并同情她们的遭遇。唐传奇《霍小玉》《李娃传》中的霍小玉、李娃等，都是光彩照人的唐代女性形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唐代文人士大夫为女性撰写的墓志铭，其中的妇女形象尤其体现了文人对妇女的一种关注，如《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八一《唐故鼎州三原县令卢府君夫人辛氏墓志铭并序》，韩愈有《何氏墓志铭》等等。

另一方面也因为唐代男性观念的变化，士大夫文人往往相当肯定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女性的社会地位，文人们愿意与各阶层的女性交往，在频繁的交往中，文人自然会将一些活动写入诗作中，这样便有了相关的女性形象。

由于作品来自于生活，个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就决定了作家诗文创作的题材与创作倾向。唐人思想观念开放，诗歌题材广阔，家中琐事、夫妻嬉戏均可入诗，有的还出现了夫妻酬答的现象，这便出现了文人与妻妾的关系诗，其中便有妻妾的形象。如诗人元稹前妻韦氏、继室裴氏均有才华，且与夫有诗词酬唱，比如《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还有“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妻张氏，也常与丈夫一起吟咏诗篇。唐人士大夫的生活圈子很广阔，社会活动繁多，集会、游冶、入幕、赴举、读书山林、贬谪，这些活动有许多与女性有关，一些文人的集会、游冶有时也有女性作家参加，她们与文人士大夫一起吟诗作赋，互答酬唱。比如进士孟昌期妻孙氏“善为诗”，常代其夫与人酬答。还有与士大夫文人一起“联袂出游”的有才艺的一些女道士，特别如薛涛、鱼玄机、李冶等著名的女性作家，大多有过与士大夫文人唱和的经历。由此文人的作品中又产生一些另外的女性形象。文人们入幕、赴举时也经常会有一些与歌妓舞女饮酒赋诗的机会，像幕主设宴，赶考的举子们沿途也有不少风流逸事。贬谪往往给文人的心灵带来创伤，很多文人都会养歌妓舞女以自娱，比如白居易贬杭州时便带了一群女妓。文人们外出也经常有机会接触下层劳动妇女，于是这些女性也成为他们笔下的形象，如王昌龄、戎昱描写采莲女的《采莲曲》。

不管文人们的社会活动多么繁忙，与歌妓舞女相娱相乐、或去歌楼妓馆寻欢作乐仍然是许多唐代士大夫文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大嗜好。唐人狎妓现象比较普遍，即如“一饭未尝忘君”的诗人杜甫也有过携妓冶游之作。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中晚唐名士大多与妓女过往甚密。唐代有官妓、家妓、民间卖艺妓，主要集中在边幕，长安平康里、洛阳、扬州等繁华之地，与此相伴便产生描写歌妓的唱和诗、宴乐诗、酒令诗等等。诚如今人章继光在《唐代地方妓伶与诗歌》所言：“与妓有关的诗歌数量不在少数。如携妓出游，咏妓歌舞，乃至寄妓、赠妓、怀妓、伤妓、悼妓及与妓有关的感怀之作比比皆是。它们有的表现了对妓女才艺的赞赏与倾慕，有的表现了对妓女生活与地位的同情，有的则是冲破了封建观念的真情实感的抒发。里面虽有一些咏妓亵妓，以妓女作为玩弄、侮辱对象的不健康的作品，但也不乏艺术价值高、感人至深的篇什。如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杜牧《赠别二首》等都是流传极广的脍炙人口之作。”关注妇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正义文人笔下的一个话题。尽管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女性地位有较大的提高，但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总体上处于“男尊女卑”的大环境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各种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比如唐代宫廷女性常年经受的幽闭之苦，因此而出现许多的宫怨诗。直至中晚唐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妇女问题日益严重，这更引发了不少有正义感的文人关心女性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李白、李华、岑参、戴叔伦等大诗人都有反映失宠宫廷妇女的《长门怨》。封建皇帝妻妾成群，失宠的后妃宫嫔多数进了长门宫，日夜独守空房，过着生不如死的凄苦生活。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更是描写受苦难的宫廷妇女的经典作品，作品的主人16岁入宫，至60岁也未见帝王，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与孤月相伴，过着与世隔绝的冷清孤苦的生活。

除了宫廷女性形象，唐代文人笔下还有饱受征战之苦的征人妇。唐王朝自建国之时，便与四邻争战不休，征戍使家庭蒙上阴影，给征人妻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李白的《捣衣篇》《北风行》就刻画了饱受离别之苦的征人妇形象。战争经常伴随着生命的丧失，杜甫《兵车行》云“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便是如实写照，空守闺中的征人妇又怎能知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与征人妇有相同苦难的是商人妇。丈夫经年在外，她们不仅要忍受离别之苦，还要担心外出丈夫的生命，又要忧虑“重利轻离别”的丈夫在外寻欢作乐。李白的《长干行》《江夏行》是其中的名作，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更是商人妇中的典型代表。受苦最为深重的并不仅仅是歌妓舞女、征人妇、商人妇，还有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妇女。中国历史上受苦受难最多的莫过于最下层的劳动妇女了。唐代是太平盛世，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人民生活相对来说有较大提高，但生活于底层的劳苦大众仍然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日夜辛劳的农妇大多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便有反映。这在王建、戴叔伦、孟郊、杜荀鹤、韦庄等许多诗人的笔下都可看到，如杜荀鹤的《山中寡妇》，韦庄的《秦妇吟》等。

注释

① 参见马自力《唐人笔记小说中的唐代女性》,《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