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辞赋·南北朝辞赋

在南北朝时期，辞赋依然被视为重要的传统文学形式。《文选》各体以“赋”居首，《文心雕龙》论文体20篇，《诠赋》列为第三，仅居《明诗》《乐府》之后。从建安时期开始，辞赋的风气有所转变，铺陈都邑之盛、功业之美的大赋逐渐被抒情、咏物的小赋所取代。西晋有许多作家写作辞赋，但渡江以后曾一度趋于沉寂，到南朝又重新兴盛起来。当时的辞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基本沿袭汉代的大赋，以“体物”为主，偏重于铺张和夸饰。这类作品虽然较少传诵之作，但个别作品中的片段和字句，也曾对后来的作家产生过影响。刘宋初年，收在《文选》中的颜延之的《赭白马赋》就是这样的作品。该赋作于元嘉十八年，原本是奉诏而作，和那些应制诗的性质相近。写作起因只是皇帝的一匹骏马死了，就要臣下作赋。颜延之的赋从马说起，既描写了马的神骏，又借此说到因为皇帝有恩德，才能得到良马;最后又归结为修文德，戒规劝之意。这篇赋所以为当时及后代所重视，除了辞藻华美外，还与其精妙的构思有关系。赋的序言开始说马，几句话就转到歌颂帝王的话题上面。这种笔法对于古代骈文家和散文家们写作应制文章，确实有莫大的启发意义。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如果一篇赋仅仅满足于歌功颂德，也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事实上，赋中确实有许多好的句式值得注意。如写骏马的形体、神态、速度：“徒观其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超摅绝夫尘辙，驱骛迅于灭没。简伟塞门，献状绛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钱锺书说：“前人写马之迅疾，辄揣称其驰骤之状，追风绝尘……颜氏之‘旦’‘昼’，犹‘朝’‘夕’也，而一破窠臼，不写马之行路，只写马之在厩，顾其过都历块，万里一息，不言可喻。文思新巧，宜李白、杜甫见而心喜。李《天马歌》‘鸡鸣刷燕晡秣越’，直取颜语;杜《骢马行》‘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稍加点缀，而道出‘趋’字，便落迹著相。”^①此外，杜甫《高都骢马行》《魏将军歌》《瘦马行》等诗篇也屡屡化用这篇赋中的辞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谢灵运的大赋有《山居赋》《撰征赋》。《山居赋》写谢氏的始宁别业，但铺陈过多，见学而不见才，远不如他的山水诗精彩动人。另一类辞赋则是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之作的抒情小赋，在体制和技巧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传诵的名篇大多属于这一类。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沿用假托主客的传统形式，分赋雪、月，抒情言志，隽永清新，素为后世所称道。在这一时期，鲍照的辞赋成就最高。他的《芜城赋》描写兵火之后的广陵，通过掠夺前后的对比，以奇峭雄健的笔触抒发了人世沧桑的感慨。《舞鹤赋》《野鹅赋》《尺蠖赋》诸作，也都寄托深远。

宋、齐两代，最重要的辞赋家是江淹。他的创作，题材较之其他作家更为广泛，存留作品也比较多，如《待罪江南江北赋》《横吹赋》，都是南朝赋作中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此外，他的更加著名的《恨赋》和《别赋》，成功地掌握了社会上各个类型人物，运用惊心动魄的场景、形象，具体生动地描写了人世间普遍的离别愁恨之情。例如《恨赋》是写人在生死问题上的感慨;《别赋》是写人的离愁别恨。同是一种情绪，反映到不同的人身上，也各自不同。江淹根据他对各类人们的考察和体验，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们进行概括，并加以个性化，通过细节的描写去反映他们的心理活动。有时三言两语就能表现出各自性格的不同，而且都栩栩如生。这两篇赋所描写的内容都是人类共有的情感，所以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堪称联璧。

梁代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超过前代。当时的宫体诗人写作辞赋，诗、赋的题材、风格都无二致，绮语闲情，轻艳流荡。沈约是梁代有名的辞赋作家。他的《愍涂赋》《愍国赋》等篇，其风韵颇近于江淹;《丽人赋》一篇，许梿评为“曼声柔调，顾盼有情，自有六朝之隽”(许梿选评、黎经诰注释《六朝文絜笺注》)，内容形式都属于轻绮一派。他的《郊居赋》在南朝文坛曾享誉一时，但是今已失传。简文帝萧纲赋作存世较多，在南朝作家中仅次于江淹。其《晚春》《对烛》《采莲》《鸳鸯》诸题，又同时见于元帝萧绎或庾信早年的作品中，可见是当时文人的同题唱和之作。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多用五、七言句夹杂四、六言句，类似于诗、赋的混合。这种体制，谢庄的《山夜忧吟》《怀园引》已开其端，但此时应用得更为广泛，这在文体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陈代辞赋留存较少，以徐陵的《鸳鸯赋》较为清丽。

北朝辞赋，从现存作品来看，以由夏入北魏的天文学家张渊《观象赋》和高允《鹿苑赋》为最早。其后，李骞《释情赋》、袁翻《思归赋》等较有文学成就。一部分由南入北的作家更是为北方辞赋的发展兴盛作出贡献。最著名的是庾信的创作。此外，颜之推的《观我生赋》等，也推为名作。庾信辞赋创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他的辞赋早在南朝时就以绮艳传世，现存的如《春赋》《镜赋》等，被前人称为“品致疏越，自然远俗”(《六朝文絜笺注》)。晚年入北以后，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其中《枯树赋》纯用比兴手法，以树木自比，如用“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等拟人化的描写，引出自己身世飘零的慷慨悲凉，富于感染力。《小园赋》和《伤心赋》亦为自伤身世之作。《小园赋》，偏重写景，其中“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诸句平易如口语，在庾信辞赋中别具一格。《伤心赋》偏重于倾诉个人不幸，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平。他还有些赋艺术价值不如上述几篇，但在文学史上亦有一定影响，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二句，是唐王勃《滕王阁序》中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所本。而《哀江南赋》是他晚年辞赋的代表作。这是一篇用赋体写的梁代兴亡史和作者自传。从这篇赋中可以看出他对梁代的覆亡充满了悲悼和依恋之情。他在赋的前半，竭力渲染梁初的表面繁荣，对梁武帝不无溢美之辞。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出梁武帝及其大臣们一味崇尚玄虚，不顾现实中的危机：“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赋中对梁朝君臣纵容姑息侯景并在叛乱发生后继续采取错误的对策作了批评。他对那些掌握兵权的皇族不顾国难、互相火并的行径加以痛斥，特别对萧绎的忌刻和残忍作了尖锐的揭露：“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形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并指出萧绎在平侯景之乱后又专力于剪除异己：“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终于自取灭亡。赋中还写到江陵陷落后军民惨遭杀掠的情况：“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这些人“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许多人家骨肉离散：“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有的人被迫流落他乡，“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至于在战乱中被杀害的人，更是不可胜数，“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像这样生动而真实地描写重大政治事件而又深深浸透着作者的故国之思及对乱离中人民的同情的辞赋，确实很少见。这是此赋历来为人们称道的主要原因。

南朝辞赋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崇尚华靡，内容深刻而艺术上有所创新的不多。萧统《文选》选录作品详近略远，因而刘宋以后的赋仅录七篇，当出于这个原因。

注释

① 《管锥编》第四册第130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