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前期南方:学术融会与文风融通
元初南方的学术与文风都与北方明显不同。南宋的学术界，学派林立，除了朱学和陆氏心学最称显学外，还有吕祖谦的文献之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学派纷争是南宋学术界的突出现象。到南宋末，朱熹理学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由于朱学在南宋曾遭庆元学禁，待终于解除了学禁的宋末，儒者在欣喜之余，对于朱学多是风向景从。到元初，南方学者几乎无不以朱熹之学相标榜，达到“无敢疑二”的地步。元代的学术界，似乎是朱学的一统天下，但事实上，朱学并没有取得一尊的地位，元代学术的特点，是对各家的吸收和融会。我们可用学术的融会和文风的融通来概括元代前期南方的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
南宋后期，文学和学术的学派分野大致是：朱熹道学一派有他们的文学主张，也有文学实践，其代表人物有魏了翁、真德秀等。与他们对立的有叶适永嘉学派和他的浙东文派、由他推奖而兴盛的“永嘉四灵”，以及继“四灵”而起的“江湖诗派”。“四灵”是对江西诗派的反动。江西诗派在宋末为人厌弃，但并非销声匿迹，特别经过方回等人的改造，它在宋元之际尚历历有人。而陆氏心学与江西诗派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两者同是江西之学，不仅声气相通，也不仅仅是有着地缘关系，在某些方面还体现出共同的精神。不管从哲学上说还是从文学上说，这三派都是相互矛盾的。
朱熹道学一派与其文学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无须论证，因为此派学者和诗文家是同一部分人。他们在元代的后继者不多，宋元之际的金履祥是最突出的代表，此后便无接响。就文学说，真正对元代产生影响的，一是浙江地区的浙东文派、“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二是江西地区的江西诗派。
浙东文派在南宋末期的代表人物是陈耆卿、吴子良，在宋元之际和元初则有舒岳祥和戴表元。陈为叶适嫡传，再传吴子良，三传舒岳祥，到四传元初戴表元，其时融会文理成为时代要求，于是对元初文风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作用。这一派的散文主张，是由吕祖谦奠定的。吴子良《筼窗续集序》(《筼窗集》卷首)这样说：
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欲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逮至叶公，穷高极深，精妙卓特，备天地之奇变，而只字半简无虚设者。
到宋末，浙东文派有影响的是陈耆卿，其弟子吴子良用三句话概括其为文：“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筼窗集跋》)陈耆卿既重义理，又重辞章，取得了较大成就。浙东文派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都是针对南宋后期文理割裂造成文弊的纠偏，所以它对道学之文是批判的，有意反拨道学文弊，但矫枉过正，走向“奇诡浮艳”。这种怪奇的文风，在元初到元中期，和道学文风一样，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
经叶适倡导而兴起的“四灵”诗风，在南宋后期产生以后，实际上影响了晚宋到元初这一相当长时期，对元中期诗风的形成，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都是浙东人，都出自叶适门下，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叶适的文学思想。他们提倡唐体，是因为他们不满于江西派和理学派。他们以清新圆熟反对江西派的聱牙粗硬;以抒发一己之情，反对理学派的以诗明理。“四灵”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为江湖派所继承。《沧浪诗话·诗辨》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清人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也说：“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南宋晚期浙江诗风，基本是四灵的天下。当然，四灵诗风的影响决不限于浙江，它辐射南中国大半地区，但只有在浙江，它长时间占统治地位并对后世发生影响。
从这里，我们认识了浙东文派与四灵诗派的关系，这有利于我们认识元初到元中期诗文风气的衍变。
江西的情况不如浙江简明。我们认识江西诗派，最好把它放在江西学术的大背景上来看待。具体说，就是要把江西诗派与哲学上的陆氏心学联系起来看待，由此我们可以认识江西之学在精神方面的一致性。为了认识两者的关系，我们引陆九渊的一段话加以说明。他在《与程帅》一文中，历述从《诗经》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说：
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摄骚雅，而才力宏厚，伟然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兴。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彻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见于世若此者，如优昙花一现耳……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宠!①
他对江西诗派如此推崇颂美，决不仅仅是出于乡曲之情，而是江西诗派追求个性的精神，与其心学精神上的相通。元初江西诗派嗣响刘埙在《隐居通议》卷六引了陆九渊这篇文章，说：“象山先生以理学钜儒，评论风雅正旨，自是学者所宗。”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二者的相通。江西诗派虽然在宋末百弊丛生，但它追求个性，主张抒发作者之情的精神并没有错。与江西诗派、陆氏心学这种精神相通的，在宋末江西地区还出现了江西文派，其代表人物有杨长儒、刘辰翁。刘辰翁的儿子刘将孙是这一派的继承人，在元初影响较大。江西文派反对道学之文，反对萎靡无生气的科举程文，追求文章的个性特色，但矫枉过正，流于生硬险怪。虞集在《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中说：“故宋之将亡，士习卑陋，以时文相尚;病其陈腐，则以奇险为高。江西尤甚。识者病之。”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从江西地方文风这一角度说，是背离了欧阳修开创的江西文风。所以欧阳玄曾批评说：
……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为古也。窃怪近年江右士为文，间使四方学者读之，辄愕然相视曰：“欧乡之文，乃险劲峭厉如此乎? ”盖尝究其源焉：吾乡山水奇崛，士多负英气，然不免尚人之心，足以累焉耳。夫文上者载道，其次记事，其次达焉，乌以尚人哉!①
从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对江西文派有一定了解。尽管江西文派有此弊端，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江西学术的特点，因为在基本精神方面，它与江西诗派、陆氏心学是相通的。
江西诗派经宋元之际方回改造后，在元初仍历历有人。江西文派在元初有刘将孙，他对江西文派有所改造，对浙东文派有所吸收，在相互融会的时代潮流中，对元代文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宋末到元初诗文流派的承接延续，被蒙元灭宋的大震荡冲断。在当时天地裂变般的大变动中，南中国的诗文风格一下子惊人地趋同了，慷慨悲歌，壮怀激烈，战斗檄文，哀悼故国，百年衰弱的文风诗风为之一振，诗歌中普遍学习杜甫的精神，文章中激荡着前所未有的激情。在接下来的元代初期，人们又普遍地提倡融会百家，转益多师，模糊了流派界限，使得今天的研究者找不到、理不清诗风文风发展的线索。但事实上，在改天换地般的大变故逐渐平静下来以后，诗文风气发展衍变的线索还是清晰可见的。元初南方的诗文风气，依然是在宋末各派的相互吸收融合中形成的。
元初南方诗坛多浙江籍诗人，如戴表元、仇远、白珽、赵孟��等。他们诗风的底色，都是从四灵到江湖一路而来，只是经历宋元鼎革的大变故，他们都有了既多又深的人生感慨，目睹了故国的覆亡，人民的苦难。四灵和江湖内容贫乏、意境狭窄的缺陷被时代的浪潮冲掉，自然圆熟、清新淡远的风格保留下来，加上深沉的人生感慨和故国之思，而元初仕、隐两难的处境，又使他们追求魏晋诗的境界。元初浙派诗人的诗风，就是这样衍变而来。倡导宗唐和复古，就是其本色的表现。戴表元、仇远是这种诗风的有力倡导者。 而赵孟��以他特殊的贵族身份以及涵育而成的谨重性格，由此而获得的高度的文化修养，在易代之际比一般人更深、更难以言说的身世家国之感，由此而形成的他特殊的敏感。他写出了更能体现这一时代特点，具有更高艺术成就的诗篇，使他的诗文不仅代表了元初南方的诗文成就，也昭示了元诗的发展方向。所以，今天的研究者说，是他开了元中期诗风之先河。
方回作为江西诗派的护法和救弊者，在阐扬江西诗法的同时，倡导学习杜甫和陈与义，引导人们关注现实，学习他们反映动乱现实，伤时抚事，苍凉悲壮的诗风，而又继承江西学术和江西诗派注重个性、注重抒情的好传统。元初江西诗文作家吴澄、刘壎都沿此一路而下。元初江西诗学，逐渐从主宋向宗唐演变，这是元初诗风文风相互融合吸收的表现，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元初各家都提倡不名一家、转益多师，方回和戴表元都是有力的倡导者。元代前期，在融会和趋同中，元代诗风逐渐形成。
元初散文风格，以融会文理为时代风尚。道学派之文和江西派之文两个极端的文风追求都向折中的浙东派靠拢，于是在融合汇通中趋同。这一逐渐趋同的过程在元前期。欧阳玄《雍虞公文序》说：“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倔强，下者萎靡，时见旧习。”(《道园学古录》卷首)说明元代前期是各派文风逐渐趋同和元代文风逐渐形成的时期。
对南宋后期诗风文风演变状况的追述，使我们对元初诗文风气的发展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注释
① 《复程帅惠江西诗派书》,《象山先生全集》卷七。① 《族兄南翁文集序》,《圭斋文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