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言小说·明后期文言小说
到了万历朝，小说选集成批出现。马大壮采摭历代史籍中的怪异故事编成《天都载》，又附有考证，显示了以治学为主的编纂宗旨;虞淳熙的《孝经集灵》集中展示行孝得善报的故事，素材来自《孝经》等书;焦竑(1540—1620)编撰的《焦氏类林》将采录的各书片段分59类，时人特别推崇其“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历然”(李登《焦氏类林序》);焦竑之子焦周也从前人史传杂书中采撷新颖之语，及闻见故事可资谈噱者编成《焦氏说楛》;施显卿的《古今奇闻类记》分天文、地理、五行、神佑、前知等16门，均取材明人笔记及方志杂传，以怪异之事居多;朱谋的《异林》分42目，内容选自群籍的古今中外人世间与自然界中各种奇闻逸事，均注有出处;余懋学的《说颐》共352条，每条征引历代史传稗官中相类或相反二事，且均有作者自拟四字标题，末又附以论断，颇有点化功夫、格物致知的意味。此时又有人专编小说类选集，陈继儒从前代小说集中取材，罗列了自轩辕以下七十二神仙的故事编成《香案牍》;陈诗教从各种典籍中摘出与花有关之故事按时顺排列，编成从三皇五帝直至明代的花故事大全《花里活》;蔡善继将《太平广记》中“定数”一门及相关内容按序抄录编成《前定录》; 张凤翼从前代史书与小说中采录各种传闻轶事及议论，又附以近闻编纂成《谈辂》。上述作品都处在从治经史到编小说选集的过程中，编纂者都是当时名士，又以江浙人士居多，文化发展的地域优势在这里也同样有明显的表现。
从万历朝开始，“世说”类作品渐多。慎蒙的《山栖志》取材史传与稗官野史，记六朝以来历代名士言行，内容偏重于隐逸山林、纵情诗酒一类。它未分门类，但已叙及本朝人却是一个突破。此后的曹臣《舌华录》中明人轶事隽语就占了一定比例，这部作品从《世说新语》至明的史籍、笔记中撷取清言隽语，分慧语、名语、豪语、狂语等18门编辑。郑仲夔的《清言》与此相类似，分类体例则全依《世说新语》，但编撰宗旨却偏重于“言”且崇尚纪实，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着力于描摹明代世态人情，有的还写得饶有风趣。此时，有的作品开始以叙述本朝名人轶事为主，甚至专叙本朝之事，如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焦竑的《明世说》(已失传)《玉堂丛语》等。这种逐渐趋向现实的动向在杂俎、札记类作品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万历朝杂俎笔记类的作品内容都较驳杂，或讲论神鬼怪异，或叙述逸闻琐事，或评论诗文、考证典籍，寓言小品时见，议论考述铺陈，偶尔也有传奇纪事搀杂其间。总而观之，它们较强调纪实性，内容极为广泛，不少作者又常有感于世事而作。娱乐也是一些作者的编撰动机，或自娱，“聊舒闷怀”(叶权《贤博编题记》)，“以寄岑寂逍遥之况”(朱国祯《涌幢小品序》);或娱人，“可资抵掌”(朱孟震《汾上续谈引》)，“猥杂街谈巷语，以资杯酒谐谑之用”，令“厌常喜新者读之欣然”(李维桢《耳谈序》)。
《鸳渚志余雪窗谈异》是万历朝较早出现的传奇小说集，共含30篇作品(两篇存目无文)，所述基本未超出嘉兴府一带，极富地方色彩。该书如明初传奇小说般讲究文采，行文骈散相间，喜好用典，也常羼入诗词文赋，有些篇章还干脆模仿《剪灯新话》;同时情节简单而又好作因果报应之谈，劝戒意味较为浓厚。这部小说集有十余篇作品后来被《国色天香》等多种流行较广的类书所收录，影响了后来传奇小说创作。稍后，又有《觅灯因话》。作者邵景詹自称受《剪灯新话》影响而创作，但其艺术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最醒目的区别之一，是朴实地叙事，少有诗赋羼入，作者重视情节交代的清晰与人物形象的刻画，并不有意追求文采斐然。其二是单纯的搜奇志异与驰骋文笔开始让出了主流地位，这标志着进入万历朝后，文言小说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变化。
万历朝是传奇小说创作的繁盛时代，作者骤然增多，著名文士占了多数。陈继儒的《李公子传》与胡汝嘉的《韦十一娘传》都沿袭唐宋传奇格式，前者以李卓经历与心态斥责沿科举之途攀爬的进士“措大骨相”与“村鄙可笑”，后者叙奇异故事，描写了女侠出神入化的剑术与非凡经历。然而万历朝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氛围毕竟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传奇创作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作者开始将目光从帝王将相、名儒名妓或神仙佛祖转至普通百姓。耿定向创作《二孝子传》就以两个普通人为传主，本意是表彰孝子的尊长与至孝，但无意中却透露了当时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人情淡薄乃至骨肉相残的事实。袁宏道以家中四个仆人为《拙效传》的传主，通过日常生活中普通小事刻画其拙朴之态，笔调虽调侃，却丝毫不见居高临下的鄙薄之情。袁宏道的《醉叟传》与袁中道的《一瓢道士传》，传主甚至是连姓名都不清楚的普通人。这些作品组合成万历朝传奇创作的新动向：作家不仅已面对现实，而且还将目光渗透到社会生活细微深处。传奇创作渐成风尚时，作品数量最多与影响最大的当数宋懋澄，他的《九龠集》与《九龠别集》共收文言小说44篇，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且时代特色鲜明的篇章。《葛道人传》描述万历二十二年(1543)苏州市民反抗矿使税监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并表现出对葛成与苏州市民的同情。描写爱情、婚姻的《珠衫》与《负情侬传》也同样脍炙人口。前者以明中后期繁忙的商业活动为背景展开人物的矛盾冲突以及商人家庭生活的状况，展现了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传统家庭结构以及道德人伦的冲击与腐蚀;后者同样也突破了原有创作格局，篇中封建势力压迫确是酿成杜十娘悲剧的重要因素，可是关键时刻致她于死地的却是金钱。这些故事都展现了明中期后商品经济的发达所引起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此时，专题性类书日益增多，较纯粹的大致有以下几类：摘编历朝剑侠故事如周诗雅的《剑侠传》与《续剑侠传》等，广采道教、佛教典籍以及前代小说而编成的洪应明的《仙佛奇踪》与有罗懋登作引的《搜神记》，笑话集如江盈科的《雪涛谐史》、许自昌的《捧腹编》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集中为妓女立传的如梅鼎祚《清泥莲花记》，以及反映病态世情的张应瑜的《杜骗新书》与托名唐寅的《僧尼孽海》等，它们也是万历朝创作兴旺发达景象的组成部分。
到了明末天启、崇祯朝，引人注目的是冯梦龙(1574—1646)编纂的《情史》与《智囊》。《情史》共收作品八百七十余篇，除个别篇章为编者自撰外，其余均辑自历代笔记与小说。冯梦龙以“情”为编选主题，并通过对素材的分类编排以及某些故事后的批语，突出了“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的宗旨。冯梦龙响亮地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的口号(《情史序》)，批判矛头直指程朱理学。这些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说”与袁宏道的“性灵说”相通，实为同一社会思潮在小说领域中的反映。《智囊》(修订后名《智囊补》)也是小说专题选集，内含明以前子史经传与野史丛谈中摘出的与“智”相关之故事近两千则，编纂宗旨则是“感时事之棼丝，叹当局之束手，因思古才智之才，必有说而处此，惩溺计援，视症发药”(梅之焕《智囊补序》)，而与《情史》相仿，编纂者通过分类与在故事后加批语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冯梦龙的议论多针对明末政治弊病，表现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倾向，以及对封建尊卑制度与等级观念的批判。《智囊》与《情史》体例相仿，而且都为后来的拟话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阶段新出的小说选集还有不少，如江东伟摘录前人书中神仙鬼怪之事编成《芙蓉镜孟浪言》，支允坚用类似的手法编成《异林》，钟惺收集唐宋以来类书中笑话编成《谐丛》。又有编辑者不详的《五朝小说》，分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皇明百家小说四部分，每部分又分传奇、志怪、偏录、杂传等门类，共选录传奇、志怪及杂史笔记近五百种。秦淮寓客编辑的《绿窗女史》也是颇有影响之作，它收录历代有关妇女之作品，分10部45门，前9部收历代著作150种，既含大量唐宋元时传奇小说，也有明代人著述。尽管书中各篇主旨与思想各不相同，但集中围绕妇女题材编纂大型丛书，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在明末启蒙思潮影响下，人们已经开始对妇女问题表示重视。
可是，此时文言小说创作显得较为平淡，仿佛在万历朝登上高峰后，突然失去继续攀登的动力与热情。如果综合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两大系列作整体考察，这一现象也不难得到解释。在万历朝后期，通俗小说地位迅速上升，一些文人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同时也出于对传播面与社会影响的考虑，创作时便以通俗小说为首选对象。其实，从明万历朝到清王朝灭亡的三百年里，在小说创作内部基本上都维持着文言小说不敌通俗小说的态势，唯一的例外是清初《聊斋志异》的问世。很显然，这是明清鼎革之变时剧烈的社会动荡转化而来的强大动力所致，才会有这样的特例出现。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它是广大民众的文学体裁的这一优势越发强劲，而文言小说由于本身的局限，其式微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