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诗歌·北宋中后期——苏、黄时代

1.东坡体与苏门

苏轼的诗现存两千七百余首，以数量而言，北宋诗人无出其右者。其内容海涵地负，风格多姿多彩，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和主要特色。苏轼精研前代诗歌，融会贯通而自立规模。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庄、屈到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从孟子到韩愈的诡异奇险，以及韩愈以文为诗的作法，他都兼收并蓄。晚年又喜欢陶渊明的冲淡高逸、柳宗元的峻洁孤傲。他的天才和学养，使他作诗得心应手，纵横驰骋，变化无端，形成一种独具“宋调”特质的诗美范式。严羽批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苏轼当属于“诸公”之列。严羽称苏诗为“东坡体”，称苏、黄诸公诗为“元祐体”，认为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

苏轼是千古奇才，其诗一如其人，道大、思深、才高、语奇。举凡社会历史人生之一切，都是他的诗材，而他的诗意，往往比较深至、渊博，不仅代表着当时中国人的智慧水平，而且对后人永远具有感染和启迪价值。比如对人生与生命的性状、形态、品质、价值等诸多问题的逐次叩问乃至终极思考，就是他诗中长存的话题。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自得”就是有自己的心得。苏诗中对人生的长与短、乐与悲、得与失、荣与辱、离与合、出与处、富贵与贫贱等诸多问题，都有深切的彻悟和表述，并进而在诗中展示他诗意的生存态度：进取、独立、随缘。这是儒、道、释家生命哲学之要义，是中国古典人文智慧之精华。苏轼的诗与人生，就在这样的哲学境界中“栖居”着，舒展着，美丽着，行走坐卧饮食男女无不是诗。比如喝茶这样的日常生活，他就有《汲江煎茶》那样美丽的体会和描述。生活和诗，在苏轼这里都文人化、艺术化了。

在宋诗中，苏诗之风格最为丰富多彩，有雄健有婉转，有豪放有深微，有清新有秾丽，有平淡有奇幻，有自然有工巧，有庄重有诙谐，随心所欲、纵横挥洒而又法度精严。前人对苏诗称颂备至，然而每一种评论都不能概括其全部。他的诗各体兼擅，诸法皆能，“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天才总是超常的，普通的生活在苏轼笔下就是艺术，就是趣味;普通的诗法在苏轼手中就显得精良高妙，别出心裁;普通的话语在苏轼诗中往往就是警句格言。苏诗是宋诗乃至古代文人诗的一种优秀范式。

在苏轼周围，有一个以“四学士”、“六君子”等人为骨干的文人群体，他们尊苏重道尚才好友，以文学活动为联谊的主要纽带而集于“苏门”，互相学习和促进，形成了后人瞩目的元祐文坛繁荣盛况。以诗而论，他们学苏而不囿于苏，风格各异。这与苏轼不求一律、尊重个性的宗风懿范有很大关系。比如秦观早期诗“清新婉丽”(王安石《回子瞻简》)，“似小词”(《王直方诗话》)，后期诗则“严重高古”(吕本中《童蒙诗训》)，“亦豪而工矣”(严有翼《艺苑雌黄》)。其中不无学苏痕迹。苏辙、张耒学苏之自然平易，晁补之学苏之高逸俊迈，而又各具风格。

2.江西诗派

苏轼之后，宋代诗坛形成了声势最大、流行最久、影响最深远、最能代表宋诗风貌的江西诗派。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之宗主，他的诗深得时人和后人称许。苏轼曾称黄庭坚诗为“庭坚体”(黄诗《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陈师道说自己“一见黄豫章”，就把多年所作“数以千计”的诗“尽焚”之，转而学黄(《答秦觏书》);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5人以黄为首，并在序中说：“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江西宗派，其原流皆出豫章也。”严羽《沧浪诗话》列“江西宗派体”，又列“山谷体”，认为宋诗自苏、黄始自立，“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刘克庄说：“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诗派·黄山谷》)宋末元初，承继江西诗派的方回提出：“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

黄庭坚诗名与苏轼并称。在苏轼之后，他的诗成为诗人们学习的主要范型。就内容而论，他的诗偏人文而少山水，轻教化而重性情，远凡尘而近道、释，鄙俗意而尚雅趣。他的诗学观念有崇古重学、尚雅反俗、求新好奇等倾向。其诗风独特，比如文学史家常常关注的“老健瘦劲，洗剥枯淡，深折透辟”^①等。黄诗今存近两千首，其中律诗较多且多佳作，最能体现他的风格特色。他作诗很注重创作技巧，倡导“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无斧凿痕乃为佳”(《与王观复书》)。这是对老庄哲学的诗学阐释。他还提倡 “无一字无来处……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还有“夺胎”、“换骨”之说(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引述)。他的这些主张以及资书为诗的做法，在当时及其后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被视为江西诗法，学者众多，讥评亦多。

陈师道是彭城人，却被视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其诗风确与黄诗有许多近似之处。他在《答秦觏书》中说“仆之诗，豫章之诗也”。他主张学习杜甫诗，但认为学杜须从学黄入手。他创作态度严谨、苦心锤炼，所以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病起荆江亭即事》之八)之论。他的诗“个性鲜明，风骨磊落，意境新而雅，文字简而妙”，但“往往因为用意过于曲折，造语过于生涩，而损害了艺术的完整性”(程千帆《两宋文学史》)。

江西诗派是个松散的诗人群体，并无组织体系和集体创作方式，诗人们的身份、地位、年辈、才华、成就各异，甚至并不都是江西人。吕本中判定江西诗派的两条重要依据，一是同情元祐旧党，仕途失意者;二是学习黄诗者。江西诗派这个概念不仅多得到时人和后人赞同，而且追随者众多。所以这个流派的地缘含义日渐淡化了。南渡前后，江西诗法成为诗坛主流，而在南宋时期，江西诗法成为许多诗人步入诗坛的门径。

另一方面，诗派毕竟不像宗教派别那样门禁森严，任何诗派都只具有某种创作风格和方法的启示意义，而没有严格的约束力。学习者自由学之，学而入门，出而自立，如同学习书法，必临摹而入门，必自立而成家。被后人视为江西诗派者，许多人都曾探索过自己的诗法。比如吕本中的“流动圆活”(《瀛奎律髓》卷一)，徐俯的“对景能赋”(曾季貍《艇斋诗话》)，韩驹的“遍参”诸家而又“非坡非谷自一家”(王十朋《陈郎中公说赠韩子苍集》)，曾几的“清劲雅洁”(《瀛奎律髓》卷一)，陈与义的“由简古发秾纤”(罗大经《鹤林玉露》)、“恢张悲壮”(《瀛奎律髓》卷一)等等。或许由于陈与义的诗更多独创性，成就较高，严羽称之为“简斋体”(《沧浪诗话·诗体》)。方回将他与黄庭坚、陈师道并称为江西宗派之“三宗”，而后世文学史家也多以陈与义为南渡之际最可称道的诗人。

注释

① 吕肖奂《宋诗体派论》第135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