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先秦历史散文·《春秋》和《左传》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历史散文·《春秋》和《左传》

“春秋”原来泛指上古各国史书(墨子自称曾见“百国春秋”)。由于孔子利用鲁国的史籍写成他的一部个人著作,后世专指孔子之书为《春秋》。这本书的起讫年代(前722-前481)被称为春秋时代。

《春秋》是一部历史大事记,只有一万六千五百余字,然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经学史上,它是五经之一,西汉时甚至成为行政和司法的原则,有的官吏竟援引《春秋》以决狱讼。在史学史上,它是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大纲,以鲁史为线索,全面地记录了242年间中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重大活动,逐年逐月,没有间断,而且准确可信。较之资料汇编性质的《尚书》前进了一大步。孔子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间史学家。

从文学史看,《春秋》还不能算散文,仅有句而不成篇。记事极简略,最短者仅一年一字(隐公八年,螟),最长的一年四十余字,所以有人认为是“烂断朝报”。但仍对后世散文有积极贡献。第一、创立了所谓“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委婉地给人物和事件以恰如其分的评价,通过“微言大义”,“寓褒贬,别善恶”。如“郑伯克段于鄢”,用六个字记录并评价郑国一次内战。据《左传》分析:“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同样记战争,有侵、伐、入、袭、克、取、平、救、围、还、败、败绩……等区别。同样是杀人,杀有罪曰诛,无罪曰杀,下杀上为弑。同样是死亡,卿大夫为卒,诸侯称薨,天子称崩。这本是当时史官的传统,经孔子发扬光大,为后世进步史学家和文学家所继承。第二、言简意赅,用词造句精确有序。如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句,先听觉,后视觉,找到落地之处,再计其数。“六鹢”句,先粗看天上有六点黑点;再细看,原来是鹢鸟;仔细瞧,竟然是退飞;继续盯着看,它们到底飞向何方,经过宋都才不见了。如此细密地观察和描述,不仅对后世记事文学、而且在自然科学考查史上也树立了榜样。

《春秋》写成之后,有不少人为之作注释,当时称为“传”。今存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三传,统称《春秋三传》。本节先介绍《左氏春秋传》。它又名《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因为作者是左丘明,故名。历代学者对此常有怀疑,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还是维持左丘明的著作权。他是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辈,年代稍晚,故记事虽与《春秋》同时开始,而结束却晚于《春秋》13年。此书以《春秋》为纲,逐年加以补充,详记孔子所略史实。如《春秋》仅有“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左传》则详详细细写成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全书约二十万字,篇幅比《春秋》扩大十几倍,已不再是标题新闻摘编,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也是成功的历史散文。

左氏十分尊重孔子,处处以孔子之是非标准来评价历史,但也有差异。一、孔子尊王贬霸,左氏对周天子十分冷淡,写五霸皆虎虎有生气。二、孔子尊君贱民,“为尊者讳”;左氏则表现出明显的民本思想,对于失民心之君(如鲁昭公),批评毫不留情。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左氏相信鬼神、卜筮,记录了不少迷信活动,但又主张民为神之主,似乎天和神也要服从民意。

《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擅长写战争。春秋时期,列国纷争,战乱频仍。《左传》所记述数百次,重点写其中五大战役,轰轰烈烈,历来备受称赞。写小的战斗也各具特色,生动突出。作者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描述,总是力图深入揭示战争的酝酿经过,诸多矛盾的形成与激化,或胜或负的经验与教训,使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晋楚城濮之战,是两大国争霸的第一次较量。从晋文公整顿内政写起,如何训练士卒,慎择将帅,严肃纪律,确立忠信观念等等。接着扫清外围,既而展开争取齐、秦的外交活动。待到两军对阵,晋文公克服攻击前的犹豫,进行正确的部署。楚军主将子玉骄而无礼,求胜心切。结果,晋军得胜,楚军大败。文章最后总结说:“君子谓是役也,能以德攻。”即所谓“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这也是左氏对待当时许多战争的基本态度。

小的战斗如齐鲁长勺之战。作者首先注意靠什么打仗的问题,靠祭祀神灵和小恩小惠都不行,只有诚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才能有战胜强敌的群众基础。然而仅仅道义还不够,必须讲究战略战术。要避其锐气,击其衰竭,要仔细考察地形,正确判断敌军虚实,选择适当时机发动进攻和追击。《左传》十分欣赏其中关键人物曹刿,对他的言语、动作、神情、心态,指挥若定的气派,有非常具体的描写。这个故事《国语》和《管子》都有记载。二书都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写人,其文学性比《左传》差得多。

第二,精心描述政治纷争尤其是政变。据司马迁说,《春秋》记弑君36次。《左传》对其中最重要的十几次作了详细的记述。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得手的政变。如齐国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左传》中这段文字并不长,但情节紧张,曲折多变,富于戏剧性。二是失败的政变。如晋灵公谋赵盾。灵公暴虐,久失君德,把执政大臣赵盾视为眼中钉,刺客受命入室行刺,却自杀而不从君命;养甲士设伏围攻,却有人临阵倒戈;人无可使,至于用犬,足见其失道寡助。赵盾恭敬爱民,忠于国家,不顾个人安危,故能得道多助,遇难呈祥,化险为夷。后世戏剧有《闹朝扑犬》等,即演义其事。第三类是渔翁得利的政变。如楚国子干子皙发动政变,楚灵王被迫逃亡在外并自杀,公子弃疾趁机故意制造混乱,弄得子干子皙惶惶不安而自杀,弃疾坐收渔利,取得政权。这些政变,头绪纷繁,矛盾错综,人物众多,斗争紧张。作者能抓住要害,剖析其因果关系,以大人物为中心,以小人物为陪衬,写来有条不紊,重点突出,疏密得当,技巧很高明,为后世史传文学和历史小说提供了经验。

第三,有意识地刻画人物个性特征。由于采用编年体分年纪事,《左传》还没有后世那种人物专传,而是通过分散在不同时间的言行从而展示其品德和性格。大致可分为累积型和闪现型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某些国君和著名的卿大夫,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鲁昭公、宋子产、晋叔向、齐晏婴等人物,大致属于累积型。所谓闪现型,即通过一时一事或一言一行,显现其不凡的见识和卓越的人品,虽然在历史上一纵即逝,闪烁而过,但由于有《左传》的生动记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鲁国平民军事家曹刿、晋国不争功的介子推、郑国爱国商人弦高、齐国舍身救主的逢丑父、楚国的野心家白公胜、宋国的和平主义者向戌、吴国的学者公子季札、虞国的贤臣宫之奇,还有些小人物如刺客专诸,宦者寺人披,女性如楚邓曼,晋骊姬,秦怀赢等等,不胜枚举。

第四,《左传》的叙事不限于纯客观地有闻必录,而是试图探索历史演变的必然性。美国学者王靖宇对此指出:“显然不仅仅是对一系列事件的罗列,它还意味着一种尝试,即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其手法多样,以实录为主而又富于想象。作者善于捕捉细节,力求真实准确,以体现典型环境中的突出性格。如写卫献公返国途中对欢迎者的不同态度:“大夫逆之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表情的微妙变化,可见此人政治气量狭小,对他人斤斤计较。又如,写晋将先轸之粗犷,因晋襄公误听母后之言而释秦囚,放虎归山,先轸竟在朝廷上大发雷霆,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不顾而唾! ”几句话,一个动作,把这位忠直而刚强的将军个性展现得活灵活现。为克服分年记事的限制,力求故事的完整性,《左传》往往采用追叙补叙,以“初”字插入往事。有时在前面留下伏笔,若干年后又有照应。可以看出作者在结构上针线细密,颇具匠心。

古代史家常指责《左传》“好奇”。这主要是指作者每每通过神奇的故事甚至想象的手段,来增强情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如成公十年,晋平公梦恶鬼,向他索命报冤;请来秦国名医,又梦见二小儿为避开名医之针与药,深入膏与肓之间。还有桑田巫为之释梦,小臣梦负日,终于被指派殉葬等等,一系列的梦境,令人毛骨悚然,如读志怪小说。这些素材可能取之于当时的民间传说甚至巫史记录,但是把它们提炼加工,有机地融入《左传》之中,不隔不赘,平添意味,乃是左丘明的功劳。

第五,关于《左传》的记言文。

最为后人称道的首先是行人外交辞令。如僖公三十年,郑烛之武退秦师,着重剖析秦、晋、郑三国利害关系,强调亡郑无利于秦,反能有利于秦之宿敌晋国,保存郑国对秦国有益而无害。说理周密,委婉动听,因而打动秦穆公立即退兵。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聘晋,馆舍较小,子产竟拆毁院墙。晋人怒而指责,子产据理回答,指斥晋国之傲慢,力陈小国之无奈。晋方无言以对,只好道歉。子产这番言辞,把无理之举说成有理,为小国出气,后来得到孔子的称赞。此外如楚屈完对齐君,鲁展喜犒齐师,晋阴甥对秦伯,都是在紧张的战阵之际,弱者依靠辞令对付强者,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终于缓解矛盾,保存国家尊严和外交体面。皆精心结撰之名作,不可能是当时的实录。

其次是臣下谏说之言。如僖公五年,虞宫之奇谏虞公假道于晋以伐虢,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关系,后来成为成语。桓公六年,随季梁谏追楚师,告诫小国之君切勿轻敌。这些都是历来传诵的名文。至于晏婴论和与同,师旷论“君”,师服论“名”等,已是成熟的专题论文。《左传》常用“君子曰”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是后世史论之始。《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即效法其体例。

作为叙事文学来看,《左传》是第一部成功之作。既有重要的地位,也必然还存在不足。由于它语言过分求简,拘守按时代分散叙事体例,以及拼接利用旧史料时剪裁太多,以致有些故事情节不够完整,事件原委交待不够清楚,人称前后不一,倘无后人批注,竟不知某某即某某。这都表现出由史官的群体记录到作家的个人融会贯通的过渡性。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后世遂有《左传纪事本末》《左传事纬》之类著作出现。

注释

① 孙绿怡《〈左传〉 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② 王靖宇《左传与中国传统小说论集》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