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人们一般把清代的历史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即清初(顺、康、雍)、中期(乾、嘉)和晚期(道、咸以降)，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对应这三个历史阶段。王国维对清代学术演变的把握就是按照这三个阶段来划分的。他指出：“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多为经世实学，乾嘉之世则经史小学专门之学兴起，道咸以降又变为今文经学和边疆史地之学。这三个时期的学术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其间有三位开创性的学者：顾炎武、戴震、钱大昕①。王国维对清代学术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的把握应该说是相当精到的。
与王国维的看法有所不同，梁启超把清代学术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他的落脚点是“考证学”，因为“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梁氏认为，清代的考证学作为一种时代思潮，经历了“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个时期。其间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顾炎武、胡渭、阎若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康有为、梁启超;俞樾、孙诒让。在梁氏看来，这四期学术史的演变主要受政治的影响②。梁启超身兼清末民初政治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他对清代学术与政治变化的风云际会有很强烈的感受。
对于清代学术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的认识，主要是按三条线索来展开的。一条是学术史的线索，根据学术自身发展的情况来划分清代学术的阶段并概括其特点，如上述王国维的看法。一条是政治史的线索，学术发展的阶段性直接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如梁启超的有关分析。另外，根据社会性质的不同，将清代学术文化与文学划分为“清代”和“近代”，也属于按政治史线索的分期法。第三条线索是经学史的线索，就是把学术的发展变化归结为经学的发展演变。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由于其官方正统性和意识形态性，一直处于学术的主导地位，清代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经学在清代也是“集大成”，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只要看看《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大量经学著作，就足以显示清代经学的繁盛。因此，清代经学的分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左右着清代学术的分期(尽管按今天的学科分类，经学史可以归入广义的学术史，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清代学术史与经学史存在着一定的重合或重叠。
经学史家皮锡瑞曾概括指出，清代经学凡三变：清初，汉学萌芽，汉学与宋学不分，未立门户，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盛，推倒宋学，说经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复兴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讲微言大义，是为西汉今文之学①。皮锡瑞在清末“是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②，范文澜认为他的“这种分法，大致是对的”③。清代经学史的阶段性演变，是围绕汉学和宋学之争、今文与古文之争而展开的。虽然清代和近现代有人(如龚自珍、汪辟疆)不赞同汉学的提法，主张把清学从汉学中分离出来④，但我们认为汉学与宋学之争是贯穿清代经学史的一个事实，它不仅影响着清代学术史的发展，也影响着清代文学的发展。
清代文学的阶段性在相当程度上与学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同步。就大的分期而言，清代文学可以按历史的自然段落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①，这种分法，仍然把清代文学看做如前代(唐、宋、元、明)文学一样是一个整体。不过，学界更通行的分期则是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以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为界，把清代文学分为清代和近代两大部分②，两段论的分期，虽然符合历史研究中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划分，但人为地把一个完整的朝代的文学按社会性质一分为二，似乎有些不妥。其不妥有二。一是有些作家的归属出现问题，有些通常被划入近代的作家如龚自珍，其主要文学活动与成就是在1840年以前完成的，不宜归入近代③;二是从清代文学的书面语言形式(文言文)和主要诗文文体看，晚清文学与清前期和中期文学并没有本质性区别，尽管有所谓“我手写吾口”的“诗界革命”等文学革命，但因文学史的分期有其自身文学性的规定，不必把晚清文学独立为近代文学。如果硬要分出一个近代文学的阶段，那断限放在19世纪80年代(光绪以降)比较合适一些。
清代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同步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上。以“理学”为手段的思想控制与以文字狱为手段的政治高压，既压抑了学术研究的批判性和独创性，又削弱了文学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④。经世致用，既是清初文学和学术转向的时代精神，又是晚清经今文学的崛起和文学革命的思想武器。清中期经世致用氛围的消退，则引起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与文学复古思潮的蔓延。
清代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同步性还体现在两者的成果形式和成就上。清代文学的辉煌产生于清中期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的文学巨著，而清代学术的巅峰集中于乾嘉时期，如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全史考证，以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为代表的文字训诂等等。就清代文学史各阶段的文学成就总体讲，清后期不及清中期(参看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第8编“概说”);就清代的朴学而言，晚清学者对乾嘉诸老有一种高不可攀，不可企及的感受①。
清代文学与学术的同步发展，还在于学术精神与文学精神的统一。比如同生于清代盛世的曹雪芹和戴震，就分别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对封建礼教与程朱理学的腐朽性进行了深刻而强烈的批判。在清代后期，学术路径与文学思想都向通经致用转换时，魏源就力图“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②。文学与学术的一体化在清代表现得比前代更为明显。
清代学术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存在着许多同步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不同步的现象，其表现之一为学术与文学的分离，学者对于文人的批判。清初开一代学风的大学者顾炎武批评文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号为文人，不足观矣”③。他主张，一切文章如果与经学和经世无关，就不必去做。清代部分朴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鄙视文学的倾向。到了乾嘉朴学领袖戴震时，“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最后导致经说与文辞的“分途”④。清代学术与文学在有些情况下是按照各自的轨道去运行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分途”。
清代学术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不同步还表现在相同的历史阶段各自的成就不平衡。如乾嘉考据学远胜过晚清考据学，但乾嘉时期的诗歌创作则远远不如晚清①。因此，清代文学与学术文化的阶段性发展，实际上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关系。文学史发展的阶段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学术史或政治史发展的阶段性。
注释
① 《观堂集林》卷二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二册第582—58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② 参见《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至四章《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上中下)》,《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第2页、第103—1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① 参见《经学历史》卷一○《经学复盛时代》第341页,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② 张舜徽《清儒学记》第362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③ 范文澜《经学讲演录》,《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④ 龚说参见周予同《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6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汪辟疆云:“乾嘉经师,固尝尊汉学,而惠、戴、段、王,实不相袭,故不曰汉学而曰清学。”(《汪辟疆文集》第2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① 如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第8编;汪辟疆也把清代诗学分为康雍、乾嘉、道咸以降三期,参见《汪辟疆文集》第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② 如游国恩和袁行霈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的《清代文学研究》,“清代,是指自1644年清兵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凡196年”,而1840年以后的晚清则归入《近代文学研究》。③ 参见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第8编第四章第四节。该书把龚自珍划入清中期,而不是近代。这个问题不断被人提起,如祁志祥《龚自珍、魏源思想的时代归属》说,“将龚、魏二人的思想归属于近代是严重失当的”(《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1月1日第6版)。④ 章太炎《检论·清儒》指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参见《章太炎全集》(三)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第323页指出:“道咸以下,斯风渐替,学者乃以纂录辑释相高,徒为人役。仰视乾嘉以上诸儒,如在天际矣。”② 《两汉今古文家法考叙》,见《魏源集》第15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③ 《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条。④ 章太炎《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三)第475页。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云:“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亦多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第8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汪辟疆认为:“乾嘉之世,为有清一代全盛时期,经学小学,俱臻极盛,而诗独不振。”清诗形成自己独特面目是在近代,“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寂寥可知”。见《汪辟疆文集》第279、282、2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