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明清科举与士风
科举是从隋代正式形成的考试选拔制度，历唐宋愈益完善。明朝开国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诏令开科举，翌年二月正式举行首次会试，从此确立明清两代科举的制度形式。其考试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②。考试文体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明代科举不同于唐宋的实质在于相应的官吏擢用制度。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明史》卷七○)这就彻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径，将士人统统驱赶到科举一途上来。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看，明代一科取进士少则几十名，多也不过三百余名，清代略同。两朝人口较唐宋时代剧增，而取士名额不增反减，使得本不宽敞的科场变得更加拥挤，竞争也格外地残酷。袁枚说“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无甲乙，无目，其途甚隘。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①，这的确是明清科举的实情。
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颁布《科举成式》，规定经义所据注解，调整考试科目，二场在原有的论一道上又增加了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由原先的策一道变为经史时务策五道，明显增加了实用文体的分量。这样，除初场试经义四道、四书文三道外，后两场主要考察的是公文写作和综合知识，强化了科举的务实倾向。这种改革原出于崇本抑末的动机，所谓“先之经术以询其道，次之论判以观其学，次之策时务以察其才之可用。诗赋文辞之夸乎靡丽者，章句训诂之狃于空谈者，悉屏去之”②。但对举子来说，最关键的仍在于首场的八股文。钱大昕说明代“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③，考官阅卷往往也只看首场三篇四书文。清代照旧，“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④，首场不售，后两场再好也白搭。而八股文体式之严、考试之难，则诚如彭蕴章所说：
前明以制艺取士，立法最严。题解偶失，文法偶疏，辄置劣等，降为青衣社生。故为诸生者，无不沉溺于四书注解及先辈制艺，白首而不暇他务。⑤
更兼八股文的写作过程缺乏抒发性情和随意挥洒的乐趣，故人称“磨难天下才人，无如八股一道”⑥，而八股文的学习对士人来说就成为人生莫大的痛苦：
人生苦境已多，至我辈复为举业笼囚。屈曲己灵，揣摩人意，埋首积覆瓿之具，违心调嚼蜡之语，兀度兰时，暗催梨色，亦可悲已。①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只有学校出身的生员才能参加乡试，而生员资格的获取必须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再经受岁考和科考，以维持生员资格，才能争取参加乡试的机会。士人自童生为秀才，由秀才考举人，由举人试进士，奔走风尘，白首场屋。铩羽者固然悲叹“年年随计多辛苦，十上风尘竟何补”②，即使侥幸博得一第，也是“白首穷一经，得禄未足喜”③。对大多数人来说，功名总是晚来，而晚来的功名总不能补偿那为此耗尽的青春岁月。想想最富有生气、性情最为活跃的青春岁月，最终消磨在僵死无用的文字中，这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是多大的损失，而对文学之士的写作能力又是多大的伤害!
在明代，也许八股文体初创，人们还有一些新鲜感;也许为此付出毕生心血，人们倍加珍视。总之，八股文名家对本朝时文也自视为一种创造。如艾南英《答杨淡云书》说：
弟以为制义一途，挟六经以令文章，其或继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评，后有定案。吾辈未尝轻恕古人，后来亦必苛求吾辈。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举业，当必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文升降递变，为功为罪，为盛为衰，断断不移者。则兄以为今日置我辈于功乎罪乎?④
纯粹从写作的角度，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八股文究竟何补于世何益于人，没有人能举出有力的结论;相反其脱离实际，无所用于世，却是千夫所指，众口一词。梁份《复贺天修书》写道：
盖制科取士，三百年来，豪杰士亦出其中。然所学非所用，童而习之，以至老死，皆无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适售其伪。又取之不必公，文运日衰，士气日弱，学校未废而废莫或过之矣。①
周吉《冒辟疆文序》也说，“国家以文章取士，非专重文章也，重乎其文章之人”，因为文如其人——“文神骨棱层者，其人必脂韦不入;文丰致高洁者，其人必风尘不染;文规矩自绳者，其人必波流不迁”。话是这么说，“今日海内操觚家，自负为宗工巨匠不少，然有当于此者寥寥。岂章句之学不足凭，竟貌是精去，而其人卒无所用于世耶?盖圣贤之语，皆是修身仪型、治平药石。吾未能内治其心，而仅图捷售于外;拈一题模空杜撰，而真血脉不存;终身与理远，而徒矜膺质售世;又何怪乎其人卒无所用于世也。况效颦西施，文亦不终日为识者鄙乎”②。这番话从科举的意义到实际结果，很典型地表达了明清之际人们对科举的看法，八股文与道德修养、政治才能、性情识理乃至文学创造的相关性被彻底否定。
本来，明代社会经济的发达曾为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兴盛的印刷业、成熟的图书流通体制带来图书的极大丰富和普及，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机遇并未带来相应的学术繁荣，以至明人自己对此也叹恨不已：
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①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语出焦竑《笔乘》续集卷三，原是对本朝士大夫侈谈心性、空疏不学的批评，胡应麟这里取以批评科举之士，着眼于八股文的影响。盖明朝士大夫的不学，除阳明心学的影响外，举业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沉溺于举业的经生，鄙陋不学已到极可笑的地步。如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载，一督学出《诗经》题“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员不知出处，出而语人曰：“圣经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萨之说?非观世音不能当也。”②此生巨富，不久即中举。王士禛 《香祖笔记》卷八也记宋琬言曰：“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 ’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 ’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 ’”③这由举业与心学共同导致的空疏学风，被清代学者一致认为是明代覆亡的首要原因。清人总结明亡天下的历史教训，推原空疏学风产生的因由，往往将八股举业与心学相提并论，予以无情的批判。
注释
② 《明史》卷七○《选举志》,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693页。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考,吴伯宗《荣进集》载其明代首科洪武四年(1371)会试中式之文,尚无八股之法,盖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成化以后始定为八股之体也。①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七《答袁蕙攘孝廉书》,第3册第1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② 茅大芳《希董堂集》卷上《乡试小录序》,道光十五年重刊本。③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一六“三场”条钱大昕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④ 《清史稿》卷一○八,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2册第3149页。⑤ 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一○《又书何大复集后》,同治刊本。⑥ 伍涵芬《读书乐趣》卷六,康熙刊本。① 俞琬纶《与客》,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九,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② 张羽《静庵集》卷一《送金秀才归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刘琏《自怡集·遣兴五首》之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① 梁份《怀葛堂集》卷一,豫章丛书本。② 冒辟疆辑《同人集》卷一,道光年间冒氏水绘园刊本。① 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卷四第68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②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第6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王士禛《香祖笔记》第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