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诗文批评·数量优势与分布密度
清代是距今最近的王朝，这个时间因素使得这一战争与灾难频仍的时期，能够保存下数量较之以前任何一个王朝远为可观的诗文批评材料。以形式较为独立的诗学专著为例，据最新的审慎统计，现存者即多达八百余种①。这个数字，约为现存明代诗学著作数量的五倍②，更是现存宋代诗学著作数量的九倍左右③。现存的文评专著，清代的数量也约等于历代相加的总和④。特别巨大的存量，乃是清代文学批评文献的一个基本的“物理”性质，是需要首先予以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
这一性质与事实，意味着现存的清代诗文批评文献，就其产生的时间与空间而言，具有较为密集的覆盖率，留下的历史空白点相对较少。这也就为这一项研究提出了不同于前代的特殊要求，即需要面对和占据特别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据此“量”的特点，最终还原出一个密度相对最高的断代诗文批评的历史 “层面”来，改变此前先秦、先唐乃至宋、明等所有的朝代由于材料的短缺而不得不限于若干“个点”的研究方式。
为了便于认清这一点，可将有清一代267年的历史，按五六十年的长度分为五期来看①。各期诗学专著的分布量大致是这样的：由顺治朝与康熙朝前30年合成的第一个时期约存六十余种，康熙朝后30年与雍正朝合成的第二个时期约存八十余种，第三个时期即乾隆一朝约有一百九十余种，嘉庆道光期约有二百余种;最末的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期约有二百二十余种(加上由清人入民国的民初之作百余种则达300种以上)。可见即便以最初两个时期即康、雍以前的百年间之存数计算，就已经超过宋代而接近明代的现存数量了。乾隆以后更是逐期递增，文献材料愈见丰富。因此就平均数而言，清代每五六十年间提供的诗学文献，便超过乃至倍于宋、明等历时300年左右的大朝代了。而若将整个朝代合而观之，则清代与宋代、明代的材料分布密度，几乎达到了10：1的程度。换言之，清代的大家、名家之作不仅比此前之各朝为多，更有数倍于前朝的出自普通作者之手的著述，各以本人的诗生活及诗意识之记载，将当年诗坛活动全景中由大家位居之中心留出的空白缜密地填补起来，前所未有地织成了一幅可谓巨细无遗的诗坛图卷。
姑以乾隆期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这一期60年的时段中留存下的近二百种诗学著作，较前一个60年中的数量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一倍有余，而后续的一个60年中的数量又几乎与之不相上下。故这一个陡然出现于本期且此后持续稳定的“200”之数，乃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物”据，表明清代诗学至此时向人显示出了它的密度最高的繁盛期，乾隆及乾隆以后时期的诗学面目因此而一改此前惯现的“概括”之貌，前所未有地呈现得清晰而又丰满。
具体来看，如南宋出现的《唐诗纪事》和《全唐诗话》两部大著作，由于在元、明未见嗣响，如果没有清人的续写，则计有功之举在历史上就不过是一偶然为之的孤立的现象，断代纪事体诗话这一体例的规定性及其清晰的面目自然也就无从形成。而清代在乾隆以前，虽已有沈炳巽辑成《续全唐诗话》100卷始予响应①，但在当时仍不过是一孤立之举，其书也一直未能流传。至乾隆期，乃涌现了厉鹗《宋诗纪事》、郑方坤《五代诗话》、孙涛《全唐诗话续编》《全宋诗话》、周春《辽诗话》等多种同体之著作。这个数量表明，断代纪事体诗话这一体例，至此时方算是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还不仅此，此时又出现了一批以本朝为时限的纪事小传类诗话，如叶之溶《小石林文外·本朝诗话》、卢见曾《渔洋感旧集小传》、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杨际昌《国朝诗话》、王昶《蒲褐山房诗话》等②，体例虽还不尽划一，但显然也是断代纪事体诗话体例影响下的产物。
再如地域乡邦诗话，情形亦与此相似。乡邦诗话明代始有二三种(郭子章《豫章诗话》、曹学铨《蜀中诗话》等)，入清后即有人承之，但也只有一种(康熙间裘君弘《西江诗话》)，体例尚未稳定成熟。至乾隆期，又涌现出郑方坤《全闽诗话》、陶元藻《全浙诗话》、赵知希《泾川诗话》、曾廷枚《西江诗话》、戚学标《三台诗话》《风雅遗闻》、吴文晖与吴东发《澉浦诗话》等大小同题之著多种，并有题旨与之相近的记录一地游踪的杭世骏《榕城诗话》、檀萃《滇南草堂诗话》、徐祚永《闽游诗话》等，以致谈诗从乡邑地理着手的一代风气由此凸出。
又如诗法类著作，从本期多达30种以上的数字中，也使人能够领略其声气之盛。其中如徐文弼《汇纂诗法度针》多达8集34卷，顾龙振《诗法指南》广收唐宋诗格类著作及元人诗法之作，都是有宗旨、有规模的著作;而纪昀《唐人试律说》、叶葆《应试诗法浅说详解》、林昌评注之《河间诗律矩注释》等，则是直接应乾隆二十二年科举恢复试诗的需要产生的。而亦带有诗法性质的声调谱一类著作，在康熙后期创成之后(赵执信《声调谱》、王士禛《律诗定体》)，此时也得到广泛的响应，如翁方纲《小石帆亭著录》订定的数种，及翟翚《声调谱拾遗》等，凡十余种。诗法谱式类著作的大量涌现，又从一个方面凸现出乾隆时诗人学者热衷于研讨诗艺所达到的普遍程度。
至于以记事录诗为旨的诗话类著作，此时亦有颇为明显的发展变化。以袁枚《随园诗话》为例，此种以诗坛盟主身份记录诗人、诗作、诗事的著作，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篇幅是一卷28则，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是一卷137则，清代康熙时王士禛《渔洋诗话》是三卷二百八十余则①，逐代递增，未可谓异;但至袁枚此著，竟达到两千余则之巨②。这一方面跟作者的自觉搜采有关③，一方面也是当时作诗风气的极大普及使然。如书中记载采诗区域之广：“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余多采入诗话中。”(《诗话》卷一六)参与诗人之众：“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补遗》卷五)而求入者的主动程度也历历可见，如袁氏外孙某日访吴江之梨里镇，“有闻其至随园来者，一时欣欣相告，争投以诗，属其带归，采入诗话”(《补遗》卷九)。可知有大量爱诗、玩诗者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诗话》的写作过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故《随园诗话》之篇幅，是一个含有某种“质变”性质在内的数量，实不容小觑，不可如寻常以一个“滥”字责过了事。而且在这一时期的200种诗话中，此类诗话数量最多，每一种的篇幅或不及《随园诗话》，但汇总拢来，记载下的当代诗人诗作以及他们或独处或交往的逸事，达到了空前详尽的程度。排比此类材料，将有可能把乾隆时期诗人的日常艺术生活，具体还原到如同现代长篇小说一般绘声绘色的程度，而这也正是由一定数量的支持才能做到的。
总而言之，清代诗文批评文献所独具的数量优势是一个需要首先予以正视和充分利用的，不能仍习惯于按照由前代常见的存佚情况形成的数量观来进行研究，否则不仅对于现存的文献材料是一种颇为遗憾的浪费，而且清代诗文批评研究的成功也是无从谈起的。
注释
① 可参见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吴宏一新编《清代诗话知见录》汇辑蒋寅、张寅彭、蔡镇楚三家书目及其本人之旧目所达到的1153种之数,乃是一个未经考辨的数字,其中含有大量的亡佚之著及非诗学之著。② 据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中国诗学》第九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明人此类著作约有162种。③ 郭绍虞《宋诗话考》著录卷上“现尚流传者”为42种,卷中“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者”为46种,再加卷下“有名无书”部分误收的《唐宋名贤诗话》及失收的《北山诗话》两种,约为90种。④ 此据王水照为《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诗文评卷》所撰文评类提要(未刊)。① 清代有两个皇帝在位时间恰为60年,康熙的61年是自然的结果,而乾隆的60年则是刻意的。又同治间杨希闵论清诗,曾分为康熙三十年前、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乾隆中至嘉庆道光,及咸丰同治等四期(见其《诗榷·国朝人诗补录》),在各家分期之说中最为有识。今略变其说。① 据《清史列传》著录,稿本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另有张宗祥钞本,藏浙江省图书馆。沈炳巽另辑有《全宋诗话》100卷,似早已不传。② 上一个时期已出现陈以刚等《国朝诗品》一种(雍正十二年棣华书屋自刊本),参见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又《列朝诗集》之《小传》、《明诗综》之《静志居诗话》,为王昶之著所本。① 此则数据《清诗话》本,而渔洋自序谓为二百二十余则。② 此据人民文学出版社顾学颉校点本所标之数,实不止此数,盖书中相邻之数则,如属同一人,顾氏每将之合标为一则。③ 如书中有云:“余每下苏杭,必采诗归,以壮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随园诗话补遗》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