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文献·隋唐五代文学与敦煌文献·敦煌变文及其他讲唱作品
在众多的敦煌文学体裁中，最为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变文。这不单因为变文是仅存于敦煌遗书的唐代独特的通俗文学形式，还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敦煌讲唱作品的体裁分类只有一个笼统而模糊的认识，“变文”几乎成了全部敦煌通俗讲唱作品的总称。王重民、向达等所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宽泛的收录范围，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直至今日，学术界仍将“变文”区别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敦煌讲唱类作品体裁的辨别和细分，已经为更多学者所接受。变文只是敦煌讲唱作品体裁之一，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体裁，但却不能含括其他体裁和样式。与变文并存的敦煌讲唱文学体裁还有讲经文、因缘、词文等，它们具有相近的说唱形式，但又各有其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
变文是唐五代时期民间流行的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所谓“转变”，就是演唱变文。在敦煌写本发现之前，仅有少数变文篇目见于文献的零星记载，如《昭君变》(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目连变》(唐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后土夫人变》(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四“李聋僧”条)，不被人们注意。敦煌写本中明确标有“变”或“变文”的作品共有八篇，即《破魔变》(P.2187、P.3491)《降魔变文》(S.5551等6个写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S.2614等10个写本)《八相变》(北“云”字24、北“乃”字91)《频婆娑罗王后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S.3491等3个写本)《汉将王陵变》(S.5437等5个写本)《舜子变》(S.4654、P.2721，又题《舜子至孝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P.3645等4个写本，又题《前汉刘家太子传》)。还有一些可以判定属于变文类的阙题作品，如《伍子胥变文》(P.3213等4个写本)《李陵变文》(北新866)《王昭君变文》(P.2553)《孟姜女变文》(P.5039、P.5019)《张议潮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等。上列作品，除《舜子变》为六言韵语、体近俗赋，《前汉刘家太子变》通篇散说、体近话本外，其余的作品总体上都是韵散结合，说唱相间。根据变文的行文特点和部分写卷的图文遗存，还可以推断，实际宣演时并有图画相配合。就其内容而言，大抵可以分为佛教和世俗两类题材。佛教题材多取材于佛经，但并非直接转引经文，而是选取其中最具故事性的部分，加以铺陈渲染。世俗题材大多以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为中心，撷取相关的历史事件，但又不拘泥于事件本身，而是广泛吸收民间传说，增饰细节，进行再创造。另外描写现实人物的两篇，以沙州归义军首领张氏叔侄驱蕃归唐、保境安民的事迹为题材，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
关于变文的得名由来以及“变”的含义，是学术界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但因为当时人未留下明确的解释，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遂使众说纷纭。简而言之，不外“本土说”和“外来说”两类。表现在具体的研究中又各有侧重，前者偏重韵散相间的叙事形式的源流①，后者则偏重“变文”的语义来源②。尽管迄今未成定说，但由此而来的对相关文献的深入发掘，对相近体裁的触类旁通，充分展示了以变文为代表的敦煌讲唱作品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广阔的文化背景，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间通俗讲唱文学的认识。
“俗讲”是另一种曾经广泛流行在唐五代时期寺院的讲唱宣教形式。唐赵璘《因话录》卷四曾记载俗讲僧文溆“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甚至连皇帝也“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九敬宗宝历二年条)，足见其流行盛况。讲经文就是俗讲所用的底本。敦煌写本中保存的完整的讲经文作品有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P.3808)，为后唐长兴四年(932)九月初九明宗诞日在京都洛阳宫内中兴殿的讲经底本，原卷有尾题“仁王般若经抄”，知讲经内容为敷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而成。其他可以据内容和形式确定为讲经文的阙题作品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P.2133)《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P.2931、P.2955)《维摩诘经讲经文》(P.2292等7个写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P.3093)《妙法莲华经讲经文》(P.2305、P.2133、Φ.365)《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2418)《盂兰盆经讲经文》(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无常经讲经文》(P.2305)以及原题《维摩碎金》(Φ.101)和《双恩记》(Φ.96)的讲经文作品十多种。俗讲是佛教讲经活动(如转读、唱导等)进一步通俗化的结果，因此还大体沿袭了佛教讲经的仪轨和形式，开讲前有《押座文》，结束前有《解座文》，敦煌写本中保存了《八相押座文》(S.2440)《三身押座文》《维摩诘经押座文》(S.2440等5个写本)《温室经讲唱押座文》(P.2440、P.3210)《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S.7刻本、P.3361、S.3728)等多种。
“说因缘”是又一种佛教诱俗娱众、事佛宣化的说唱样式，其底本即称为“因缘”，或称“缘起”、“缘”。说因缘的形式与俗讲及讲经文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只说唱佛经故事而不讲解佛经原文。因缘又与变文关系密切，前面列举的《频婆娑罗王后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就是“因缘”与“变”联名标目，因此被认为是讲经文与变文二者间的过渡形式。敦煌因缘类作品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日本龙谷大学藏本)《难陀出家缘起》(P.2324)《目连缘起》(北“成”字96)《欢喜国王缘》(罗振玉旧藏本、P.3375)《丑女缘起》(S.4511等5个写本，又题《金刚丑女因缘》《丑女金刚缘》)《四兽因缘》(P.2187)等，演述的全部都是佛教业报轮回故事。其中《四兽因缘》为敦煌著名宗教首领都僧统悟真的作品，为敦煌讲唱作品中少有的知名作者作品。
敦煌“词文”类作品，完整的只有《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P.3697等11个写本)，全称作《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拔马收军词文》，又题《捉季布传文》。其中S.1156卷有天福四年(939)沙弥庆度的抄写题记，知为晚唐五代以前作品。据文末“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句，可知为据《汉书·季布传》铺陈而来。通篇由640句七言韵文唱词构成，320韵，四千四百余言，比历来公认的中国古代第一叙事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还长，因而被称为唐以前最长的七言叙事诗。同类作品还有《百鸟名·君臣仪仗》(S.3835、S.5752、P.3716)《季布诗咏》(P.3645、S.1156)和《董永》(S.2204，拟题)等。
以变文为代表的敦煌讲唱作品的整理本，影响最大的是向达、王重民等的《敦煌变文集》。此书出版之后，学术界不断发表有关的续校补校论著，主要有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以及大量的单篇论文。新见作品的续补有周绍良、白化文等《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选注本则有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等。近年出版的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是在以上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最新整理本。
注释
① 参见向达《敦煌俗讲考》、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均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最近的研究成果有姜伯勤《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载《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宗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变文》,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关德栋《略说“变”字的来源》、孙楷第《读变文·变文变字之解》,均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最新的研究有梅维恒(Victor H.Mair)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