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元散曲·散曲的形成

明清人普遍认为“曲者，词之变”(王世贞《曲藻序》)，这个说法符合实际，但较笼统。其实，若将词、曲通观，二者实无本质区别。就音乐体式言，二者皆为曲牌体;就诗歌体式言，二者皆为长短句;可以说大体上是词、曲一体，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若就音乐而言，是一种有别于唐宋词所用燕乐的北曲新声的流行;若就文辞而言，是一种有别于词的温婉雅丽之风的通俗自然一格的兴盛。

先说曲乐新声的形成。就我国音乐文学的发展历史看，每当一次南北东西音乐的大交流大融合以后，就会产生一种新的音乐体式，而伴随着这种新的音乐体式的盛行，便是一种新的诗歌体式的风靡。汉乐府的盛行，唐宋词的崛起都是明证。到金元时期，女真、蒙古民族先后入主中原，“番腔”伴着“铁马”南播，而以燕乐为代表的中原音乐又随宋、金王朝的倾覆而大规模北上，经过一番痛苦的融合，一种被称做“北曲”的新的音乐体式逐渐形成，伴随着“北曲”的兴盛，号称“大元乐府”的元曲便得以风行。当属于燕乐体系的词乐中北上的一支与北方民族音乐融合而形成“北曲”时，它保留在南宋王朝统治下的另一支则与江浙一代俗曲俚歌结合而形成“南曲”，到元统一南北后，北曲南下，南曲北上，二者又开始新的交流与融合。在整个元代，主要是北曲的天下，保存至今的元曲也主要是北曲。北曲新声的形成是很复杂的，它既有传统的词乐，也有民间的俗曲俚歌，还有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①。

由于曲乐失传，北曲新声的曲式构成和风格特征已无法具体分析，只能从前人记载中知道它的一些特征。如明魏良辅《曲律》云：“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各有不同。”王世贞《曲藻》云：“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多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

再说曲之体式的形成。散曲当中，最基本的体式是小令与套数。小令是独立的只曲体，它直承唐宋词小令一体而来。曲中套数一体，是由若干个曲牌按一定规律结构而成并用同一宫调来演唱的组曲。一般认为，套曲是在唐宋大曲、唱赚、诸宫调等曲艺影响下而在北曲中形成的一种新体式。其实，大曲、唱赚和诸宫调是曲式结构完全不同的三种曲艺形式。曲中的套数，实际上就是自北宋以来流行歌场，后来为词人染指的唱赚一体。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有云：“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其中“有‘引子’、‘尾声’为‘缠令’”的一体，就是后来套数的主体形式。由此可知，在散曲中，无论小令、套数，其体式都并非北曲的新创，而是词之旧体的新用。

曲中还有一种带过曲，它是由两三个只曲结合而成的小型组曲，是介于小令与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如【雁儿落过得胜令】【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等。这种带过体式，可单称“带”、“过”、“兼”，或并称“带过”，它是把套数的某些曲牌固定组合结构选摘下来演唱而逐渐独立成体的。这就是说，带过曲由某曲带过某曲，是有定规的。在现存全部的元人散曲中，曲作家们所用过的带过曲总共才二十多种，常用的也不过【雁儿落过得胜令】【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快活三过朝天子】【齐天乐过红衫儿】等少数几种。对于带过曲式，一般把它看作小令的一体，但也有把它看作套数的，其实，带过曲既不同于小令，又不同于套数，应单独视为散曲中的一体。

最后说曲辞通俗自然的文体风貌的形成。与词的温婉雅丽相比，曲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与民歌相近的通俗自然，元明时人曾将这种通俗自然之风比喻为“蛤蜊”、“蒜酪”之味，这种以味论文的比喻十分生动形象，但略嫌简略。近人任中敏先生在《散曲概论·作法》中有一段著名的词曲异同论：“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言外，曲竟为言外而意亦外。”任氏所论“动”、“放”、“横”、“广”、“外旋”、“阳刚”、“豪放”、“言外而意亦外”等等，实质上都与通俗自然这一本质特征有关。

曲之通俗自然的文学风貌的形成，除了受民间俗谣俚曲和坊间通俗曲艺的影响外，宋金文人俗词的影响更应引起重视。宋词的发展，自苏轼“以诗为词”以来，词在开始脱离音乐的同时也开始雅俗两途的分道扬镳。在市民俗文化圈内，是柳永一派的所谓“俗词”的天下，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徐度《却扫编》卷下云：“(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宋代词乐的流汇入曲，以始终未脱离歌场的柳永俗词一派贡献最大，而俗词通俗易懂、肆意畅情的特征也就自然会影响到曲的创作。而且，在宋金文人中，喜欢作俗词的并非只有一个柳永，而是大有人在，如黄庭坚、曹组、康与之、赵长卿、辛弃疾、刘克庄、王寂、段克己等等，已俨然形成一种与雅词抗衡的时代潮流，并且有相当多的俗词已具有浓郁的曲味。这些俗词对于元曲通俗质朴特征的形成无疑有重要影响。

除上述文学方面的影响而外，更重要的是时代使然。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随着民族歧视政策和强权政治的推行，元代文士由科举入仕之路被断绝，现实社会无情地抛弃了汉族文士，文士们在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破灭后便也转而在政治上愤怒地讽刺和批判社会，在思想文化上鄙弃和嘲弄传统，鄙薄“周秦汉”，亵渎“孔孟颜”，形成一种叛逆的时代思潮。他们要发泄牢骚愤懑，要讽时叹世，要抒发痛苦与不平，他们需要酣畅淋漓的发泄，而不需要蕴藉含蓄的表达，所以，在曲体风格的选择上，民间俗谣俚曲和宋金俗词的俗趣作风以及明言直叙的表达方式，便成了他们的典范。

注释

① 可参见赵义山《元散曲通论》第一章,巴蜀书社1993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2004年再版(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