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都市社会生活·市镇背景
提及城市，宋人总是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写道：“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仅一郡即见当时城市社会生活繁荣之一斑了。在宋代，对城市社会生活的羡慕和赞扬，成了文人学士笔下的经常性的热门话题，如洪迈《容斋诗话》云：
国家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为悦。
于此可知宋代城市的发展之大之好，已形成一种社会氛围。
的确，宋代城市社会生活较之前代有着全新的面貌，这是由于宋代城市建筑已经冲破了宋以前一般居民出入须经由里门，不许直接临大街开门的坊里制度，城市的街巷和各个角落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商店、行业街市和住宅，皇后邸所与油饼铺店毗邻，瓦子则靠近太师豪宅的现象屡见不鲜，像《清明上河图》上的那种密集院落式住宅，充塞了整个城市……
正是由于有了较之以往不同的生活空间，宋代的城市社会生活才呈现出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事物和多姿多彩的情趣。可惜的是，从开朗而又生动的坊巷建筑格局去探讨宋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视角尚未被学人们注意，而且学人们往往只将注意的焦点投向宋代的大城市，如东京、临安。
不应否认，作为北、南两宋首善之区的东京和临安，所反映的城市社会生活是较为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但若以此为基准进而统摄宋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生活，那就太不全面了，甚至可以说有些偏颇了。事实是，宋代城市的最高成就是东京、临安类的大都市，而主要的基础则是市、镇。如果想要全面而彻底地了解宋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生活，那就首先应从市、镇入手，其次再结合大都市研究做出结论。
从时间上看，市、镇的历史并不自宋代始而较为久远。比较吻合宋代市的确切含义的，可由南北朝文献所载江淮流域城郊之间的草市追溯出来，镇则更是如此。但市与镇真正兴盛却是晚唐以来的事。晚唐时，由军镇而兼治民，而兼收税、制造业等等。在宋代，市与镇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城市的模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据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今人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综合统计：宋代全国计有1135个县城，总数约为71万户;元丰年间全国市、镇达1900多个，市、镇户口总数计70万余户。和宋代所有的63个较大型的城市相比，市、镇无疑是汪洋大海。
从社会结构上看，市、镇是排在京师、府、州、军、监、县等阶梯结构中的最低的一层，史实上，天下舆图正依此顺序绘制。市、镇作为城市坊郭户最为基础的一级，呈现着宋代城市的所有特点。
首先，市、镇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的结果。据《宋会要·方域》卷一二统计，北宋新置106镇，时间大都在宋初百年经济情况较好的时期。又据《文献通考》卷五统计，宋神宗熙宁十年前，全国诸州商税岁额，即设有商税场务的商业活动较繁华的大小都会，总计已达三百多处。
这些市、镇商业非常发达，与大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鄂州南市，范成大《吴船录》说它：“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陆游《入蜀记》也说它：“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据《夷坚志·李二婆》载：一次市中大火，自北而南五里，延烧屋庐达数千间。只此一项，就可想见当时市、镇规模之大。
小说《水浒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态势，如第三回鲁智深走到代州雁门县镇上：“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辏集，车马��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虽然是个县治，胜如州府。”第四回鲁智深来到五台山下的一个市井，“约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镇上时，也有卖肉的，也有卖菜的，也有酒店、面店”。第二十九回写孟州，“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
验之宋代市、镇发展史，可知《水浒传》所写较为真实。宋代市、镇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市镇虽小，但服务性行业却很齐全，多具商业集散功能，如《水浒传》第二十九回。二是市、镇建有城墙，诸物行货不输于州府。大的则像南宋末年应熙描写嘉兴府华亭县青龙镇的市容那样：“宝塔悬螭，亭桥架霓;香车争逐，楼阁高耸;寺庙雄伟，风帆乍泊;酒旗频招……”其中“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可以使人们窥见青龙镇非常繁华的景象。而且青龙镇仅居民住坊就达36处之多。而具有上百万人口的首都东京内、外城及郊区，总计起来也不过划分了130处坊。相形于青龙镇，充分映照出镇的各方面均不弱于大型城市。三是有相当多数量的市、镇，是由农村演变而来的，如欧阳修《朱家曲并引》中所记的开封府尉氏县的朱家曲市，尽管贩京师的商贩舟车皆会聚于此，居民也很“繁杂”，但形貌仍然如“江乡”。有的则是在城乡结合部，即介于城、乡之间兼有二者特色的市、镇。
正像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市、镇往往崛起于农村聚落间，市、镇街区常常就是村落的一部分，与乡间聚落组成嵌镶结构。”①这是宋代市、镇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宋话本小说《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所展示的，就是具备这样一个特点的市、镇上的故事：临安府去城十里的湖墅，出城五里的新桥，那市上有一位家传的以卖淫为业的隐名娼妓金奴，与这市上开丝棉铺放债的富户吴防御之子吴山之间出演的一段艳情。
较之东京那样大城市中的妓女，金奴则更具典型性;较之临安那样大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吴山则更具代表性。由此而及可以修正我们以往对宋代城市的看法，那就是未必只有在大城市中才可以找见市民的典型代表，相反，在类似新桥市上所透露出来的这类市、镇社会生活，正是我们所研究的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参照。
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观察这类中小市、镇，确是“蕴蓄着商品生产的蓬勃生机，发育出自由市场的雏形，萌生着崭新的社会经济因素”②。同样道理，如果从文学角度观察这样的中小市、镇上，则会看到拥有不少的瓦舍勾栏，培育着文学市场的雏形，萌生着新的文学样式。《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就写了“那清风镇上也有几座小勾栏”，“当日宋江与这梯己人在小勾栏里闲看了一回”，“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
这表明市、镇的市民对文学是很热衷的，而且有能力支付这类文学活动的费用。《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所写的山东郓城县镇上一东京来的女艺人白秀英，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这与《夷坚志》等书所记流动于市、镇讨生活的文学伎艺人的记载相符。
史实也是，宋代的某一地区的市、镇已经形成了文学伎艺人的集散地而享有盛名。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记的东京去汴河五里处的“河市”就出乐人，每逢郡有宴设，“必召河市乐人”，久而久之，凡俳优皆曰河市乐人了。这一例子足以证实市、镇文学活动直接影响着大城市的文学。
如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再对市、镇的人口作一鸟瞰，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农民流动于城市，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壮观的流动人口图。在他们中间，有卖水的①，有屠户②，有织纱③、修桶的手工匠④，有牙侩⑤，“世世为行商”⑥，贩陶器的买卖人⑦。也有相当多的市民虽住市、镇，但不是搞商品贸易，而是以出卖自己劳动能力为生⑧，这和当时一些农民兼业并无二致⑨。其中，还有一些像《水浒传》中李逵、白胜，《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之类的流氓、闲人、无产者。
以上所述市民，构成了市、镇居民的成分主体，即史学家常说的中小工商业者。他们虽为市、镇居民上中下三等中的最低一等，但他们相对比较自由、开放，体现了一种新兴的思潮和社会力量。他们构成了城市主要的脊梁，是他们掀开了宋代文学与城市社会生活的新篇章。
注释
①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1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②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第5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① 洪迈《夷坚志》乙志卷第七《杜三不孝》② 洪迈《夷坚志》支景卷第四《童七屠》③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第五《程山人女》④ 洪迈《夷坚志》甲支卷第四《严桶匠妻》⑤ 洪迈《夷坚志》三志已卷第二《姜七家猪》⑥ 洪迈《夷坚志》甲志辛卷第二《宋立本小儿》⑦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十《湖口庙土地》⑧ 洪迈《夷坚志》癸卷第三《蔡七得银器》、支丁卷第十《江友扫庙》⑨ 徐松《宋会要·食货》卷一一之一八、陆九渊《象山文集》卷一○《与张元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