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政治·宋代政治的表现形态与士人的文化性格
自公元960年太祖赵匡胤宣布登基到1279年陆秀夫负宋帝赵昺自尽南海,赵宋王朝生存了320年之久,中经1126年的靖康之乱,将宋代划分为南北两宋。在国家的气象与皇权的运作上,南宋与北宋虽不尽一致,但前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格局基本上与两宋王朝的命运相始终,而在这一格局中形成的朋党之争,则也大致贯穿了整个宋代的政治实践,是两宋政治在具体运行中的主要表现形态。
朋党之争在赵宋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了①,但宋初党争的规模不大。至仁宗朝,由废后之争发展到要求政治变革引发的景祐党争,随着政治变革的展开和围绕变革而产生的不同政见的尖锐对立,朋党之争的规模不断扩展。北宋的政治变革始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盛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庆历新政引发了庆历党争,熙宁变法造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这两次政治变革都在党争中走向失败,尤其是新旧党争,既在士大夫中造成了非此即彼、不容游骑无归的局面,又将北宋政治推向了衰败与灭亡之路。
南渡以后,士林将靖康之变归咎于王安石的新法和新学,因此新学是非之争成了士大夫间分朋结党、相互倾轧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由民族矛盾引发的和战之争又给朋党之争注入一帖兴奋剂,最终酿成了较北宋崇宁党禁更为残酷的、长时间的绍兴党禁。在孝宗时期,围绕功利与清议之争、近幸势力与反近幸展开的朋党之争,如火如荼,从未间断;始于光宗朝而成于宁宗朝的、由废立王位引发的庆元党禁,将南宋党争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开禧以后,以史弥远为首的相党集团独霸政坛,长达26年之久;嗣后又有理宗亲政后由收复三京引发的和战之争,史嵩之、贾似道两相党与道学党之争……
南宋朋党之争事出多因,纷繁复杂,但与北宋一样,政权运行和士大夫出处去就的历程,主要是通过党争形态来完成的,党争主体也表现出相同的文化性格。杨万里在一份奏章中总结了朋党之争的四大“偏党”之弊:
盖执己之见之谓偏,好己之同之谓党。执己之见,则必舍人之长;好己之同,则必恶人之异。以此处事,皆昏昏矣,而用人者尤不可有此心也。后之用人者不然,某人进,则某人之所引其类者皆进;某人退,则某人所引其类者皆退。如其所引之不善也,皆随某人而退也,不亦善乎? 如其所引之皆善也,亦皆随某人而退也,是可惜也。人才之所以难得,其或在此欤?此偏党之一也。
古人云:“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后世则不然。天地四时尚有易也,法令三年尚有赦也,人有百善而不幸有一过,或以一过而废其终身之百善,锢人没世,已可惜矣。其人岂无片善一能可以济国家缓急之须乎?此偏党之一也。
人之才有短长,己之心有好恶。当其恶之也,或以有功能而废;当其好之也,或以无功能而迁。有功能而见废,则人自此惰于赴功;无功能而迁,则人自此躁于幸进。此偏党之一也。
人主之心,天之心也。何谓天心?无亲无疏无近无远,是谓天心。后世不然,亲且近者,则举信之,疏且远者,则举疑之;信之,则欺者皆以为忠,疑之,则忠者皆以为欺。此偏党之一也。①
这段文字作于淳熙十一年,虽然是针对孝宗时期“甲宰相之党”、“乙宰相之党”以及“进于甲宰相一日,甲罢则尽指甲之人以为甲之党而尽逐之;进于乙宰相一日,乙罢则又尽指乙之人以为乙之党而尽逐之”②的纷争局面而言的,但其中所总结的四大“偏党”,也是整个宋代朋党之争所显现的弊端。形成这四大弊端的根源,便在于早为孔子所张扬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文化“法则”及由此形成的封闭性、排他性的传统文化性格。正是这一文化性格,促成了两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好己之同”、“恶人之异”的喜
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政治品格。反言之,政治实践中“好己之同”、“恶人之异”,极大地激发了传统文化性格中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这一点不仅在诸多奸佞党魁如神宗朝的蔡确,哲宗朝的章惇、蔡卞,徽宗朝的蔡京,高宗朝的秦桧、汤思退,宁宗朝的韩侂胄,理宗朝的史弥远、贾似道及其“小人党”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同样作用于所谓“君子党”的政治行为之中。试看下列范冲与高宗讨论重修《神宗实录》时的一段对话:
上云:“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对:“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后安石女婿蔡卞怨先臣书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绍述神宗。其实乃蔡卞绍述王安石,惟是直书王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上又论王安石之奸,曰:“至今犹有说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对曰:“昔程颐尝问臣:‘安石为害天下者何事?’臣对以新法,颐曰:‘不然。新法之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臣初未以为然,其后乃知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为无穷之恨,至于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而刘豫不足罪过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①
修《神宗实录》,始于元祐党人。元祐党人修《神宗实录》,既为“元祐更化”提供舆论依据,又是排斥熙丰新党的重要手段。重返政坛的“绍述”新党在兴治“《神宗实录》案”,打击《实录》的编修官的同时,又重修《神宗实录》,其目的也出于“绍述”王安石新法和打击元祐党人。绍兴四年,在高宗最恶王安石而“最爱元祐”的“人主之心”的导向下,宰相赵鼎再次组织其党羽重修《神宗实录》。正如时人沈与求所说:在这三次编修《神宗实录》中,“史馆各以私意去取,指为报复之资”①。而且其报复程度和由排他性带来的意气化色彩愈来愈浓烈。第三次主持编修《神宗实录》的是范冲,范冲是元祐时期主编《神宗实录》而被“绍述”新党流放至死的范祖禹之子,他在继承其父所遵循的元祐党人“尽书王安石过失”的编写宗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王安石新法与新学无限上纲,一概骂倒,甚至对诗歌《明妃曲》深文周纳,对王安石的人格进行恶意攻击。这虽然出于发泄一己之私愤,但代表了以赵鼎为首的朋党集团的宗旨,实际上也成了这次重编《实录》的指导思想。
赵鼎于绍兴四年三月任参知政事,同年九月为左相。在其任宰执之前,吕颐浩相党与秦桧相党之间已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秦桧在第二次入相后力主“王氏之学”,在与倾向北宋新党的吕颐浩之争中,却竭力主张“元祐学术”中的伊川之学,并交结洛学“君子”如胡安国等人,以为党助。对于洛学,赵鼎的偏好较秦桧更甚。赵鼎在执政前就持尊洛排王的思想,建炎三年六月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即因其所建言所致。当其执政后,不仅将秦桧所荐而被吕颐浩所排斥的洛学传人一一引入朝廷,而且出现了“托伊川门人者即皆进用”②的现象;与此同时,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启用怀有害父之仇的范冲主持重修《神宗实录》,“直书王安石之罪”,彻底否定“王氏之学”与北宋新党,为张扬“元祐学术”和荐引洛学传人为党助提供历史依据。
赵鼎被誉为“中兴贤相”,也与元祐党人一样被后世视为“君子”而载入史册,但这些“君子”及其“君子党”尚且如此“好己之同”,“恶人之异”,作为“大奸”的蔡京、秦桧、韩侂胄及其“小人党”,也就更不难想见了。当然,蔡京实施“崇宁党禁”、秦桧展开“绍兴党禁”、韩侂胄进行“庆元党禁”,其“锢人没世”的残酷程度为元祐党人与赵鼎、张浚以及孝宗以后的王淮、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相党所不及,但在主体的性格特征上并无二致。事实上,在两宋的朋党政治中,无论是“君子”与“君子党”,抑或“小人”或“小人党”,都具有鲜明的“好己之同”,“恶人之异”的排他性文化性格。这一文化性格作用于政治实践,便表现为党同伐异。因此不仅出现了上述杨万里所总结的在政治领域中的四大弊端,而且摧残学术之举如北宋崇宁党禁期间的禁“元祐学术”、绍兴党禁期间的禁“专门曲学”、庆元党禁期间的“伪学之禁”,以及在文学领域里各种文字狱的盛行,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两宋的文学生态和创作的价值取向。
注释
① 详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① 《甲辰以尚书郎官召还上殿第三札子》,《诚斋集》卷六九。② 《乙酉自筠州赴行在奏事十月初三日上殿第一札子》,《诚斋集》卷六九。① 《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申”条。① 《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丙申”条。② 《中兴小记》卷一八“绍兴五年二月庚子”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