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石刻以及其他题铭中的文学遗产·石器题铭中的文学遗产

首先谈谈石器题铭。石器题铭是指铭刻或者书写在石器上的文字，并不仅仅单指石刻。石器题铭出现的时代也是相当早的，几乎与甲骨文同时。殷墟就曾先后出土过刻有铭文的商代石簋、石罄等。著名的如《小臣系石簋》，有铭文12字;《妊竹石罄》，有铭文4字。但是这些石器的作用实际上是青铜礼乐器的先声。至于石罄铭文，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期还续有出土。

西周时期没有重要的石器题铭出土^①，值得一提的只有春秋战国之际秦国的石鼓文^②。原物一共有10个石鼓，每鼓环刻四言诗一首，现仅存三百余字，据推测原文应有六百余字。其文体模仿《诗经》，“所叙述的内容主要是贵族阶级的畋猎游乐生活”(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在文学上有较高价值。如《车工》一石说“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云云，完全套用《诗经·小雅·车攻》，令人称奇。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还指出：“石鼓文是诗，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文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

战国时期的《诅楚文》由于原物已佚，仅拓本称“箸者(诸)石章(璋)”，所以可知其形制为石璋^①。但究竟是书写还是铭刻不得而知^②。共有三石，分别是《巫咸文》《大沈厥湫文》《亚驼文》，字句大同小异，最长的《亚驼文》有325字。文中祷告众神诅咒楚王，谴责楚王熊相 “康回无道”，“变渝盟约”，“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祈求众神“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文章写得义正词严，酣畅淋漓，格调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吕相绝秦书》极相类^③。

另一件著名的战国石刻题铭是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守丘刻石，记载了一位守护王陵的臣子公乘得的刻辞，称“其臼将溃”，告诫后来者善加保护^④。但是其文学价值不及《诅楚文》。

秦代石刻题铭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的刻石，如峄山、泰山、之罘、东观、琅琊、碣石、会稽等地均有。现存的仅有泰山、琅琊等残碑，远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等记述完整。

西汉石刻题铭发现较少，连同新莽时期在内不过十余种^⑤。早期和中期也是“物勒工名”类型，比较实用。但是直到新莽时期才出现了墓志类型的题铭。到了东汉时期石刻题铭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高潮。

现存东汉石刻以碑刻为主，此外尚有摩崖、画像石、门阙、石经等。据统计，有明确纪年的东汉碑刻有一百六十余品，以桓帝、灵帝时期居多。当时正是党锢盛行时期，表现在石刻题铭上，门生故吏往往党附成风，为其府主歌功颂德，形成了特有的“谀墓”现象^⑥。文字也流于套话，陈陈相因，日趋固定。但是这种形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墓碑最后所附的铭辞，经常是四言韵文，与碑文的散文体适成对应。文笔相间，相映成趣，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甚至还有一些五言诗，也很少被人注意^①。叶昌炽《语石》卷六曾经指出：“秦、汉诸碑，炳焉与《雅》《颂》同文。《古文苑》一书，大都采自金石文字。”^②

东汉的画像石自宋代发现以来，历代都有出土^③。其中不少都有文字题铭。著名的如武梁祠题铭，图文并茂，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东汉的摩崖石刻，都是在路旁的崖壁上略加修整后刻写的。著名的如《石门颂》，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东汉石阙往往雕刻画像，附有题铭。著名的如1964年北京八宝山出土的幽州书佐神道，另有一件“乌还哺母”石刻^④。

此外，著名的熹平石经也是东汉石刻题铭的重要组成部分。刻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终于光和六年(183)，由蔡邕、李巡等负责订正文字，立《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种于太学，在经学史上有重要贡献。今碑石多残缺，马衡用心搜集残石，其成果均汇集于《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中。以后汉石经残石又续有发现，以1980年河南偃师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所出为最多，有文字者共计96块，其中《仪礼·校记》《鲁诗·校记》等比较引人注目^⑤。

注释

① 我国商周时期的早期石刻题铭比较少见,这一点与埃及、西亚等古代文明不同。其原因尚待研究。参见赵超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② 裘锡圭先生认为,《石鼓诗》写于春秋早期秦襄公时,但是刻石是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这一说法很好地解决了石鼓文的史实与铭文字体之间的矛盾。参见裘锡圭 《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5年1期。① 参见赵平安《从“箸者石章”的解释看诅楚文刻石的形制》,《学术研究》1992年1期。②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国学研究》第六辑)读“箸(著)”为“书”,并且说“可见也是用毛笔书写,而且也是写在石制的板材上”。③ 参见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第295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④ 参见黄盛璋《平山战国中山石刻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八辑。⑤ 参见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5期。⑥ 《后汉书·郭太传》:“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① 如《隶释》卷九所载《费凤别碑》碑阴有一首五言纪事诗,夹叙夹议,别具一格。参见陈直《汉诗之新发现》,《文史考古论丛》第53—55页。② 叶昌炽撰、柯昌济评《语石·语石异同评》第388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③ 关于画像石的概况,可以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一书。④ 参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1期)、邵茗生《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文物》1964年11期)、郭沫若《“乌还哺母”石刻的补充考释》(《文物》1965年4期)、陈直《关于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题字的补充意见》(《文物》1965年4期)等文。⑤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198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