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正史·文学风尚变迁的标记
文学风尚的变迁往往与社会风尚、哲学思潮、学术风气紧密相关。这些都可以从正史中寻找到变化的标记。
(一)隐逸之风与尚文之风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仕与隐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依违之两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匡世济民固然为大义所彰，避世高蹈未尝不是浊世清流。隐逸人物，正史为之立传，始于范晔《后汉书·逸民传》。其后，《晋书》《宋书》《南齐书》等都列有《隐逸传》《高逸传》或《逸士传》之类。一些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赖此得以保存，如《后汉书·逸民传》载梁鸿与妻孟光的事迹、《宋书·隐逸传》载陶渊明生平，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隐逸之风何以至东汉而益盛?它对魏晋士人心态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这些都是研究界反复讨论的问题。
尚文之风，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突出的现象。秦汉时期，许多文士多以武功相尚，如司马相如不仅“好读书”，也好“学击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班超投笔从戎，其少子班勇“少有父风”。其他如赵充国、马援、张骞、东方朔等，都以修习战备、勇武慷慨而为世人所称道。东方朔曾不无自负地说：“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汉书·东方朔传》)但是，自汉末以来，这种尚武精神发生了逆转，那些创立了赫赫战功的兵家将子，竟时常为人所轻视，十分尴尬。刘巴不愿与张飞交谈，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 ”(《三国志·蜀志·刘巴传》)王睿与孙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晋武帝娶手下大将胡奋女为贤妃，却鄙视她为“将种”(《晋书·后妃传》)。刘绘“常恶武事，雅善博射，未尝跨马”(《南齐书·刘绘传》)。丘灵鞠领骁骑将军，却“不乐武位”，大骂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罪”(《南齐书·丘灵鞠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魏晋以来尚文之风日益兴盛。曹丕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颇能反映当时士人的一般心理状态。再后，不仅士人如此，就是起自行伍，“本无学术”的刘裕，在以文章相尚的时代也要表现出“颇慕风流”的样子(《宋书·刘穆之传》与《郑鲜之传》)。至于那些阀阅世家，则多以能文相标榜。王筠祖上爵位相继固然值得夸耀，但最使他自豪的还是琅琊王氏累世有文才，以至于“人人有集”(《梁书·王筠传》)。江左士人如此尚文鄙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风尚的转变。那些兵家将种欲厕身于上流社会，势必要企慕风流，涉猎文苑，借此显示其文经武纬的济世之才。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对其深层原因的探讨，以及这种风气对文学创作产生多大影响的分析，都要凭借史书，而没有其他途径。
(二)玄学的兴衰与文学的发展
东汉后期，儒学衰微，至魏晋，玄学振起。这种哲学思潮的变迁对魏晋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晋宋之后，玄学对于文学的影响并未消歇。元嘉十六年(439)立五学馆，玄学即其中之一。这在《宋书·文帝纪》等纪传中多有记载。元嘉二十三年，以儒学相尚的颜延之为国子祭酒，重扇玄风。《南齐书·陆澄传》载其《与王俭书》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此“黜郑置王”是指《周易》郑玄注被黜而立王弼注于学官。郑玄是汉学，王弼是玄学，所以说“贵玄”、“败儒”。此说或有根据，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幽明录》曰：“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闻门外有著履声，须臾进，自云是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嗣心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疾卒。”按《幽明录》作者刘义庆卒于元嘉二十一年。则这个故事成于此前，恐怕是当时儒生编造出来骂王弼，用以抵制玄风的故事。由此可见，元嘉时代，汉学、玄学之争确实存在。泰始二年(466)，王僧虔作《诫子书》论及当时贵玄人物，袁粲长于《易》，谢庄长于《庄》，张灵兴长于《老》，颇能反映当时玄风的兴盛。从正史中可以找到许多材料，说明从元嘉文学的“文多经史”(裴子野《雕虫论》)，向永明文学的“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的过渡，玄学的兴起确实起到了先导作用。同样的情形，梁代中后期，萧纲、萧绎兄弟也有意以玄学相号召，扼制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潮流，推动梁陈文风转变。玄学的兴衰与文学的发展，两者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而这，也需要首先对史书作一番梳理工作，才能理出一些继续研讨的线索。
(三)“熟读《离骚》”与晋宋创作风气
学术风气影响到文学创作风尚，这在正史中也可以看到不少标记。举例来说，东晋偏安江左以来，一种长短相间、韵律灵活多变的杂言诗颇为盛行。有趣的是，许多诗人似乎有意采用《楚辞》句式入诗，显得文雅峭拔，不同凡俗。这类作品，如湛方生《怀归谣》《游园诗》《秋夜诗》、谢庄《怀园引》《山夜忧》等，形式上颇近于赋，却也难否认是诗。不管归类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类作品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晋宋士人偏爱《楚辞》有很大关系。“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见，能熟读《离骚》是充当名士的一个起码条件。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晋宋时代的《楚辞》研究也很盛行。我们从《隋书·经籍志》中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研究著作，绝大多数是晋宋人所著。郭璞、何偃有《楚辞注》，皇甫遵在王逸、郭璞、何偃三家注基础上又撰《参解楚辞》7卷。徐邈、诸葛氏又各撰有《楚辞音》等，这些是较有代表性的著述。这种风尚，从鲍照到江淹，持续不断。但是到了永明以后，情形则发生很大变化，沈约《八咏诗》还带有骚体的影响，其他作家则很少用骚体从事杂言诗创作。沈约生长在刘宋中后期，诗歌创作多少还受到元嘉诗风的影响，《八咏诗》 又是他在出任东阳太守期间所作，失意烦闷，借用骚体以抒写自己抑郁不平的思绪，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在沈约以及其他永明诗人的杂言诗创作中毕竟是个例外。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与现存作品略作比较，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变迁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