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心学与明代诸体文学·心学与晚明小品
作为一种文体的“小品”有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性质，广义小品如朱光潜所言：“凡是篇幅较短，性质不甚严重，起于一时兴会的文字似乎都属于小品文，所以书信、游记、书序、语录以至于杂感都包含在内。”①而狭义的小品则专指晚明的性灵小品。但即使狭义小品，其所包括的范围也难确定，明人陆云龙等人点评的《翠娱阁评选皇明小品》共选16家，而今人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则共论73家。不过从诸多论述中仍可找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即晚明小品以受心学影响的性灵派作家为核心，如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陈继儒、竟陵派等等;其主要特点则是突出自我个性、诙谐有趣、自由活泼及文法不拘一格等等，可以说小品文乃是心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心学思潮的体现。
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小品文的研究曾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而兴盛一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学者将新文学运动的源头追至晚明而决定的。嵇文甫的意见较有代表性：“明中叶以后，整个思想界走上一个新阶段，自由解放的色彩从各方面表现出来，前有白沙，后有阳明，都打出道学革新的旗帜，到王学左派而这种潮流发展到极端了。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时代精神的表现。”①在此不仅可以看出其称赞公安竟陵时所隐含的新文学运动之背景，而且还直接与思想界的心学运动联系在一起。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径直将公安竟陵称作“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并说：“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②但周作人的观点在当时遭致不少人的非议，更加上林语堂等人提倡小品文的闲适遭到鲁迅等学者的严厉批评，所以后来对小品文的研究稍有沉寂。但那一次的小品文研究高潮还是对后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只是当时并没有将它与心学的关系看得很重，其重心是着眼于革新与复古的对立，因为这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核心。这种革新与复古对立的思路可以说贯穿了20世纪的小品文研究，各家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乃至专题研究，几乎均未超出此一模式。
真正对心学与小品文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刚起步时许多人似乎更多的是注意心学对小品文的负面影响，如尚学峰《论公安三袁的散文》认为“三袁受李贽和泰州学派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同属于陆王心学的体系”，但又认为陆王心学毕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具有空言心性与消极颓废的缺陷。三袁受此影响，“在他的作品中，除了鼓吹个性自由外，很少表现更为积极的人生追求，也很少对社会现实作更广泛的反映和深刻的剖析，题材比较狭窄，思想深度不够，尤其缺少催人奋发的力量”③。此后，学者们则多从正面对小品文与心学的关系进行内在学理性的研究，这主要分两方面：
一是心学对小品文作家精神心态的影响。台湾学者曹淑娟《晚明性灵小品研究》一书，在“小品反映士人的人生理念”一节所论述的四点：“见在良知的信持”、“狂狷乡愿的辨明”、“三教思想的会合”、“人生观的具现典型”，可以说全都与心学相关。如其论“狂狷乡愿的辨明”时说：“王学狂狷乡愿之辨，影响着晚明多狂狷之士，尤多狂者。上焉者，缘于自我的尊重，志大言大，纵使行有不掩，总是操持向上一线之力，表现在文学上，一则激涌起抗撷传统权威的勇气，能够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晚明文学见解遂有热烈的讨论，而有公安、竟陵诸人文学观的提出。二则狂狷乡愿之辨引申到文章的真伪之辨，宁真毋伪，以独抒性灵为上，纵有疵处，亦觉可爱。”又在“性灵小品写作的基本精神”一章中论述心学心源论对晚明小品作家文学观之影响说：“诸家肯定文学创作活动有内发性的本源，作者将之披露于作品，作品因之得以成立，所谓童心、性灵、性情、精光、元神，都是同一内涵的描述语。”①这些见解都是很有价值的。与曹著出版于同一年的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一书，讨论了李卓吾与陈眉公两位小品作家的人格类型，也论述了其与心学之关系，颇具启示意义。大陆学者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一书也指出：“理学向心学的转变，儒、释、道三教互渗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促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大胆肯定自我的人性、人情、人欲等种种表现，这一点乃是晚明人的文化心态与人生态度上最根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既是晚明小品兴盛的原因之一，也通过晚明一部分小品反映出来。”②赵伯陶《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一书专设“返璞归真——从‘良知’到‘童心’”一节，论述心学与小品文之关系，其中说：“从王阳明的‘良知’到李贽的‘童心’，是一条思想解放的途径，明清人的小品也正是沿着这一途径才绽出朵朵奇花异葩。他们任情自适、率性而为的自由个性铸就了挥洒自如的小品精神。‘求诸内’的方法论，使文人士大夫在文艺创作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灵性。”③这种注重小品文与心学内在关联性的研究，标志着本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心学的思维方式与学风对小品文文体及艺术性的影响。较早留意于此的有吴伯森《山容水意·别是一种性灵》与石育良《山水出性灵》两篇文章①，两位作者均注意到心学对主观性灵的强调，导致了公安派山水小品有别于传统山水游记的特点，即作者主观情趣的增强与山水拟人化神态的描写。如石育良之文说：“袁中郎主张‘率性而行’，主张性情的自由表现，由于社会政治气氛的限制和世俗人们游山玩水风尚的影响，袁中郎就把个性和情趣外射到客观景物之上，使自然景物无不具有人的性情和神态。”上述文章尽管还没有从更高层面论述该问题，但毕竟已经有所接触。而到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与《中国文体形态研究》二书时，已经将其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作者将晚明小品置于整个心学背景与儒释道思想潮流之下，全面论述了各家小品之特点与小品文之观念，更重要的是还论及这种性灵思潮对小品文艺术形式的影响：“晚明小品与明代中期散文相比，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复古摹古转向师心自运，艺术形式上从传统的古文体制中解放出来。”“小品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文体，最为自由，它比较接近真实的生活和个人的情感世界。晚明小品形式活泼，内容多样;谈天说地，本无范围;言近旨远，充满情趣。晚明小品样式很多，随笔、杂文、日记、书信、游记、序跋、寓言等等;其内容可以言志，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写景，可以写人，可以状物;其风格，可以幽默，可以闲适，可以空灵，亦可以凝重。”②将“师心自运”与“个性化”作为联结心学与小品文的中介，无疑是相当准确的，也使得文体的研究真正进入了文化的层面，这应该说是以后文体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当然，相对于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探讨心学与小品文的关系，心学思潮与小品文形式的关系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以后理应得到加强。同时，对公安派等重点作家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徐渭、陶望龄、汤显祖、陈继儒、张岱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更不要说像屠隆、王思任、刘侗等一般小品作家了。而要从总体上把握心学与小品文之关系，这些研究又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 朱光潜《论小品文》,见《孟实文抄》,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① 嵇文甫《左派王学》卷首,开明书店1934年版。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第2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新版。③ 张国光、黄清泉编《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第233—234页。① 第126页、第151页,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② 第1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③ 第8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① 二文均收入张国光、黄清泉编《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② 吴承学《中国文体形态研究》,第26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